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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夺权

　　正当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攻击他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一剧，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到1966年初，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这场学术批判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经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这个提纲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二月提纲拟订前后，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到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整理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后，于4月10日以中央文件的名义批发全党。《纪要》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批判。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要求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决定停止彭、罗、陆、杨的领导职务，并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小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
　　5月底6月初，从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到青年学生起来“造反”，这一系列行动表明，“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已正式开始。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引起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尖锐分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于7月28日决定撤销工作组。接着，工作组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会议转为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8月8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
　　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随后，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四旧”，随后发展为“炮打”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暴烈行为。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夺权阶段”。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政法机关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全国处于严重混乱状态。
　　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局势，毛泽东多次发表谈话，签发通告、命令等文件，并派军队进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力图控制和稳定局势。但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社会动乱非但没有得到控制，相反却愈益加剧。
　　这种局面使党内一批老同志忧心如焚。在1967年1月扩大的军委碰头会和2月11日、16日两次有许多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提出严厉批评。他们的正义呼声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能。
　　经过持续20个月的“全面夺权”，到1968年9月，全国（台湾省除外）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左”努力的受挫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给九大作准备，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党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给刘少奇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并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有党员2200万人。九大是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尚未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情况下召开的。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总纲”。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组成。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了半数以上。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它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斗争在九大以后愈加剧烈。林彪集团感到“接班人”地位受到威胁，在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以设国家主席为题首先发难，引起混乱。毛泽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混乱，并于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
　　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林彪集团陷于被动的境地。林彪集团眼见形势对他们不利，决心铤而走险，密谋在毛泽东南行旅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由于毛泽东高度警惕并机智地采取措施，这一谋杀计划破产。林彪等人于9月13日凌晨外逃叛国，坠机身亡。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周恩来的纠“左”努力遭到江青集团的反抗。在周恩来同江青发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致使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被中断。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有党员2800万人。这次代表大会虽然是在粉碎林彪集团后召开的，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指导方针没有改变，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江青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进入中央委员会。随后十届一中全会选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王洪文、康生当上中央副主席，使江青集团的势力在中央政治局中得到加强。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更加扩张。一场更加激烈的斗争正在酝酿和爆发。

　　全面整顿和江青集团的覆灭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凭借其膨胀的权势，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把周恩来作为蓄意打倒的主要目标，先是在一些单位发动“反右倾回潮运动”，后又发动“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这场运动使刚刚趋向稳定的局势又混乱起来，国民经济重新遭到破坏，工业生产再次下降。
　　毛泽东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察觉，并多次对他们提出批评。他还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内提出了“四人帮”问题。
　　197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人帮”加紧了篡夺更多权力的阴谋活动。此前，毛泽东已提议由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极为不满，企图加以阻挠。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江青等人，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这对于挫败江青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大会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为邓小平主持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病重的周恩来继续住院治疗。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的思想和全面整顿的任务，与“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果断地对各条战线，包括交通、工业、军队、科技、文化、教育、党组织等方面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整顿在短时间内收到显著成效，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这些工作，实际上是在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党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1月下旬，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诬告，动摇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2月2日，经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四月间，爆发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它虽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为后来粉碎江青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的历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创造了前提。

　　十年间经济、外交工作的进展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内乱使国家建设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从一些局部看，从一些阶段和领域看，由于党和政府还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活动，由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以不同的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抵制和抗争，因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经济、科技、外交诸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这期间，国民经济取得的主要进展是：
　　农业生产条件有了一定改善，粮食生产有了一定增长。这十年间，国家对农业的资金、物资投入不断增加。1976年与1965年相比，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增长50.8%；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6.9倍，其中，大中型拖拉机增长4.5倍；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增长4.9倍；化肥施用总量增长2倍；农药生产量和进口量增长90.6%；农村用电量增长4.5倍。如果不讲投入与效益的比率，单从生产总量上看，197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1197.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5年增长35.3%，平均每年递增2.8%。全国粮食总产量28631万吨，比1965年增长47.2%，平均每年递增3.6%。
　　大型工业企业有较大发展。石油工业发展较快，大庆油田形成年产原油5000万吨的大型企业，山东胜利油田﹑天津大港油田也初具规模。1976年原油产量达8716万吨，相当于1965年的7.7倍。随着原油产量的增加，石油化学工业也得到发展。冶金工业新建了四川攀枝花铁厂、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重要企业。机械工业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陕西富平压延厂﹑四川大足汽车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葛洲坝，贵州乌江等大中型水电站。
　　一批交通运输线、输油管线和邮电通信设施相继建成。1959年动工的南京长江大桥于1968年建成，这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全长6700米。全长1091公里的成昆铁路于1970年全线通车。全长820公里的湘黔铁路和焦枝铁路、贵昆铁路﹑京原铁路﹑汉丹铁路﹑等也先后建成。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于1975年建成。公路建设也有所进展。1976年，又建成一条纵贯八省﹑市的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同轴1800路载波通信干线和连通全国20多个省市的微波通信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成一座卫星地面站。
　　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若干重要成就。1966年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1年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1970年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翌年又发射一颗科学试验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1月，成功发射了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袁隆平等育成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电子技术也有进步。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也取得了进展。
　　在这十年间，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促使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重新思考中国的外交战略。1970年1月至2月，中美两国代表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取得重要进展。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邀请前来中国访问。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中美两国在对抗20多年之后，走上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9月，日本国内阁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于29日发表《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结束了两国的长期敌对状态，开始了睦邻友好的新篇章。中美关系的转变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世界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7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获得全面发展，先后同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一批国家建交。
　　外交上的重大成就和国际关系的改善，为中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73年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中国从日本、美国、西德、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这批项目投产后，不仅扩大了工业生产的能力，而且有利于提高现代化生产的技术水平。
　　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和进展，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行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些成就和进展是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干扰而实现的，并不足以抵消“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更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果实。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取得更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追求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开辟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等人，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等人，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党顺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顶住了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中国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结果。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将使中国共产党人懂得如何正确地找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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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夺权

　　正当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攻击他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一剧，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到1966年初，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这场学术批判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经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这个提纲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二月提纲拟订前后，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到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整理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后，于4月10日以中央文件的名义批发全党。《纪要》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批判。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要求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决定停止彭、罗、陆、杨的领导职务，并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小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
　　5月底6月初，从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到青年学生起来“造反”，这一系列行动表明，“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已正式开始。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引起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尖锐分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于7月28日决定撤销工作组。接着，工作组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会议转为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8月8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
　　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随后，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四旧”，随后发展为“炮打”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暴烈行为。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夺权阶段”。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政法机关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全国处于严重混乱状态。
　　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局势，毛泽东多次发表谈话，签发通告、命令等文件，并派军队进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力图控制和稳定局势。但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社会动乱非但没有得到控制，相反却愈益加剧。
　　这种局面使党内一批老同志忧心如焚。在1967年1月扩大的军委碰头会和2月11日、16日两次有许多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提出严厉批评。他们的正义呼声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能。
　　经过持续20个月的“全面夺权”，到1968年9月，全国（台湾省除外）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左”努力的受挫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给九大作准备，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党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给刘少奇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并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有党员2200万人。九大是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尚未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情况下召开的。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总纲”。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组成。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了半数以上。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它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斗争在九大以后愈加剧烈。林彪集团感到“接班人”地位受到威胁，在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以设国家主席为题首先发难，引起混乱。毛泽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混乱，并于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
　　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林彪集团陷于被动的境地。林彪集团眼见形势对他们不利，决心铤而走险，密谋在毛泽东南行旅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由于毛泽东高度警惕并机智地采取措施，这一谋杀计划破产。林彪等人于9月13日凌晨外逃叛国，坠机身亡。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周恩来的纠“左”努力遭到江青集团的反抗。在周恩来同江青发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致使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被中断。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有党员2800万人。这次代表大会虽然是在粉碎林彪集团后召开的，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指导方针没有改变，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江青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进入中央委员会。随后十届一中全会选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王洪文、康生当上中央副主席，使江青集团的势力在中央政治局中得到加强。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更加扩张。一场更加激烈的斗争正在酝酿和爆发。

　　全面整顿和江青集团的覆灭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凭借其膨胀的权势，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把周恩来作为蓄意打倒的主要目标，先是在一些单位发动“反右倾回潮运动”，后又发动“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这场运动使刚刚趋向稳定的局势又混乱起来，国民经济重新遭到破坏，工业生产再次下降。
　　毛泽东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察觉，并多次对他们提出批评。他还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内提出了“四人帮”问题。
　　197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人帮”加紧了篡夺更多权力的阴谋活动。此前，毛泽东已提议由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极为不满，企图加以阻挠。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江青等人，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这对于挫败江青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大会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为邓小平主持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病重的周恩来继续住院治疗。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的思想和全面整顿的任务，与“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果断地对各条战线，包括交通、工业、军队、科技、文化、教育、党组织等方面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整顿在短时间内收到显著成效，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这些工作，实际上是在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党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1月下旬，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诬告，动摇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2月2日，经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四月间，爆发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它虽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为后来粉碎江青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的历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创造了前提。

　　十年间经济、外交工作的进展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内乱使国家建设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从一些局部看，从一些阶段和领域看，由于党和政府还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活动，由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以不同的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抵制和抗争，因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经济、科技、外交诸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这期间，国民经济取得的主要进展是：
　　农业生产条件有了一定改善，粮食生产有了一定增长。这十年间，国家对农业的资金、物资投入不断增加。1976年与1965年相比，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增长50.8%；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6.9倍，其中，大中型拖拉机增长4.5倍；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增长4.9倍；化肥施用总量增长2倍；农药生产量和进口量增长90.6%；农村用电量增长4.5倍。如果不讲投入与效益的比率，单从生产总量上看，197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1197.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5年增长35.3%，平均每年递增2.8%。全国粮食总产量28631万吨，比1965年增长47.2%，平均每年递增3.6%。
　　大型工业企业有较大发展。石油工业发展较快，大庆油田形成年产原油5000万吨的大型企业，山东胜利油田﹑天津大港油田也初具规模。1976年原油产量达8716万吨，相当于1965年的7.7倍。随着原油产量的增加，石油化学工业也得到发展。冶金工业新建了四川攀枝花铁厂、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重要企业。机械工业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陕西富平压延厂﹑四川大足汽车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葛洲坝，贵州乌江等大中型水电站。
　　一批交通运输线、输油管线和邮电通信设施相继建成。1959年动工的南京长江大桥于1968年建成，这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全长6700米。全长1091公里的成昆铁路于1970年全线通车。全长820公里的湘黔铁路和焦枝铁路、贵昆铁路﹑京原铁路﹑汉丹铁路﹑等也先后建成。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于1975年建成。公路建设也有所进展。1976年，又建成一条纵贯八省﹑市的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同轴1800路载波通信干线和连通全国20多个省市的微波通信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成一座卫星地面站。
　　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若干重要成就。1966年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1年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1970年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翌年又发射一颗科学试验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1月，成功发射了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袁隆平等育成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电子技术也有进步。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也取得了进展。
　　在这十年间，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促使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重新思考中国的外交战略。1970年1月至2月，中美两国代表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取得重要进展。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邀请前来中国访问。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中美两国在对抗20多年之后，走上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9月，日本国内阁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于29日发表《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结束了两国的长期敌对状态，开始了睦邻友好的新篇章。中美关系的转变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世界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7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获得全面发展，先后同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一批国家建交。
　　外交上的重大成就和国际关系的改善，为中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73年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中国从日本、美国、西德、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这批项目投产后，不仅扩大了工业生产的能力，而且有利于提高现代化生产的技术水平。
　　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和进展，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行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些成就和进展是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干扰而实现的，并不足以抵消“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更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果实。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取得更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追求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开辟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等人，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等人，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党顺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顶住了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中国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结果。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将使中国共产党人懂得如何正确地找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胜利前进。 上一页 cnlu.net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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