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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探索的良好开端

　　1956年，中国城乡到处响起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喧天锣鼓。这锣鼓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报喜锣鼓，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场锣鼓。以后的路怎么走？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中国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出现一系列新的特点。首先，缓和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向。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是冷战双方开始就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举行谈判，并取得一些成果。亚洲和非洲国家广泛兴起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一些新兴国家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逐渐得到改善。其次，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开始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在完成对战后经济恢复的基础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调整内部经济结构，逐步建立战后新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社会主义各国按照经济计划，不断扩大投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统计结果显示，苏联经济正以超过西方主要国家二至三倍的速度发展，中国“一五”计划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美国、英国和日本，同周边的印度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比，经济上更是保持了明显优势。特别是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继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人类开始利用核能的新时代之后，以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标志，人类开始了摆脱地球引力向外层空间的进军。这些新技术革命的发生，推动各国将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开拓了人类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新领域。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就中国而言，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这种增长的起点很低，实际上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综合国力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因此，把握历史的机遇，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现实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全党上下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事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个目标是明确的。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却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成功地探索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经验，而且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更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头7年间，特别是从1953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几年里，党曾经把苏联建设模式作为学习的样板，号召“学习苏联”。但是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也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探求。在“一五”计划建设的过程中，苏联模式在中国逐渐暴露出某些问题，比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轻工业，重积累、轻消费导致国民经济重要关系比例失当，管理体制因权力过分集中而显得僵死和缺乏活力。
　　如果说建国头几年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从自身体验中发现了问题，那么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又从外部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认识苏联模式弊端的契机。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这个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极大震动，人们没有想到斯大林竟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这样多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开会研究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并将讨论结果写成《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先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它一方面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都是一切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报告无论在内容上和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在批评苏共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肯定斯大林“功大于过”的同时，毛泽东着重指出，对于苏共二十大，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也就是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2月中旬至4月下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分别听取中共中央、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讨论问题。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讨论，得到中央政治局赞同后，5月2日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即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它所论述的十大问题（即十大关系），是总结本国实践经验和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注重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报告还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报告同时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非及中国和外国等方面的关系。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同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肯定中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分析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报告时，又针对中国科学文化领域受苏联学术批评中粗暴作风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把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和文化的基本方针。党在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文化上作出的这些决策，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在前一阶段探索的基础上，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100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
　　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改进经济体制方面，要求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肯定“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的思想；在国家工作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文化科学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基本方针；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在党的建设方面，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又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党的八大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一次历史性盛会。它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八大既肯定了前一阶段党对中国自己道路探索的成果，又进行了新的探索，丰富、深化了已有的认识。
　　八大之后，党沿着八大确定的正确方向继续探索。这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按照八大的方针，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编制1957年建设计划；一是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
　　按照“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八大以后调整经济关系有了初步进展，并产生了一些新思路。1956年秋冬，自由市场又活跃起来，个体工商户明显增长，其中还出现了较大的手工业和手工工场，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厂”，也出现了“地下商店”。对社会主义改造后出现的这种情况，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十分开明的主张。1956年12月，毛泽东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谈话，认为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毛泽东甚至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周恩来等也表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同八大相比，这些思路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允许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而且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存在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
　　在农业集体经济内部，中共中央在八大之后提出了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好农业社生产管理工作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是调整社队规模，一般不宜过大；社对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深远山区也可以包产到组、到户；对队组实行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四川、安徽、广东、浙江、河北等不少地方的农村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这些政策和实践，是根据实际情况，对合作化以后农村的生产关系进行的调整，是朝向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创造性尝试。
　　中共中央还开始酝酿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195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有关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文件草案，要求各地讨论。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经济工作小组，着手拟定这一方面改革的方案。这一改革的主要精神是改变权力过多集中于中央而地方和企业权力太少的状况，重新划分中央、地方和企业的权限，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地方和企业。中央设想的改革涉及从计划、财政、基本建设到工业、运输、邮电等18个方面，先从工业、商业、财政3个方面展开。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这三个文件是对党的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具体化。
　　八大以后，中共中央在指导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坚持八大肯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注意继续解决前一阶段得到初步遏止的急躁冒进问题。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等联系苏联、东欧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和国内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强调应当把工业建设的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1957年的计划应当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在这个方针指导下，陈云主持制定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压缩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
　　党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针的同时，根据八大的精神，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准备全党整风。
　　1956年6月和10月，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这年秋冬，中国国内也出现一些不安定的情况。一些地方发生罢工、请愿事件。在农村，夏收以后不少地方发生闹粮食、闹退社的风潮。知识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思想日趋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问题上发表各种意见，其中不少意见相当尖锐。
　　波匈事件和国内的不安定情况，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思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在波兰和匈牙利，一方面已经出现否定苏联和十月革命的倾向，另一方面，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照搬苏联经验、阶级斗争不彻底等错误的恶果也逐渐表露出来。对国内闹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着重从领导方面分析，指出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政治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工作方法不对。这表明，党试图以波匈事件为戒鉴，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节不断得到解决。毛泽东特别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他指出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肃反问题、少数人闹事问题以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节约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分析和阐明了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认为，在这个时候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这表明党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且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这个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党和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思想成果。
　　从1956年到1957年春，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作了多方面探索。这些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却是整个探索过程的一个良好开端。当然，由于实践的时间不长，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没有牢固地确立和取得共识，许多新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还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因此，这个探索远未完结，它将经历很长而且很曲折的历程。

　　探索的曲折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传达后，党实际上已开始整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风运动采取“开门”的形式，既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欢迎党外人士参加，对党和政府及党员、干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予以批评。
　　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党外人士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同时也出现一些复杂情况。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印发党内高级干部。文章认为当前的形势已经是“右派猖狂进攻”。这表明运动由党内整风开始转向反击右派。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少数右派分子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以此为标志，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
　　本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存在着怀疑甚至否定的思潮。党同这种思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是必要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同这种思潮的斗争应当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进行。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并主要采用解决思想问题的方式来进行的斗争，扩展成“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从而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这首先表现在通过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次表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贯彻执行受到很大损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遭到破坏。再次表现在经济方面，农业合作社中包产到户的探索受到严厉批判，重新放开一点私营经济的设想也被弃置，反冒进被视作右派或接近右派的语言遭到批判。
　　反右派斗争以及此前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中共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应当搞得更快一些。为此，中共中央、毛泽东酝酿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1957年九十月间，党召开八届三中全会。会后，中央公布全会通过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掀起一个生产高潮。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苏联提出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15年赶超美国之后，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12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八大致辞，公开宣布了这个目标。这年冬季，各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掀起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为作进一步的发动，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南宁和成都召开中央会议，号召破除迷信，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1958年5月，党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它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主要表现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不断修改计划指标。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科技等各个方面也纷纷制定跃进计划，投入“大跃进”浪潮。经济建设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生产关系急于向更高一级形式过渡。1958年七八月间，报刊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的思想。河南、山东等地闻风而动，开始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提高了当年粮食产量和钢产量的计划指标，并作出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会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为完成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各地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第一书记挂帅，动员9000万人，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公社化。
　　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全面紧张。这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开始通过调查研究，努力加以解决。1958年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先后在郑州、武昌召开一系列会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强调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决议还强调今后一个时期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会后，各地普遍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受到社员群众的欢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注意解决工农业生产高指标的问题，在4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将当年的基建投资再次作了压缩。
　　从1958年秋冬开始，经过9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强迫命令、瞎指挥得到初步遏止，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这一段的初步纠“左”，是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的新的探索。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初期是继续纠“左”，但是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在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之后，会议方向由纠“左”骤然转向反右，展开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批判。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又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在更大范围内批判彭、黄、张、周。全会决定把彭德怀等人调离领导岗位，并决定把“反右倾”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后，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党员干部遭到错误批判，造成严重后果。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导致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困难。党希望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试图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但却忽视了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强化了苏联模式的弊端。这个教训是应该认真汲取的。

　　在全面调整中进一步探索

　　在“大跃进”导致的严重挫折面前，中共中央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1年1月，党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表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重要转变，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到地方搞调查研究。针对调查中反映出来的最突出的平均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先后于1961年3月和5月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纠正公社化以来农村工作中若干突出的错误，解决群众意见最大、最紧迫的问题，对于重新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的矛盾，中共中央采取压缩城镇人口的紧急措施，动员城镇人员到农村安置。到1961年底，职工比年初减少820万，城镇人口减少1000万左右。
　　八届九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还对工业进行了调整。1961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强调计划指标该退的坚决退下来。国家计委根据这个精神，对1961年的计划指标作了较大调整。中共中央还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文件的贯彻执行，使企业出现一些新的气象。
　　同经济工作相配合，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开始进行调整，制定了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这些条例的贯彻执行，使工作秩序得到恢复，大多数知识分子心情较为舒畅，工作热情重新焕发出来。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三年“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开始好转。但是，整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面对这种形势，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000余人，通常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1月30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并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领导人带头认真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带头对几年来发生的问题作自我批评，使与会者解除了不少顾虑，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质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增强了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的信心。
　　七千人大会后，经济调整和政治关系的调整都有新的进展，在某些方面还进行了大胆探索。1962年2月和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大幅度调整的措施。
　　在实行调整的岁月里，虽然面临严重困难，但是领袖和人民、干部与群众休戚与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以身作则，节衣缩食。广大干部、党员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不畏困难，表现出高昂的精神状态。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调整工作到1962年底取得明显成效。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深入，政治关系也得到进一步调整。党继续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并对统一战线工作、侨务工作等方面存在的错误进行检查，为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党外人士甄别平反。中共中央还对党内的政治关系进行调整，加快了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
　　1961年和1962年的调整，实际上接续了党的八大前后的探索和“大跃进”期间一度纠“左”的探索，并且在理论上和思想认识上有所前进，对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新的可贵的经验。
　　经过七千人大会后的进一步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实际上还存在分歧。随着调整的进一步深入，再加上中苏争论的进一步激化，以及与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紧张关系加剧，党内对形势估量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逐渐发展起来。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进程，又发生了新的波折。
　　1962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9月，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反复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阶级斗争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会议错误地开展了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经过试点，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这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也使中共中央把正在进行的社教运动，看作是与国际反修斗争相配合的国内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措施。到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许多干部和群众。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表明，此时关于国内“反修防修”的斗争矛头，不仅指向各级干部，甚至指向了中央领导人。随着社教运动“左”倾错误的发展和1963年中苏两党争论的日趋激烈，毛泽东认为中国党内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
　　1963年以后，在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也开展了一系列错误的批判。这些批判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破坏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给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在总体上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大干扰，中央一线领导人的主要精力还集中于抓经济调整。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
　　到1965年，调整任务全面完成，比较圆满地实现了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所提出的继续调整的目标。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生产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生活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已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国民收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了全部外债。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会上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周恩来提出，从1966年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在这样庄严的场合，郑重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然而，这个宏伟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未能按计划付诸实施。

　　十年建设的成就

　　从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前这十年（1956年9月—1966年5月），是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的十年。十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以1962年为基期（这是国民经济调整中退到最低点的年份），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7.9%。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三项增长率分别为10.9%、4.5%、18%。当然，由于1962年的基数太低，后三年经济增长带有恢复性质，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并不完全可比。
　　以1957年为基期，在1958年到1965年的八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62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936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1%。工业主要产品中，钢增长1.3倍，达到1223万吨；原煤增长77%，达到2.32亿吨；发电量增长2.5倍，达到676亿度；原油增长6.75倍，达到1131万吨；合成氨增长8.7倍，达到148.4万吨。农业主要产品中，棉花达到209.8万吨，增长27.9%，粮食达到3891亿斤，接近1957年3901亿斤的水平。“大跃进”的大起大落使整个这段时间的增长率降低了。但是，由于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农业较快得到恢复，有些方面还有所增长，工业各方面都有增长，有些方面增长额相当可观。
　　“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然而，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扎实的成果。
　　工业建设方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在钢铁工业方面，除了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进一步建设以外，武汉、包头两大内地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十年中建设起来的。还有一批大中型钢铁基地也陆续在各地建成，战略大后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也是这个时期开始建设的。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1964年，中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支援农业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十年中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工业的地区布局和门类结构有了改善。
　　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个时期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庆油田是在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中央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进行勘探开发而迅速建设起来的。一年探明油田面积并进行试采实验，三年建设起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产量达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在石油地质理论、油田开发和炼油工艺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随后又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已经结束。同石油工业发展相联系，石油化工这门新兴工业也逐步建设起来。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为发展石油工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十年新修铁路近8000公里。鹰厦、包兰、兰青、兰新、川黔、桂黔等线建成通车。成昆、贵昆、湘黔、襄渝等线也在加紧修建。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车。三线建设任务的提出和部署，对铁路建设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
　　十年科学技术成绩显著。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许多具体要求均已达到，1963年提前制定新的十年（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毛泽东就制定这个新的规划作出指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成果最为显著。1958年，这方面工作已在聂荣臻主持下迈开步伐。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包括聂荣臻、罗瑞卿等在内的15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两弹”的研制。毛泽东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经过广大科技人员、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有关部门的职工、干部的努力，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它集中地代表了中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这一依靠自力更生取得的辉煌成就，有力地打破了某些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方面，钱学森、钱三强等一批科学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4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十年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57年至1966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中专学校毕业生共211万人，分别为1950年到1956年的4.9倍和2.4倍。经过调整，教育质量有很大提高。
　　这些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中国还在这期间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所表现的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是应当永载史册的。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被称为“铁人”的大庆工人、共产党员王进喜不怕任何困难、带头艰苦奋战的精神，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共产党员在带领群众战胜灾害和进行生产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解放军战士、共产党员雷锋的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就是这期间出现的光辉的榜样。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向他们学习，焕发起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十年建设的成就和探索中积累的正确认识和经验，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取得的。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毛泽东无疑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正确的思想和决策是毛泽东提出，得到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的；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有许多也是在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作出决策，付诸实施的。这十年期间受到错误压制和批判的理论观点、思想认识，如彭德怀、张闻天、邓子恢等领导人的许多意见和主张，同样是正确的探索和认识的一部分。总之，十年建设中，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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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的良好开端

　　1956年，中国城乡到处响起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喧天锣鼓。这锣鼓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报喜锣鼓，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场锣鼓。以后的路怎么走？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中国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出现一系列新的特点。首先，缓和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向。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是冷战双方开始就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举行谈判，并取得一些成果。亚洲和非洲国家广泛兴起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一些新兴国家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逐渐得到改善。其次，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开始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在完成对战后经济恢复的基础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调整内部经济结构，逐步建立战后新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社会主义各国按照经济计划，不断扩大投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统计结果显示，苏联经济正以超过西方主要国家二至三倍的速度发展，中国“一五”计划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美国、英国和日本，同周边的印度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比，经济上更是保持了明显优势。特别是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继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人类开始利用核能的新时代之后，以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标志，人类开始了摆脱地球引力向外层空间的进军。这些新技术革命的发生，推动各国将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开拓了人类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新领域。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就中国而言，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这种增长的起点很低，实际上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综合国力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因此，把握历史的机遇，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现实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全党上下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事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个目标是明确的。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却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成功地探索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经验，而且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更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头7年间，特别是从1953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几年里，党曾经把苏联建设模式作为学习的样板，号召“学习苏联”。但是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也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探求。在“一五”计划建设的过程中，苏联模式在中国逐渐暴露出某些问题，比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轻工业，重积累、轻消费导致国民经济重要关系比例失当，管理体制因权力过分集中而显得僵死和缺乏活力。
　　如果说建国头几年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从自身体验中发现了问题，那么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又从外部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认识苏联模式弊端的契机。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这个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极大震动，人们没有想到斯大林竟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这样多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开会研究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并将讨论结果写成《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先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它一方面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都是一切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报告无论在内容上和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在批评苏共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肯定斯大林“功大于过”的同时，毛泽东着重指出，对于苏共二十大，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也就是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2月中旬至4月下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分别听取中共中央、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讨论问题。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讨论，得到中央政治局赞同后，5月2日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即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它所论述的十大问题（即十大关系），是总结本国实践经验和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注重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报告还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报告同时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非及中国和外国等方面的关系。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同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肯定中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分析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报告时，又针对中国科学文化领域受苏联学术批评中粗暴作风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把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和文化的基本方针。党在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文化上作出的这些决策，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在前一阶段探索的基础上，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100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
　　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改进经济体制方面，要求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肯定“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的思想；在国家工作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文化科学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基本方针；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在党的建设方面，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又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党的八大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一次历史性盛会。它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八大既肯定了前一阶段党对中国自己道路探索的成果，又进行了新的探索，丰富、深化了已有的认识。
　　八大之后，党沿着八大确定的正确方向继续探索。这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按照八大的方针，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编制1957年建设计划；一是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
　　按照“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八大以后调整经济关系有了初步进展，并产生了一些新思路。1956年秋冬，自由市场又活跃起来，个体工商户明显增长，其中还出现了较大的手工业和手工工场，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厂”，也出现了“地下商店”。对社会主义改造后出现的这种情况，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十分开明的主张。1956年12月，毛泽东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谈话，认为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毛泽东甚至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周恩来等也表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同八大相比，这些思路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允许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而且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存在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
　　在农业集体经济内部，中共中央在八大之后提出了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好农业社生产管理工作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是调整社队规模，一般不宜过大；社对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深远山区也可以包产到组、到户；对队组实行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四川、安徽、广东、浙江、河北等不少地方的农村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这些政策和实践，是根据实际情况，对合作化以后农村的生产关系进行的调整，是朝向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创造性尝试。
　　中共中央还开始酝酿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195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有关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文件草案，要求各地讨论。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经济工作小组，着手拟定这一方面改革的方案。这一改革的主要精神是改变权力过多集中于中央而地方和企业权力太少的状况，重新划分中央、地方和企业的权限，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地方和企业。中央设想的改革涉及从计划、财政、基本建设到工业、运输、邮电等18个方面，先从工业、商业、财政3个方面展开。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这三个文件是对党的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具体化。
　　八大以后，中共中央在指导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坚持八大肯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注意继续解决前一阶段得到初步遏止的急躁冒进问题。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等联系苏联、东欧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和国内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强调应当把工业建设的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1957年的计划应当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在这个方针指导下，陈云主持制定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压缩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
　　党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针的同时，根据八大的精神，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准备全党整风。
　　1956年6月和10月，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这年秋冬，中国国内也出现一些不安定的情况。一些地方发生罢工、请愿事件。在农村，夏收以后不少地方发生闹粮食、闹退社的风潮。知识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思想日趋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问题上发表各种意见，其中不少意见相当尖锐。
　　波匈事件和国内的不安定情况，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思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在波兰和匈牙利，一方面已经出现否定苏联和十月革命的倾向，另一方面，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照搬苏联经验、阶级斗争不彻底等错误的恶果也逐渐表露出来。对国内闹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着重从领导方面分析，指出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政治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工作方法不对。这表明，党试图以波匈事件为戒鉴，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节不断得到解决。毛泽东特别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他指出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肃反问题、少数人闹事问题以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节约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分析和阐明了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认为，在这个时候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这表明党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且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这个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党和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思想成果。
　　从1956年到1957年春，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作了多方面探索。这些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却是整个探索过程的一个良好开端。当然，由于实践的时间不长，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没有牢固地确立和取得共识，许多新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还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因此，这个探索远未完结，它将经历很长而且很曲折的历程。

　　探索的曲折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传达后，党实际上已开始整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风运动采取“开门”的形式，既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欢迎党外人士参加，对党和政府及党员、干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予以批评。
　　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党外人士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同时也出现一些复杂情况。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印发党内高级干部。文章认为当前的形势已经是“右派猖狂进攻”。这表明运动由党内整风开始转向反击右派。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少数右派分子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以此为标志，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
　　本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存在着怀疑甚至否定的思潮。党同这种思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是必要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同这种思潮的斗争应当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进行。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并主要采用解决思想问题的方式来进行的斗争，扩展成“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从而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这首先表现在通过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次表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贯彻执行受到很大损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遭到破坏。再次表现在经济方面，农业合作社中包产到户的探索受到严厉批判，重新放开一点私营经济的设想也被弃置，反冒进被视作右派或接近右派的语言遭到批判。
　　反右派斗争以及此前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中共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应当搞得更快一些。为此，中共中央、毛泽东酝酿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1957年九十月间，党召开八届三中全会。会后，中央公布全会通过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掀起一个生产高潮。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苏联提出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15年赶超美国之后，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12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八大致辞，公开宣布了这个目标。这年冬季，各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掀起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为作进一步的发动，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南宁和成都召开中央会议，号召破除迷信，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1958年5月，党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它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主要表现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不断修改计划指标。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科技等各个方面也纷纷制定跃进计划，投入“大跃进”浪潮。经济建设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生产关系急于向更高一级形式过渡。1958年七八月间，报刊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的思想。河南、山东等地闻风而动，开始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提高了当年粮食产量和钢产量的计划指标，并作出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会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为完成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各地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第一书记挂帅，动员9000万人，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公社化。
　　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全面紧张。这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开始通过调查研究，努力加以解决。1958年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先后在郑州、武昌召开一系列会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强调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决议还强调今后一个时期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会后，各地普遍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受到社员群众的欢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注意解决工农业生产高指标的问题，在4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将当年的基建投资再次作了压缩。
　　从1958年秋冬开始，经过9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强迫命令、瞎指挥得到初步遏止，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这一段的初步纠“左”，是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的新的探索。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初期是继续纠“左”，但是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在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之后，会议方向由纠“左”骤然转向反右，展开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批判。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又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在更大范围内批判彭、黄、张、周。全会决定把彭德怀等人调离领导岗位，并决定把“反右倾”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后，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党员干部遭到错误批判，造成严重后果。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导致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困难。党希望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试图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但却忽视了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强化了苏联模式的弊端。这个教训是应该认真汲取的。

　　在全面调整中进一步探索

　　在“大跃进”导致的严重挫折面前，中共中央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1年1月，党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表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重要转变，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到地方搞调查研究。针对调查中反映出来的最突出的平均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先后于1961年3月和5月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纠正公社化以来农村工作中若干突出的错误，解决群众意见最大、最紧迫的问题，对于重新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的矛盾，中共中央采取压缩城镇人口的紧急措施，动员城镇人员到农村安置。到1961年底，职工比年初减少820万，城镇人口减少1000万左右。
　　八届九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还对工业进行了调整。1961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强调计划指标该退的坚决退下来。国家计委根据这个精神，对1961年的计划指标作了较大调整。中共中央还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文件的贯彻执行，使企业出现一些新的气象。
　　同经济工作相配合，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开始进行调整，制定了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这些条例的贯彻执行，使工作秩序得到恢复，大多数知识分子心情较为舒畅，工作热情重新焕发出来。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三年“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开始好转。但是，整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面对这种形势，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000余人，通常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1月30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并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领导人带头认真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带头对几年来发生的问题作自我批评，使与会者解除了不少顾虑，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质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增强了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的信心。
　　七千人大会后，经济调整和政治关系的调整都有新的进展，在某些方面还进行了大胆探索。1962年2月和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大幅度调整的措施。
　　在实行调整的岁月里，虽然面临严重困难，但是领袖和人民、干部与群众休戚与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以身作则，节衣缩食。广大干部、党员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不畏困难，表现出高昂的精神状态。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调整工作到1962年底取得明显成效。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深入，政治关系也得到进一步调整。党继续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并对统一战线工作、侨务工作等方面存在的错误进行检查，为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党外人士甄别平反。中共中央还对党内的政治关系进行调整，加快了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
　　1961年和1962年的调整，实际上接续了党的八大前后的探索和“大跃进”期间一度纠“左”的探索，并且在理论上和思想认识上有所前进，对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新的可贵的经验。
　　经过七千人大会后的进一步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实际上还存在分歧。随着调整的进一步深入，再加上中苏争论的进一步激化，以及与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紧张关系加剧，党内对形势估量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逐渐发展起来。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进程，又发生了新的波折。
　　1962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9月，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反复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阶级斗争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会议错误地开展了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经过试点，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这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也使中共中央把正在进行的社教运动，看作是与国际反修斗争相配合的国内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措施。到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许多干部和群众。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表明，此时关于国内“反修防修”的斗争矛头，不仅指向各级干部，甚至指向了中央领导人。随着社教运动“左”倾错误的发展和1963年中苏两党争论的日趋激烈，毛泽东认为中国党内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
　　1963年以后，在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也开展了一系列错误的批判。这些批判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破坏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给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在总体上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大干扰，中央一线领导人的主要精力还集中于抓经济调整。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
　　到1965年，调整任务全面完成，比较圆满地实现了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所提出的继续调整的目标。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生产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生活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已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国民收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了全部外债。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会上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周恩来提出，从1966年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在这样庄严的场合，郑重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然而，这个宏伟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未能按计划付诸实施。

　　十年建设的成就

　　从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前这十年（1956年9月—1966年5月），是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的十年。十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以1962年为基期（这是国民经济调整中退到最低点的年份），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7.9%。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三项增长率分别为10.9%、4.5%、18%。当然，由于1962年的基数太低，后三年经济增长带有恢复性质，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并不完全可比。
　　以1957年为基期，在1958年到1965年的八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62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936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1%。工业主要产品中，钢增长1.3倍，达到1223万吨；原煤增长77%，达到2.32亿吨；发电量增长2.5倍，达到676亿度；原油增长6.75倍，达到1131万吨；合成氨增长8.7倍，达到148.4万吨。农业主要产品中，棉花达到209.8万吨，增长27.9%，粮食达到3891亿斤，接近1957年3901亿斤的水平。“大跃进”的大起大落使整个这段时间的增长率降低了。但是，由于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农业较快得到恢复，有些方面还有所增长，工业各方面都有增长，有些方面增长额相当可观。
　　“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然而，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扎实的成果。
　　工业建设方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在钢铁工业方面，除了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进一步建设以外，武汉、包头两大内地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十年中建设起来的。还有一批大中型钢铁基地也陆续在各地建成，战略大后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也是这个时期开始建设的。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1964年，中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支援农业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十年中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工业的地区布局和门类结构有了改善。
　　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个时期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庆油田是在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中央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进行勘探开发而迅速建设起来的。一年探明油田面积并进行试采实验，三年建设起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产量达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在石油地质理论、油田开发和炼油工艺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随后又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已经结束。同石油工业发展相联系，石油化工这门新兴工业也逐步建设起来。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为发展石油工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十年新修铁路近8000公里。鹰厦、包兰、兰青、兰新、川黔、桂黔等线建成通车。成昆、贵昆、湘黔、襄渝等线也在加紧修建。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车。三线建设任务的提出和部署，对铁路建设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
　　十年科学技术成绩显著。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许多具体要求均已达到，1963年提前制定新的十年（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毛泽东就制定这个新的规划作出指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成果最为显著。1958年，这方面工作已在聂荣臻主持下迈开步伐。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包括聂荣臻、罗瑞卿等在内的15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两弹”的研制。毛泽东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经过广大科技人员、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有关部门的职工、干部的努力，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它集中地代表了中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这一依靠自力更生取得的辉煌成就，有力地打破了某些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方面，钱学森、钱三强等一批科学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4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十年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57年至1966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中专学校毕业生共211万人，分别为1950年到1956年的4.9倍和2.4倍。经过调整，教育质量有很大提高。
　　这些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中国还在这期间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所表现的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是应当永载史册的。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被称为“铁人”的大庆工人、共产党员王进喜不怕任何困难、带头艰苦奋战的精神，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共产党员在带领群众战胜灾害和进行生产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解放军战士、共产党员雷锋的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就是这期间出现的光辉的榜样。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向他们学习，焕发起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十年建设的成就和探索中积累的正确认识和经验，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取得的。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毛泽东无疑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正确的思想和决策是毛泽东提出，得到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的；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有许多也是在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作出决策，付诸实施的。这十年期间受到错误压制和批判的理论观点、思想认识，如彭德怀、张闻天、邓子恢等领导人的许多意见和主张，同样是正确的探索和认识的一部分。总之，十年建设中，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上一页 cnlu.net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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