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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新民主主义的各项建设和改革

　　1949年10月1日，新定为首都的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乐曲声中，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接着举行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受阅部队。在全国已解放的各大城市，人们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它标志着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和内外战乱频繁、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占人类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党的历史也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因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所表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艰苦的生活和严格的纪律，使人们耳目一新。广大工农劳动群众满怀获得翻身解放的喜悦投入建设新国家的斗争。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大批参加革命工作。华侨青年和留学生纷纷回国。许多中间力量，包括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力量，主动向人民靠拢。许多人要求重新学习，改变旧思想，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解放区和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力量、革命力量汇合起来，更有力地发挥核心作用。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
　　然而，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基本方针，确定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医治战争创伤，完成民主革命遣留任务，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按照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部署，人民解放军向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最后的围歼，并进行大规模的剿匪作战。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西藏获得和平解放。自此，全国除台湾等少数岛屿外，实现了统一。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相继建立，社会秩序得到初步稳定。
　　建国伊始，最重要的任务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党和政府首先在没收官僚资本和陆续收回外国资本在华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并使之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党和政府依靠工人阶级，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恢复生产，开展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任务和“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会后，经过努力，国家财政收支在统一财经的基础上趋于平衡或略有结余。这些胜利，使国内外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工作的人们也不能不赞叹为“奇迹”。
　　正当党领导人民齐心协力、重建家园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维护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国家领土安全，中共中央、毛泽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从10月开始，一批批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井肩作战，迫使美国同意进行停战谈判。在国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举国上下呈现出前方打仗、后方支援的生动景象。根据中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保持市场、物价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最必要的投资性建设，为战胜军事、经济力量强大的美国提供了物质保障。经过两年边谈边打的艰苦斗争，1953年7月27日，中朝一方和美国一方终于在朝鲜板门店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中国人民赢得了反帝斗争的新胜利。
　　从1950年下半年起，在新解放地区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公布实行。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都已完成土地改革，使新老解放区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7亿亩耕地和相应的生产资料。至此，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得以彻底消灭。这就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从1950年12月开始，党还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运动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且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在处理案件中，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草率从事，反对逼供信，着重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大的方针。这场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包括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土匪，以及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都被基本上肃清。这使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斗争。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并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运动。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人民政权的巩固，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展开新民主主义的各项建设事业，进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
　　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民主改革方面。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在民主改革中，有领导地放手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揭露和控诉存在于旧企业中、接收后还没有来得及改革的封建把头制等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把一批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和职员提拔到行政和生产管理的领导岗位，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实现企业管理民主化，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名副其实的主人。这样就在企业收归人民的国家所有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在这些企业中进一步体现出来。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一个伟大变革，也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在一个方面的深入。党和政府为广泛宣传和贯彻执行《婚姻法》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有效地推进了妇女的解放。
　　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的斗争，也取得重大胜利。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这些在旧中国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病害，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都被基本禁绝。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惊奇和赞许。
　　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革命的洪流荡涤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中国的社会面貌、社会风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更加巩固，使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工作有了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
　　建国之初，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是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同资产阶级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1950年稳定物价以后，国家采取扩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调整税负等措施，合理调整公私、劳资、产销关系，帮助私营工商业度过难关，使它们在1951年获得的利润超过建国前22年中的任何一年。
　　但是，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牟取暴利。从1951年底起，党和政府针对不法资本家对干部的腐蚀，在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国家工作人员中有各类问题的人受到严肃处理，先后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因严重贪污而被判处死刑。随后，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并在私营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守法经营教育，推动工人监督制度的建立，取得了限制反限制斗争的又一回合的胜利。运动过后，国家进一步调整政策，扩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使私营工商业继续有所发展。
　　到1952年底，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达到或超过建国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工业和交通运输运输方面，成渝铁路和通往大西北的天兰铁路仅用两年就建成通车。党和政府恢复和改造东北等地原有的企业，并兴建了一批新的骨干企业。同时，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和商品贸易，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发展。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41.5％，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34.7％上升到56％。这表明，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有数量上的发展，而且有性质上的变化和质量上的提高。

　　“一化三改”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三年经济恢复达到预定目标，使国家获得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同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特别是土改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工业对粮食、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城市中限制与反限制斗争时起时伏，对国家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这就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从1952年9月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经过近一年的酝酿，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和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它的完整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并在全社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体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中国真正获得独立和走向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也是中国100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为之奋斗的宿愿。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结束，中国人民久已期盼的这个历史机遇终于到来了。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以工业化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执行的鼓舞下，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学习过程中，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烈气氛。工人阶级一马当先，不仅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而且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1954年4月，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等7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向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工人中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随即提高一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像在战争年代选派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工作一样，下最大决心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分配到工业战线上去，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在工业化建设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怕艰苦，兴高采烈地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农民也以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
　　大规模工业建设开始后，党和政府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保持市场物价稳定，基本满足工业化的急需。随后又实行对食油、棉花、棉布的统购统销。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相应地需要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在党的领导下，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显著成绩。在建国初开展知识分子学习、改造运动的基础上，1954年，毛泽东以《红楼梦》研究问题为契机，发起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场批判是必要的，但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思想、学术问题，势必流于简单、片面。随后，1955年开展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变为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加强民主与法制问题提上了重要日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坚持、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相应地进行国家立法活动，使民主与法制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国际交往中，根据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政府提出处理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显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党还十分注重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和加强党的团结，在党内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进行的反党分裂的活动，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团结，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更有力地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渡时期总路线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农业的改造，中共中央于1951年和1953年先后作出决议，要求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通过互助组、初级社等过渡形式把农民逐步引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并为此制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农业互助合作经过初期稳步发展，到1955年春出现大发展局面。由于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1955年夏季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全国在短短几个月内骤然实现初级社化，接着又向高级社化发展。到1956年底，全国人社农户已达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87．8％。原来预计18年实现的农业合作化任务，仅用7年就提前完成了。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经过1953年以前加工订货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954年开始重点发展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随后，中共中央决定采取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把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同全行业公私合营结合起来。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浪潮席卷全国。1月10日北京市率先宣布全市实现公私合营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就有50多个大中城市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2％，分别被纳入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完成。
　　在此期间，本来稳步前进的手工业改造工作受到影响，原来采取的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改变为手工业全行业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有91.7％的手工业者被纳人各种手工业合作组织。
　　1956年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农民、手工业者等劳动群众的个体私有制基本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以这种经济制度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社会主义因素，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表明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消灭私有制的深刻社会变革，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继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次历史巨变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毛泽东因此而成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又一位伟大人物。

　　“一五”计划建设的成就

　　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保证了国家“一五”计划任务的超额完成。1956年“一五”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到1957年底，各项指标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5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09个。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1952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1.9倍。
　　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210%，平均每年增长25.4%，消费资料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9%。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从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说，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半数以上投放内地，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进。“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101%，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达19505万吨，比1052年增长19%，平均每年增长3.7%；棉花产量达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平均每年增长4.7%。
　　5年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除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变化很大，1950年主要是靠工商和农业税收，占75%，国营企事业收入只占13.4%，其中工业收入仅占6.8%，1957年各项税收的比重下降为49.9%，国营企事业收入则上升为46.5%，其中工业企业收入上升为19.1%。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三分之一强，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提高38.5%，农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提高27.4%。
　　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工业建设战线喜报频传，一批大型建设项目陆续竣工。1953年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这是中国重工业建设中首批竣工投入生产的重要工程，大大加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时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胜利。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为在内地建立大型钢铁基地开了头。到1956年，中国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工厂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开始修建，到1957年建成，使铁路从此可以纵贯中国。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大大小小建设项目不胜枚举，单是限额以上的较大项目，平均起来每天有一个开工或者竣工。
　　中国的工业化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扎扎实实地取得进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基本完成，使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体任务更加显得紧迫。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继续完善，尤其需要有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客观形势要求党从理论认识和实践行动上，把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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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主主义的各项建设和改革

　　1949年10月1日，新定为首都的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乐曲声中，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接着举行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受阅部队。在全国已解放的各大城市，人们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它标志着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和内外战乱频繁、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占人类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党的历史也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因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所表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艰苦的生活和严格的纪律，使人们耳目一新。广大工农劳动群众满怀获得翻身解放的喜悦投入建设新国家的斗争。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大批参加革命工作。华侨青年和留学生纷纷回国。许多中间力量，包括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力量，主动向人民靠拢。许多人要求重新学习，改变旧思想，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解放区和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力量、革命力量汇合起来，更有力地发挥核心作用。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
　　然而，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基本方针，确定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医治战争创伤，完成民主革命遣留任务，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按照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部署，人民解放军向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最后的围歼，并进行大规模的剿匪作战。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西藏获得和平解放。自此，全国除台湾等少数岛屿外，实现了统一。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相继建立，社会秩序得到初步稳定。
　　建国伊始，最重要的任务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党和政府首先在没收官僚资本和陆续收回外国资本在华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并使之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党和政府依靠工人阶级，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恢复生产，开展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任务和“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会后，经过努力，国家财政收支在统一财经的基础上趋于平衡或略有结余。这些胜利，使国内外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工作的人们也不能不赞叹为“奇迹”。
　　正当党领导人民齐心协力、重建家园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维护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国家领土安全，中共中央、毛泽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从10月开始，一批批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井肩作战，迫使美国同意进行停战谈判。在国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举国上下呈现出前方打仗、后方支援的生动景象。根据中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保持市场、物价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最必要的投资性建设，为战胜军事、经济力量强大的美国提供了物质保障。经过两年边谈边打的艰苦斗争，1953年7月27日，中朝一方和美国一方终于在朝鲜板门店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中国人民赢得了反帝斗争的新胜利。
　　从1950年下半年起，在新解放地区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公布实行。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都已完成土地改革，使新老解放区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7亿亩耕地和相应的生产资料。至此，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得以彻底消灭。这就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从1950年12月开始，党还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运动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且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在处理案件中，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草率从事，反对逼供信，着重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大的方针。这场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包括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土匪，以及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都被基本上肃清。这使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斗争。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并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运动。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人民政权的巩固，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展开新民主主义的各项建设事业，进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
　　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民主改革方面。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在民主改革中，有领导地放手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揭露和控诉存在于旧企业中、接收后还没有来得及改革的封建把头制等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把一批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和职员提拔到行政和生产管理的领导岗位，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实现企业管理民主化，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名副其实的主人。这样就在企业收归人民的国家所有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在这些企业中进一步体现出来。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一个伟大变革，也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在一个方面的深入。党和政府为广泛宣传和贯彻执行《婚姻法》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有效地推进了妇女的解放。
　　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的斗争，也取得重大胜利。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这些在旧中国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病害，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都被基本禁绝。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惊奇和赞许。
　　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革命的洪流荡涤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中国的社会面貌、社会风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更加巩固，使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工作有了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
　　建国之初，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是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同资产阶级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1950年稳定物价以后，国家采取扩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调整税负等措施，合理调整公私、劳资、产销关系，帮助私营工商业度过难关，使它们在1951年获得的利润超过建国前22年中的任何一年。
　　但是，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牟取暴利。从1951年底起，党和政府针对不法资本家对干部的腐蚀，在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国家工作人员中有各类问题的人受到严肃处理，先后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因严重贪污而被判处死刑。随后，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并在私营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守法经营教育，推动工人监督制度的建立，取得了限制反限制斗争的又一回合的胜利。运动过后，国家进一步调整政策，扩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使私营工商业继续有所发展。
　　到1952年底，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达到或超过建国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工业和交通运输运输方面，成渝铁路和通往大西北的天兰铁路仅用两年就建成通车。党和政府恢复和改造东北等地原有的企业，并兴建了一批新的骨干企业。同时，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和商品贸易，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发展。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41.5％，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34.7％上升到56％。这表明，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有数量上的发展，而且有性质上的变化和质量上的提高。

　　“一化三改”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三年经济恢复达到预定目标，使国家获得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同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特别是土改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工业对粮食、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城市中限制与反限制斗争时起时伏，对国家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这就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从1952年9月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经过近一年的酝酿，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和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它的完整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并在全社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体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中国真正获得独立和走向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也是中国100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为之奋斗的宿愿。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结束，中国人民久已期盼的这个历史机遇终于到来了。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以工业化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执行的鼓舞下，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学习过程中，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烈气氛。工人阶级一马当先，不仅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而且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1954年4月，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等7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向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工人中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随即提高一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像在战争年代选派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工作一样，下最大决心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分配到工业战线上去，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在工业化建设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怕艰苦，兴高采烈地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农民也以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
　　大规模工业建设开始后，党和政府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保持市场物价稳定，基本满足工业化的急需。随后又实行对食油、棉花、棉布的统购统销。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相应地需要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在党的领导下，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显著成绩。在建国初开展知识分子学习、改造运动的基础上，1954年，毛泽东以《红楼梦》研究问题为契机，发起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场批判是必要的，但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思想、学术问题，势必流于简单、片面。随后，1955年开展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变为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加强民主与法制问题提上了重要日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坚持、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相应地进行国家立法活动，使民主与法制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国际交往中，根据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政府提出处理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显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党还十分注重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和加强党的团结，在党内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进行的反党分裂的活动，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团结，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更有力地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渡时期总路线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农业的改造，中共中央于1951年和1953年先后作出决议，要求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通过互助组、初级社等过渡形式把农民逐步引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并为此制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农业互助合作经过初期稳步发展，到1955年春出现大发展局面。由于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1955年夏季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全国在短短几个月内骤然实现初级社化，接着又向高级社化发展。到1956年底，全国人社农户已达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87．8％。原来预计18年实现的农业合作化任务，仅用7年就提前完成了。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经过1953年以前加工订货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954年开始重点发展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随后，中共中央决定采取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把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同全行业公私合营结合起来。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浪潮席卷全国。1月10日北京市率先宣布全市实现公私合营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就有50多个大中城市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2％，分别被纳入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完成。
　　在此期间，本来稳步前进的手工业改造工作受到影响，原来采取的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改变为手工业全行业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有91.7％的手工业者被纳人各种手工业合作组织。
　　1956年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农民、手工业者等劳动群众的个体私有制基本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以这种经济制度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社会主义因素，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表明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消灭私有制的深刻社会变革，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继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次历史巨变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毛泽东因此而成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又一位伟大人物。

　　“一五”计划建设的成就

　　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保证了国家“一五”计划任务的超额完成。1956年“一五”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到1957年底，各项指标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5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09个。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1952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1.9倍。
　　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210%，平均每年增长25.4%，消费资料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9%。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从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说，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半数以上投放内地，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进。“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101%，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达19505万吨，比1052年增长19%，平均每年增长3.7%；棉花产量达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平均每年增长4.7%。
　　5年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除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变化很大，1950年主要是靠工商和农业税收，占75%，国营企事业收入只占13.4%，其中工业收入仅占6.8%，1957年各项税收的比重下降为49.9%，国营企事业收入则上升为46.5%，其中工业企业收入上升为19.1%。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三分之一强，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提高38.5%，农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提高27.4%。
　　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工业建设战线喜报频传，一批大型建设项目陆续竣工。1953年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这是中国重工业建设中首批竣工投入生产的重要工程，大大加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时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胜利。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为在内地建立大型钢铁基地开了头。到1956年，中国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工厂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开始修建，到1957年建成，使铁路从此可以纵贯中国。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大大小小建设项目不胜枚举，单是限额以上的较大项目，平均起来每天有一个开工或者竣工。
　　中国的工业化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扎扎实实地取得进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基本完成，使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体任务更加显得紧迫。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继续完善，尤其需要有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客观形势要求党从理论认识和实践行动上，把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上一页 cnlu.net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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