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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筑起新的长城 1931年9月18日,一件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突然在沈阳发生了。这天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之中。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3月9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宣布成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两年后改称“皇帝”)的“满洲国”。 亡国惨祸,迫在眉睫。面对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这个事实,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可是,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确定的基本方针是求和,实行不抵抗主义。但这并没有满足日本侵略者无止境的欲望。到1935年,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北地区的争夺,制造了被称为“华北事变”的一系列事件。 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忍无可忍的北平学生在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遭到军警的殴打和水龙喷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人郁积在心中的悲愤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了。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工人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一二九运动成为中华民族觉醒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当华北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候,中共中央和红军正在长征路上。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10月1日在国外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转变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推进一二九运动后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在西北地区,对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的工作,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从1935年底开始,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中国共产党为表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动。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蒋介石于12月4日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军队开赴陕北前线“剿共”,由此引发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随行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夜,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处理意见。中共中央在经过认真研究后,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中共中央在弄清情况后认为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经过谈判,蒋介石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项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此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关系取得迅速发展。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会上,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国民党的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报告深刻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于5月17日至6月10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着力引导全党去冲破“左”倾思想的禁锢,去思考和分析过去白区工作遭受挫折的教训,彻底否定错误的工作指导方针,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新形势下,党在整个白区工作中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策略任务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为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积极开展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的各项巩固和平、促进团结、实现抗战的工作。 为做好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中共中央还特别重视加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各地党组织都注意扩大和发展军队。到全国抗战爆发前,正规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有所加强。陕甘宁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整顿和建设。整个根据地共20余县,100余万人。这个地区虽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在政治上民主团结,生气勃勃,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在党组织和政府领导下扎实地进行,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区。 中国共产党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尽管局势发展中还有跌宕起伏,但历史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的阶段过渡了。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借口一名士兵失踪,突然向北平西南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从此,长达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了。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 8月,国共双方达成将在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编制4.5万多人。1937年9月,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 9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形成。 国共合作虽然实现了,但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分歧,形成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和两种不同的军事战略方针。 国民党实行的是单纯依靠政府、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得正面战场的作战非常不利。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日军夺取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和大片国土。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手段极其残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在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中国军民被杀害30多万人。 共产党实行的是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9月25日,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设伏,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振奋了全国军民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华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11月中旬,八路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实施战略展开,同地方党组织相配合,积极建立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冀西阜平召开,经过民主选举,成立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 在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的同时,国共两党于1937年10月在南京达成协议,将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1.03万人。新四军成立后,各部相继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 随着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的彻底破产,“速胜论”一时甚嚣尘上,同时“亡国论”仍有相当大的市场。为了回答抗日战争的规律和前途,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下《论持久战》,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实行人民战争。 按照持久战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先后建立起华北的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华中的苏南、皖中、豫东等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也得到巩固。 193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原在山区的八路军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开展游击战争。新四军各部也利用山区和河湖港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共产党人杨靖宇等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更加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加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通过开展统战、宣传等项工作,有利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配合敌后战场的斗争。 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复杂关系,党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然而,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后,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轻视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提出了一套右的错误主张。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许多同志围绕总结抗战15个月的经验作了报告或发言。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这次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战略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并在其占领区内加紧扶植汉奸傀儡政权。这时,英国、美国为应付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挑起的战争,力求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因此也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劝降活动。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在1938年12月公开投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虽然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面对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党在领导人民军队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武装进攻的同时,还迎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 在严重的斗争面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根本上向全国人民说明自己对中国革命的全部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39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地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什么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必须衔接起来,既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容许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纲领是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纲领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共产主义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思想体系,一个是社会制度。从社会制度来说,必须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开。但是现时的中国革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就不能不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否则,就不能保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胜利;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它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 中共中央还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一系列策略原则。这些原则,保证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能够更加成熟而恰当地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并不断取得成功。 1941年1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移师北上途中,突遭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血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后遇害。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进行了坚决反击。1月28日,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由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 八路军、新四军仍肩负着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从1938年冬到1940年底,敌后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也发展壮大起来。到1940年底,党领导的军队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16块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已拥有1亿人口,在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陆续参战的部队达到100多个团,约20余万人,被称为百团大战。大战中,八路军官兵英勇杀敌,截止到12月5日,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0多人、伪军1.8万人,缴获一批军用物资。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的民心。 为坚持长期抗战,党十分重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实行“三三制”、减租减息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借以调动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使落后的农村变成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先进的巩固的阵地。这对于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战直到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战胜严重困难和整风运动 1941年至1942年,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将这一困难时期称作“黎明前的黑暗”。 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苏联卫国战争爆发。12月8日凌晨(东京时间),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为把中国变成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将陆军主力压在中国战场上。在其占领区内,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1941年至1942年,在“扫荡”华北根据地时,日军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在反复的“扫荡”中,日军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进行毒气战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日军对华中根据地也发动大规模进攻,并以苏中、苏南为重点,反复进行“清乡”。 在日军的进攻中,敌后军民遭到重大伤亡。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日军大肆破坏和毁灭中国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造成敌后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时,国民党政府不仅继续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重了经济困难。 面对严重困难,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抗战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困难,强调发扬革命精神,战胜困难,争取胜利。毛泽东号召根据地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抗日阵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针对日军对敌后的疯狂进攻,中共中央提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武装工作队等等,使日、伪军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斗争,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 敌后军民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吉林省濛江县三道崴子被敌人包围。面对众敌,他毫无惧色,手握双枪与敌人顽强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牺牲时年仅35岁。日军解剖了他的遗体,发现胃中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不见一粒粮食。1941年8月1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村民交出英勇善战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当场杀死数人,许多人被严刑拷打,却没有人告密。马本斋的母亲不忍群众被打杀,自己挺身而出。敌人对她威胁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马母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绝食而死。1941年9月25日,在冀西易水河畔的狼牙山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连续打退日军四次冲锋。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其中3人坠落崖底,壮烈牺牲,2人被挂在树枝上,后来脱险。人们赞誉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合围的危急情况下,指挥部队突围作战,在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突围时,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年仅37岁。1942年冬,日军对鲁中根据地进行“扫荡”,山东军区特务营奉命掩护军区机关和群众突围,先后毙伤日、伪军600余人。全营最后只剩下14名战士,被敌人压缩在对崮山东端,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跳崖牺牲。晋察冀边区民兵爆炸英雄李勇和他领导的游击小组,以步枪结合地雷作战,创造了毙伤日伪军364名、炸毁敌人汽车25辆的辉煌成果。日、伪军“扫荡”冀中深县王家铺子时,群众被抓20多人,日军连续杀死14人,群众仍然没有吐露八路军的情况。河北省平山县拥军模范戎冠秀,在反“扫荡”战斗中,不避艰险,奋不顾身地安置救护伤员,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突出事例,充分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反对侵略的民族精神。抗日民族英雄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的中国人民的心中。 为克服严重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中共中央采取精兵简政等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各抗日根据地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41年3月起,王震率第三五九旅陆续开进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使这里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1943年起,各抗日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出一批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 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党成立20多年来,中国革命取得很大的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对于历史经验教训,党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经常存在一些分歧,所以,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对端正党的思想路线起了积极作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主观主义的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样,全党整风的条件就成熟了。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一星期后,他又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以此为标志,全党整风运动开始。 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它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 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在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的问题。会后,文艺界开始整风学习。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在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共中央分别召开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以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王稼祥于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 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决议》表明,要争取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样,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决议》为七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是在党内外展开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30年代前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些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内外的阵地。整风运动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七大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121万党员。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 七大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的国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大会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作了全面说明。大会强调指出,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七大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党的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新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在同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概括为八个方面: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和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和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和政策等。这八个方面主要的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理论。它正确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和方向。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七大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七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七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1943年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度过严重困难,进入再发展时期。1944年,敌后军民普遍向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这时,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倒退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在日军进攻面前缺乏战斗力。从1944年4月起,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向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新的战略性进攻。在八个月中,国民党军队丢失了豫、湘、桂、粤、闽等省的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国民党的腐败、倒退和正面战场的溃败,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在争取民主的斗争空前活跃的形势下,9月15日,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随后,中国共产党又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共产党的这个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着。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捷报频传。5月8日,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美军向日本本土步步逼进。到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有19块,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上升到91万人,民兵有220万人。随后,八路军、新四军完成对日军的夏季攻势作战,打通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美国开始推行扶蒋反共政策,这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气焰,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拒绝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选择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道路。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胜利,中国人民的夏季攻势,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末日的到来。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根据这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秘密协定,宣布对日作战。第二天,苏联红军从600公里的战线上进入中国东北,大举进攻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对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华日军128万人也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以胜利而告终。 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为夺取这个胜利,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据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付出极大牺牲,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更是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由于始终高举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博得了人民的信任,发展了自己的力量。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国民党统治区内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力量有很大增强,并同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大大增加了。中国共产党自身也锻炼得更加成熟,能够掌握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纯熟而恰当地处理种种复杂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达到了成熟。这一切,为以后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一页 cnlu.net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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