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的北京，寒风凉冽。
那时候北京街头的汽车远不好今天这样堵塞。80年代初出版的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说，北京虽然建成了二环路，但是没有几辆汽车，大路空空荡荡的。当然，那时候也没有今天这么多耀眼的现代建筑。
在一排排黯谈的建筑物中间，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艰难地在马路的冰辙上蜿蜒蛇行。
春天迟迟不肯降恼。
一年多以前，粉碎“四人帮”的金秋10月，北京城曾爆发出何兮热烈的场面啊!各种版本的”四人帮”被擒内幕，激动着千千万万颗心。成了人们砌夜议论传播的话题：
人们游行了一遍又一遍，嗓子部喊哑了也不觉得累：
郭沫若的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过于白后，但还有谁来得及计较它的艺术性呢，“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自骨，自比则无武后，铁帚扫而光。“老百姓都觉得这正好表达了积之已久的愤恨：
各种演唱会上最受欢迎的歌是《祝酒歌》，借此倾吐胜利的喜悦.
最时髦的下酒菜是煮熟的螃蟹——人们享受着一种“看你横行到几时”的后笑者的快感；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数以亿计的干部群众，涕泪横流，庆幸自己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人们叹惜，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后大喜过望，狂饮醉卧，结果手里的烟头烧着被子丧生于大人。此时他57岁。距粉碎“四人帮”仅12天。他在“四人帮”大施淫威时创作的不屈的诗歌《团泊洼的秋天》辗转传抄，成为当时人们最喜爱的诗歌。
“恶梦过去是早晨.压抑了大久的激情和思考，对中国的未来抱着多么大的渴望！逮捕“四人帮”之后第二天。即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通报王张江姚事件。中央机关、各省市区和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会议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的方针。
在会议上。华国锋主张继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
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全国各地迅速掀起欢庆粉碎“四人帮“、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活动。
这四千巨奸大恶如此狠毒，若不是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挺身而出，人民岂能这么快重见天日？人们在称颂华国锋的时候并没有吝惜词汇。
请浏览一下当时北京主要报刊的社论题目：
《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华主席是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紧跟华主席胜利前进》……
毛泽东逝世之前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成了各报刊反复宣传的话题，家喻户晓……
10月24日，北京晴空灿烂。百万军民来到天安门广场欢庆胜利。
著名教授闻家驷赋诗道：“主席遗志，后继有人；锣鼓喧天，红旗如林；得道多助，天下归心。”
老作家茅盾也写文章说：“历史的证据，就是全国各地广大群众连日举行庆祝游行。这样遍及全国各地的心情愉快、欣喜鼓舞的游行，将永远载入史册。…连南斯拉夫的报纸都称赞逮捕“四人帮”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巧妙最漂亮的一仗”。
11月2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过分热情的报道《颂歌献给华主席》。文章说：“高耸的燕山群峰，回响着欢呼的声浪：奔腾的运河波涛，倾吐着无限深情。八百万首都人民在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歌唱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革命又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但是，说实在的，中国人中了邪似地唱颂词的劲头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差不多已经耗光了。在“三忠于、四无限”“红海洋”的运动中，人们已经献出了所有的热情与虔诚，而得到的回报却是晴天炸雷般的林彪事件、“四人帮”事件……
经过了10年老君炉一般的熬炼，虽不能说人人已经炼就了一双人眼金睛，可毕竟成熟得多了，冷静得多了。
中国，不能总是停留在赞颂上，中国还要思考、前进。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后又下发了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
“四人帮”令人发指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在报刊上披露出来了。
人们深思着，为什么“四人帮”在中国大地上能够如此长时间地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给中华民族造成这样大的灾难？这就很自然地触及到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错误。
与此同时，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认为，不但要揭批“口人帮”，粉碎其帮派体系，而且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纠正党和毛泽东的“左”倾锗误。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从灾难中走出来……
但是，当时华国锋等主要领导人，对上述这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却没有正确的认识。
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一、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已经是，“两个凡是”的先声。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说。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人们的心，渐渐冷缩了。
粉碎“四人帮”阴魂仍未散“文化大革命”是对还是错，‘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修重灾难罄竹难书。
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他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间币。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就遭到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反对。
随着“文化大革命”深入展开，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更是十分反感和痛恨，采取各种行动加以抵制。遇罗克、张志新等无数人为此遭到打击迫害甚至献出了生命。
到了”文革”后期，甚至连毛泽东也感到孤立不安，丧失了信心。他去世前曾说，他这一生于了两件大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党心民心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很清楚的。
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却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称赞“文化大革命”。
1976年10月2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军民大会上，吴德在讲话中除了号召揭发批判“四人帮”之外．还要求广大干部群众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同样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创造。《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军报》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以两报一刊名义联合发表社论，表明文章具有最高规格，传达了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声音，极具威力。
甚至到了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也还是以明确的口气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全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自然与华国锋有着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去世前之所以给华国锋以重托。就是希望他维护“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文化大革命”。
可说是一往情深。
1976年10月8日．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说：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现在我们要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搞“四人帮”，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然的话，有人士说：“文化大革命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子可把板子找到了。”要翻过来。可要注意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要注意。华国锋还说：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这个讲话说明了华国锋和“四人帮”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华国锋和四人帮的矛盾在于：华国锋认为“四人帮”是“另搞一套”．对他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想要推翻他，企图“篡党夺权”。这一矛盾激化起来，才促使华国锋与“四人帮“决裂了。
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
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京召开。
在会上，华国锋讲话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毛主席的伟大理论。解决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伟大实践。”
华国锋这里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1967年11月6日．由陈伯达、姚文元起草，毛泽东圈阅同意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将这个理论归纳为6个要点：
一、必须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仍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要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
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利己主义，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很明显的，如果认为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还要用这个理论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工作，那就不可避免地还要发生“文化大革命”。
1977年1月初，《红旗》杂志社打报告请示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张春桥在1975年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
汪东兴以这两篇文章是毛主席生前看过的为理由，不同意点名批判。
另外．这一时期，汪东兴在谈到“四人帮”的时候说：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哪有什么理论？197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口的一个请示报告。该报告要求宣传战线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要“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国”。
这正是华国锋的意图。
研究“文革”史的学者金春明在1995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中指出：“如果按照华国锋这一套继续干下去，那只能是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指导方针，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距离大远，同亿万人民群众的要求针锋相对。
在新的形势下，华国锋的“文革”方针是根本执行不下去的。
他的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达到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为代表的党内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但是，作为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不顾党心民心，死死守住对“文化大革命”的正面评价。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讲话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果下边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利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时机，在这一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他自己署名的长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文章说，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槽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
阴云仍然笼罩中国。
“四人帮”是“左”还是右“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力鼓吹实施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人民”。“批判文艺黑线”、“反对奖金挂帅”“砸烂封。
资、修”、“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等等，到底是“左”还是右？当然是“左”，而且是极左。
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一段时期，报刊声讨和揭批“四人帮”．却反过来了，一个劲揭露他们的右。对于“左”，则避口不提。
这样批下去，不是越批越糟糕吗？这当然与华国锋确定的指导方针有关。
华国锋等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批判“四人帮”的极右，闭口不提批“左”。换句话说，只能批右，不能批“左”。
这种情形，与林彪事件之后爆发的批左与批右之争极为相似。
以挥动“红宝书”，提倡“四个第一”“早请示、晚汇报”，大讲“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闻名的林彪，到底是“左”还是右？当然是“左“。
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身死异国。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外交部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批林彪的极左。
同月，周恩来对《人民日报》领导人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周恩来是实事求是的。他的用意，显然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混乱。
但是，周恩来的主张，遭到“四人帮”坚决反对。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次讲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他们要求批判林彪的极右。
个中原因很简单：“四人帮”与林彪一样，都是靠极左上台的。
你批判极左，岂不是批到“四人帮”头上？批极右，自然可以保护和发展极左。
分歧最后由毛泽东裁决。
12月1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一锤定音。毛泽东说：“（林彪）是极左，是极右？是极右。是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周恩来失败的原因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极左。批极左，不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吗？批判林彪“极右”的结果，是越批越左。极左思潮更上一层楼。
历史再度重演。在华国锋指示下，1976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部署批判“四人帮”的任务，只提批判“四人帮”的极右，闭口不提批“左”。
11月28日，《人民日报》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
社论说：“‘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代表了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愿望。他们推行的是一条祸国殃民的路线，亡党亡国的路线，是一条极右的路线。”
社论要求抓住这个“极右实质”进行彻底揭发批判。
华国锋之所以强调批判“四人帮”的“右”，除了当时极左思潮在全党全国还有很大的影响之外．还有他自身的一些原因。
华国锋本人就是在极左思潮发展到高峰的形势下，被毛泽东的左倾路线推举上台的。他获得的位置和利益与极左血肉相连。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也是“左”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执行了“左”的路线和方针。由于这些原因，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努力维护“左”的一套就不奇怪了。
还嫌姚文元不“左”
在华国锋等人主导下，当时很多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使用的话语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模式，传达出来的信息也散发着浓烈的“左”的气味。
《文汇报》1976年10月21日发表一篇揭批“四人帮”的文章说，“囚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
《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2日发表文章说，粉碎“四人帮”。
“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3日发表的文章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的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人民就要遭殃更为奇特的，是嫌姚文元不“左”。
《人民日报》1977年1月16日发表解胜文的大批判文章《批判姚文元的阶级斗争“终结”论》。该文揭露说姚文元年轻的时候。
曾经写文章抹杀阶级斗争，鼓吹阶级斗争也有低潮终结的时候，这说明姚文元是个右派。这样的批判暗示什么呢？当然是要把阶级斗争搞得更加激烈。
这些现象说明，批判“极右”的结果，是极左思潮在社会上继续泛滥流行，是“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继续荼毒中国，是中国人民继续蒙受愚弄，无法清醒和前进。
但是，华国锋批“极右实质”的主张，在实际贯彻中不能不打折扣。
“四人帮”本来就是极左。随着揭批运动深入，势必要摆脱“批极右”的轨道，触及“四人帮”的极左。
1976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撰写的《一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一文，批判“四人帮”以“革命”压制生产的“左”的谬论，说：“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基本任务。”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轻工业部批判组的《自力更生，洋为中用》一文，批判了“四人帮”的封闭主义，说：“对外国的好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都要学习，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有的文章还揭发批判了“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
这都是揭批“四人帮”的极左。
限制和反限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起来。揭批“四人帮“运动也在冲破重重限制的过程中，开辟着思想解放的道路。
天安门事件碰不得1976年4月5日清明节爆发的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一个大冤案。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北京干部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
在天安门事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童怀周（集体笔名），在《伟大的“四五”运动》一文中这样描写1977年1月8日天安门之夜：
人夜，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泪眼模糊的人民，也能清楚地看见总理微笑挥手的遗颜，墙上革命的诗篇，台上肃穆的花圈，灯下绚丽的花。报纸上也报道了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
不仅是北京，全国人民都对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时那寒冷的祭奠和4月5日清明节因悼念周恩来而遭受的镇压记忆犹新。
此刻，充斥在群众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议，是要求讨回是非公正。
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人民的要求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对此，华国锋等人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华国锋以这两个问题是毛泽东定的案为名，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同意邓小平复出。
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前，人民日报社就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
汪东兴根据华国锋指示的精神，规定只准发表四五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汪东兴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周恩来逝世时的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但是，《人民日报》1月份纪念周恩来的宣传，不论在规模上、文章数量上和评价高度上，都突破了这个禁区。
汪东兴非常生气，质问人民日报社写纪念社论的同志说：“你们是不是要给周恩来另做一篇悼词？”
由于汪东兴的禁令，纪念周恩来的社论不能发表。
1977年1月上旬，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用写大标语的方式公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吴德等北京市领导人根据华国锋指示精神，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华国锋硬说李冬民等人口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随后，旅大市委、市革委会门前出现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并批评了吴德、陈锡联等领导人。
华国锋在辽宁省委的报告上批示：“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时剑英：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至于邓小平复出，同样为华国锋不能容。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周，华国锋对参加中央打招呼会的西北组高级干部讲话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当然不能按照“四人帮”那一套批，要按中央四、五号文件搞。
华国锋在1976年12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要求邓小平复出的议论，为毛泽东错误决策辩护说：批邓是必要的，邓小平犯了错误，有错误就应该批判。
1977年：月，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之一的李金在传达华国锋的讲话时说：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是要邓小平复出，二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搞矛头是对着谁呀？这是指把矛头对着毛泽东。
围绕着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党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刚刚粉碎“四人帮”，叶剑英就曾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李先念听了，马上表示同意，但华国锋没有表态。
李先念在1977年年初的一个招待会上说：毛主席确实批评过邓小平在管理方面的错误。但是“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指责毫无根据，他们捏造罪名反对邓小平，所有这些都要澄清。
“抓纲治国”是“左”的纲领“抓纲治国”，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总揽全局的政治纲领。
它的雏形，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多月的1977年元旦社论提出来的。
1977年1月：日，《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乘胜前进》。
社论说：“华主席号召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抓纲治国”这四个字的纲领正式形成，是在同年2月7日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当中。
这篇社论还正式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贡献”可谓大矣。
关于“两个凡是”，下一节专讲。这里先厘清“抓纲治国”一事。
社论首先抬出毛泽东，说：
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
众所周知，毛泽东多次讲过“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社论所举毛泽东的活，和“阶级斗争是纲”是一个意思。阶级斗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任务与对象。那么现在呢？社论说：
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
社论接着简略他说了说“治国”：“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按照这个决策，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要求。”
然后，社论号召：“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指挥下，一切服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把我们的步调统一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重要评论《抓纲治国》，阐述“抓纲治国”的理论根据。文章说：
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社会主义，还是向资本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
二十多年来、毛主席就是抓住这个主题，这个纲，领导我们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抓纲治国”的“左”倾倾向，跃然纸上。
“以阶级斗争为纲”给中国造成了20年的灾难。华国锋还是要照样干下去。
“两个凡是”出台如前所述，华国锋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他对付这些挑战的办法，就是抬出毛泽东，制造“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思想，最早是由华国锋在1976年10月26日对宣传部门作指示的时候提出的。他说：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
汪东兴也说过：“凡是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1977年1月，华国锋要求他的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稿中。他还提出，可以就此问题写一篇社论。
经华国锋批准，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这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
当天《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加框刊出。社论内文所用的字体也比一般社论字体要大。
北京其它报纸同一天以同样规格转载。全国其它报纸随即也以同样规格转载。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党全国，这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
这篇社论首先论证说：
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
然后，社论向全国发出号召：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因为1975年再次批邓，以及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所以，这两个案不能翻。
“两个凡是”更为广泛的含义，则是神化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毛泽东说过的话、决定的事都当作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够照抄照办，不许可半点置疑。
这一手，在当时还是很有威力的。
当时，毛泽东刚刚去世，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有很大的市场。
一般党员群众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还缺乏认识。别的不提，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是一次反对“四人帮”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也是向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挑战的运动。但是，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天安门诗歌”当中，也还有“主席教导永不忘，阶级斗争记心上”的诗句。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地位。
何况，华国锋又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手中有毛泽东为他写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还有“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功绩。所以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有很大的权威性。
再有，如前所述，华国锋凭借权力，先后发出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务院文件，动用专政手段镇压敢于对抗“两个凡是”的人，强行推行“两个凡是”。
1977年初，华国锋在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上批示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污菌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盅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在这个批示中、华国锋要求对谣言的制造者进行逮捕或镇压。
“两个凡是”的最大危害，是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得以继续推行，极大地阻碍了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造成两年徘徊，丧失发展中国的机遇。
在“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之下，大量冤假错案难以昭雪，大批老干部无法出来工作，知识分子顶着“臭老九”的帽子抬不起头来，人民公社仍然束缚着农村的生产力……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无从谈起。
“两个凡是”的推行，使华国锋等人垄断了对毛泽东言论的发布权和解释权。
这样，当政治上需要的时候，他们随便拿出毛泽东的一两句话，就可以任意设置各种障碍，定夺干部的生死。
世纪之交回际华国锋性格行为特点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即将世纪之交。
在这本书中评价华国锋，是从世纪之交来看华国锋。
但这里更重要的意思是，从未来、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华国锋。这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更高的历史视点。
现在有一些舆论认为，总起来说，华国锋是一个朴直老实的人，就是没本事。这个看法可备一说。
但是，这种评价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论罢了。它没有抓住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这一大的背景来观察和评价华国锋。
华国锋对于从“文化大革命”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的中国转型需求，既没有敏锐的感觉，也没有前导性的思考。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实施一套“偶语者弃市”的严酷封建专制，再加上锁国政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文革”冲击破坏，已经把中国拖到崩溃的边缘。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早已十分不满。1976年4月5日天安门抗议运动，就是这种不满的爆发。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之后，人民看到周边日本及“四小龙”在这些年里获得飞速发展，十分震惊。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迫切希望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那种局面，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斗局面，为国家开辟一条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真可谓是举国期待。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对一个领袖作出评价，最重要的就是要看他有无时代的感悟力、洞察力，并且能否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反映。特别是要看他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能不能把握人心，把握脉搏，正确解决时代提出的迫切的问题。这是评价领袖人物最重要的标准。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有功，可是他强力推行“两个凡是”，说明他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是不及格的。
“两个凡是”表明他对毛泽东之后的时代需求麻木不仁，拿不出符合人心、符合时代潮流的对策。
从现代化的标准来看华国锋的思想和实践，他的性格和行为。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过去取向。
“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说明华国锋更为强调的是祖先崇拜和传统尊敬。这正是小农社会为了延续家族并使人们留在土地上有效地从事农业生活所强调的价值观念。其特点是认为传统的事物最有价值，厌恶和害怕创新，认为新的东西十分可疑。中国封建社会“称尧舜、法孔盂”，正是这一特点的体现。而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的人则注重未来取向，厚今薄古，喜新厌旧，立足今天与未来，愿意不断创新与改进。
二、迷信倾向。
结合华国锋的情况来看，它的内涵主要是指：对权威盲目服从，神化崇拜对象。这也是前现代化社会即传统农业社会的典型性格。华国锋迷信什么权威呢？毛泽东晚年的权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权威、“文化大革命”的权威。即使这些权威被长期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他也要笃行不误。而现代化社会是一种更多地强调平行、思考、试验、探索的社会，对权威盲目服从和迷信的倾向较弱。由于社会向多元发展，一切都尽量代之以法律和法治，不热衷权势。另外就是多采用相对观念，理解人与事的复杂性，不把权威和习俗绝对化。
三、依赖心态。
邓小平曾批评华国锋“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可以说一语中的。
“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一种依赖。传统社会的中国人。
自幼及老都有强烈的依赖需要。这是因为整个社会向每个人提供的都是依赖的训练。依赖什么呢？依赖旧有的思想，依赖长者的指导，依赖单位……缺乏自信与决断。因为自由与责任相联系，所以诸多中国人宁愿舍弃自由，以回避独自承担不可测的风险和责任。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依赖对象是晚年毛泽东。邓小平批评华国锋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离开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思路，华国锋就很难开辟新的道路了。而现代化社会所需要和提倡的，则是凡事自动、自立、自主，免受不必要的甚至是错误的影响。这就需要有较大的自信心与决断力，独立思考，遇到困难尝试用新的办法来解决。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叶剑英的意见非同小可。逮捕“四人帮”成功，主要依靠叶剑英，华国锋心里有数，全国也都是很清楚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曾经请叶剑英出来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叶剑英不同意。
根据华国锋的指示，这一段华国锋和叶剑英如有共同活动，比如接见国内重要会议代表等等，《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是这样做的：“华主席叶副主席接见××××”。华国锋与叶剑英并列。
而且，谁都知道，当时军队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叶剑英手里。
华国锋心里十分沉重，他对叶剑英是不能不让步的。
挑战接遁而来。在会上，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陈云在事先准备好的书面讲话中说：我认为绝大多数同志到天安门去是为了悼念周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慷慨陈同：“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做，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陈云、王震的发言虽然不让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却得到许多与会同志的赞同。华国锋有点被动了。他深知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身经百战的元老在中国政坛上的分量和巨大的影响力。
在形势的压力下，华国锋讲话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
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下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雅们旗帜的问题。
关于邓小平问题。华国锋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诬陷打击，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都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决定继续批邓，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局势。至于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国锋在讲话中有了一些松动，这是他面临巨大压力不得不做出的一点让步。
邓小乎语出惊四座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三个月之后，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作了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活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活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同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译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邓小平还列举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讲话加以分析，来阐释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也历来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曾讲过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一部分，就像“四人帮”那样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是重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讲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而应当从爱护知识分子出发，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这就是“准确的、完整的”。
这就驳斥了“两个凡是”。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
华国锋感到阻挡不住邓小平的复出了。
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
此时的邓小平，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他在这个极为重要的谈话中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艰难备尝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代的潮流难以阻挡，坚冰开始打破了。
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
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极左，否定“两个凡是”，为中国开辟新的道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邓小平在全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党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
会后，聂荣臻在《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
徐向前在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文章回顾了与张国焘“四人帮”在军队问题上的斗争，说：“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陈云在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这些努力，都是批评”两个凡是”，缩小“两个凡是”的市场。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引起全世界轰动，成为关于中国的最热门的话题。然而，邓小平很少谈自己，他总是把话题引向中国的急迫的实际问题。
此后20年，党和国家的历史及命运，就和邓小平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火急攻心“洋跃进”
所有中国报刊都承认，“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
1976年产钢2040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倒退5年。
1976年，农村劳动力年平均粮产量974公斤，比1975年的1010公斤下降3．6%。
“天府之国”四川，粮食由调出变成调进，1976年调入6亿公斤。
鱼米之乡浙江也吃调进粮。该省1976年油料棉花产量低于1957年。
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贫困。
1976年，农民年均收入62．8元。
城市职工1976年平均工资605元，比1965年625元下降20元。
城市大量欠账，住房极为紧张。肉类蔬菜稀少，粮票布票成为城里人的生命线。农村外出乞讨的人越来越多。
科学教育文化受到的破坏更是史无前例的。科研文教机关、群众艺术团体基本上被砸烂。多数科研设施、实验室、实验器材被破坏。大学长期停课“闹革命”，中小学教室门窗多数被毁。多少科学文化艺术精英被迫害致死。中小学教师都被划到资产阶级的敌对阵营，受到摧残折磨。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假社会主义和极左路线导致的恶果。同时，也说明工业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陈云同志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时说：建国以来经济工作主要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好一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左”有两个特点：一是追求高指标，大计划，挤了人民的生活消费；二是指导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清理，困难时好一点，一好转，“左”的一套又推行起来，旧病复发。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经济方面，华国锋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为恢复与发展经济作了努力。
首先是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把一些“四人帮”分子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扫除了隐患和阻力。
同时，他开始把经济建设放到重要的地位，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在这方面，华国锋同其他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从1976年底到1977年上半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以及铁路、煤炭、计划、农田基本建设、冶金、交通、林业、水产等一系列生产建设工作会议，强调搞好企业整顿，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搞好生产。1978年4月，中央批准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决定（草案）》。5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11月，国务院规定在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同时积极引进外资、技术。
各工业部门生产秩序开始恢复。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有所恢复，走上正轨。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1977年起恢复高考制度，这对于鼓励青年努力学习，提高教育水平是一个有力的措施，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打击知识分子、毁灭科学文化的谬论。华国锋也在科学大会上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这促使全国出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和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
在舆论方面，报刊发表了一些澄清是非，促进生产，要求推进现代化的文章，有利于经济战线拨乱反正。
1977年至1978年的经济情况有所恢复和发展。当然，国民经济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
但是，形势刚有好转，头脑就热了起来。“左”的病疾再度发作，结果又导致了严重的不切实际，求成过急。
1977年4月，华国锋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矿产资料的情况下，就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贸然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由于这个高指标过于不切实际，当时就被讥为“新的大跃进”。
7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提出：大于了还要大干，要坚持常年大子，长期大千。到1980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
报告和《纲要》对经济发展要求过急。比如，要求到本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和超过欧洲的发达国家；农业要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要接近。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等。这是近乎说梦。
同时，规定的具体经济指标过高。比如，到本世纪末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要新建续建10大钢铁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石条铁路新干线等等。
在中央的压力下，各部门纷纷提出高指标。如：“到本世纪拿下二十几个鞍钢，钢产量1．6亿吨以上。”
实际上，到1997年，还只有一个年产5000万吨原油的大庆。
其它油田当中。产量最高的也是年产1000多万吨，哪有“十来个大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到1997年，全国原油产量1．5亿吨左右。
钢产量也刚刚突破1亿吨。
更为重要的是，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完全是由于在邓小平领导下，大胆实施2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这些成绩已经使全世界膛目．被称为不可恩议的奇迹了。由此可以想见，在1978年那个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体制之下，按华国锋的“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农业学大寨”的思路，怎么能完成那么高的经济指标呢？华国锋提出的“大跃进”指标，远远超过了实际可能，完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
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前，李先念曾提出慎重一点，再研究一下，不要匆忙拿到人大上去通过。但华国锋不听，坚持把没有经过论证的10年规划纲要提交人大讨论通过，“向全世界宣布”。
与毛泽东时期1958年大跃进相比，1978年的大跃进有一个新特点。这就是加了一个“洋”字，引进的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过多，与我国当时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不相适应。引进是完全必要的，是好事，但是要有消化能力，要讲效益。1978年一年就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共78亿美元，全部现款支付。钢铁化工的项目引进，只签了一部分，如果全签完，还需50亿美元。这大大超过了我国当时的支付与配套能力。
由于有了这个新特点，所以人们把这次大跃进又叫“洋跃进”。
头脑发热的结果，是到1978年年底，我国物资、财政、信贷和外汇支付都发生了大的不平衡：
1、三个产业的比例失调。从基建投资看，农业占10．6％，轻工业仅仅占5．8％，重工业占48．7％。这在当时缺吃少穿。日用品严重匾乏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苏联模式”。
2、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新项目上得过多，超过国家负荷能力。
1978年基建投资479．3亿元，比上年增长31．5％，占当年财政收入40．7％。
3、积累率过高。重生产、轻生活。1978年生产性投资占82石％。住宅、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文教卫生似占17．4％，这个比例，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低10个百分点。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投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使国家经济的失衡愈演愈烈。
经济工作中传统的“左”倾发热症，给新时期经济发展造成了新的障碍、失误和困难。
冤假错案何时昭雪“文化大革命”中的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冤狱遍于国中。无数冤魂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仅受迫害者及其亲人切盼平反冤假借案，以期重见天日，广大干部群众也希望中央早日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样做，才能深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打破“口将言而嗫喘，足将进而越趄”的极左猖撅的局面，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平反冤假错案，首先是要解决那些轰动全国的有代表性的大冤案。解决了这些大冤案，不但可以解放众多受株连的人，其他冤案也就好办得多了。
但是，华国锋对此却没有积极性。他心里考虑的，是“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如果刘少奇、薄一波、陶铸……这些案子都翻过来，那“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成果呢？再说，这些案子都是毛泽东定的。平反这些案子，不就是否定毛泽东吗？毛泽东说过：
“翻案不得人心！所以，当邓小平把陶铸叛徒一案的申诉材料交给华国锋的时候，华国锋认为，陶铸的案子是毛主席过间的，弄得不好会结毛主席丢脸。
当胡耀邦、宋任穷根据事实，主张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时候。
遭到华国锋的主要助手、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坚决反对。
当邓小平提出解决彭真冤案的时候，华国锋表示，我们不好推翻毛主席的决定呀！全党都知道毛主席就彭真的问题写过许多批示，如果给彭真彻底平反，那岂不是说毛主席全都错了吗？当有的同志把薄一波的“六十一人叛徒案”有关材料写进简报，要求为薄一波等同志平反的时候，华国锋和他的助手，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很气恼，表示要顶住。
当杨尚昆等同志就自己的冤案提出申诉的时候，汪东兴认为。
我们办什么事，首先要从维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出发，毛主席亲自批准和处理的案子，叫我们怎么纠正？当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向中央提出：为“文革”前遭受错误打击、“文革”，中接着受迫害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洪学智等同志平反的时候，也遇到了华国锋的阻挡。
在华国锋“两个凡是”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等人对平反冤假错案持抵制的态度。中组部对受迫害的老干部急切的呼吁置之下理，对来访者拒之门外。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要求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可是郭玉峰不仅把舒同挡在门外，而且派人把舒同从中组部招待所赶走，让舒同“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在北京，有近万名中央机关干部闲置在家，废弃不用。
一大批像夏衍、楚图南、沈从文这样的文化名人被视为“社会糟粕”．继续当作阶级敌人对待。
．被关押在外地的一些原中央领寻人愤怒地写信责问：“人生能有几个10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至于普通群众当中难以平反的冤假错案，就更是攫发难数了。
尤为严重的是：华国锋不但阻拦平反冤假借案，他强制推行“两个凡是”，还在制造着新的冤假错案。
十一大的遗憾1977年8月12日至18H．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华国锋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报告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报告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这是很鼓舞人的。
但是，政治报告不但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依据“两个凡是”，称颂毛泽东晚年的英明伟大，赞扬“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
非常及时的，说“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载入史册。
报告把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恩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报告在论述今后“抓纲治国”的八项任务时，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报告指出：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报告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报告根本不提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错误，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党面临的任务，不是反“左”．而是反右。
报告继续鼓动：在‘伟大阶级斗争推动下”，深入持续地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实现“国民经济的新跃进’。
中国，还在“左”的阴影下蹒跚，等待。
十一大之所以延续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原因在于：客观方面：粉碎“四人帮仅仅10个月。长期以来“左”的影响还很大，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枷锁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的力量对于最高决策还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主观方面：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在华国锋和汪东兴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
十一大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共五人，也由这五人担任。
在十一大上，邓小平致闭幕词。他在演说中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邓小平批判”左”倾思潮、打破“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的纲领性思想和有力的武器。在十一大上，邓小平仅有有限度的发言权，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作着努力的抗争。。
新中央军委令人嘱目按照惯例，十一大产生了的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8月25日，中共中央就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的组成下发通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
聂荣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粟裕、罗瑞卿；列席常委：杨勇、梁必业、张震。
此时，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打击的罗瑞卿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之后不久，又任命邓小平的老部下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张震为总后勤部部长。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至关重要。人们从这个名单上，看到了有利于邓小平和有利于中国进步的因素。因为功高望重的几位老帅副主席和军委绝大部分功勋卓著的老将军，是坚决反对“四人帮”、反对“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邓小平的。这一点，十分令人嘱目。
在这之后不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轩然大波。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这篇文章所表达的立场。这是实践标准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华国锋的四个坚持华国锋在十一大上的报告，表明他有四个坚持：
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坚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三、坚持反右，反对反“左”；四、坚持用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大跃进的方式搞经济。
这四个坚持，是“两个凡是”在思想、理论、政治、经济不同领域的具体化。
这里特别列入华国锋的经济思想，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以往对于华国锋的批评，比较偏重于政治方面，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很多同志对于他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措施研究较少，这是一个不足。上文对华国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谈得比较多，在这里侧重分析一下他的经济思想，以为补充。
城市与工业的改革比较复杂，至今仍在探索，仍有争论；而农村与农业的改革己获得全国共识，这里就从农村和农业问题入手。
对华国锋的经济思想作一纲领性的剖析。
在毛泽东晚年和他去世之后，为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为农村发展确定一条道路，曾召开两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毛泽东生前的1975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赛会议。粉碎“四人帮”
之后的1976年12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第一次学大寨会议，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第二次会议“是华国锋主席亲自提议召开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说，这次会议“是八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因此，这两次大会的精神，能够反映华国锋抓农业的思路。
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与江青发生尖锐的政治斗争，这里且略去不提，单说农业问题。当时还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针对“四人帮“的极左，提出“农业要整顿”，实际上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祸及农村和农业方面的错误。农业怎样整顿，整顿的目标是什么呢？邓小平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要实现现代化。这就是邓小平的见解。
现在大家对农业现代化可能有了更多的理解，它是指机械化。
产业化、市场化，是指普及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在市场经济中实现高效率和高效益。
不管怎样，它决不是人民公社这样一种出工不出力的低效率。
大锅饭模式；农业现代化也决不是靠普及大寨县的政治运动所能实现的。
在这里，邓小平对“学大寨运动”娓婉地表示了不同看法。
不久之后，邓小平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决主张解散人民公社，正是这一思路的逻辑发展。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邓颖超等同志提出：硬来蛮千的学大寨不是出路，在农村普及科学技术，提倡科学种田，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
邓颖超等同志的看法是有依据的。
最大的依据，就是从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搞了20年之后，到了1978年，农业生产效率却低于1952年农业合作化之前的水平。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如果把1952年的农业生产率定为100的话，那么，1978年则为77．6。
多年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推行全国“学大赛”，极大地加重了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
对这一点，最高决策层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但是华国锋对此全然不顾。
华国锋在第一次学大寨大会上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他要求省地县要派出三分之一的干部下去抓这项运动，以期实现1980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变成大寨县。
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动力，就是陈永贵在这次大会上说的：“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子社会主义。”
如果说，在”四人帮”猖撅的情况下，这样布置工作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毛泽东去世及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了。
可是，在第二次会议上，不但一切照旧，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会议指出：学大寨是中国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运动，是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
会议指出。学大寨，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贯彻始终。
会议要求前来开会的两千多个县的负责人：学大寨，要学根本，要像大寨那样“扎扎实实”地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大批促大于。
华国锋及陈永贵把党内对“学大寨”的质疑打成“四人帮”，当作“死敌”来对待。
《人民日报》庆祝这次会议闭幕的社论说：学大寨还是反对学大寨，是两个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
社论强调说：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修正主义的头于是反对学大寨的，王张江姚同样反对学大寨，而且更猖狂，他们是贫下中农的死敌，是全国人民的死敌。
《人民日报》报道：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同志提出，到1980年全国要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各省市区都要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这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我们一定要乘胜前进，把干劲进一步鼓起来，鼓得比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劲头还要足，坚决完成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
当然，这个高指标到1980年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就是到了2000年，也难以达到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
我们由此看出了华国锋搞经济的思路是：政治挂帅十群众运动十大跃进。
华国锋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弊端缺乏认识，当然也就谈不上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他的经济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延续。
华国锋的四个坚持，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十一大虽然比“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十大有所进步，但是，它没有能够完成从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解放思想实现伟大转折新明星胡耀邦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胡耀邦所发挥的作用逐渐突现出来。
这位1915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政治家，矮矮的个子，十几岁就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是有名的红小鬼。
1948年，33岁的胡耀邦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在十八兵团徐向前司令员指挥下，先后与李井泉、周士第、黄新廷、陈漫远等将领共同担负十八兵团的领导工作，率领部队南北征战，功劳赫赫。
胡耀邦心直口快，敢说敢于，魄力十足，作风朴实近人，说话鼓动性很强。他从1952年到1965年领导共青团，长期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把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受到毛泽东赞赏。
1965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46“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受到迫害。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胡耀邦在邓小平领导下出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他和当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以及教育部长周荣宝、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一起，在不同领域里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
的指示，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胡耀邦在1975年夏天主持制定的（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
但是，随着1975年底毛泽东亲自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展开，胡耀邦再次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下台。
（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被“四人帮”诬指为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之一，受到批判。万里、周荣金、张爱萍也遭到冲击。
其中，周荣金挨批判时，当场心脏病复发，不幸去世。
当时，群众称胡耀邦与万里、周荣金、张爱萍是邓小平的“四员干将”。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胡耀邦就在邓小平领导下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开展土改、剿匪和发展生产的工作，成绩卓著。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就很欣赏胡耀邦的领导才干。如此说来，胡耀邦早就是邓小平的一员干将了。
1975年的共同遭遇，使他们的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在十一大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井于1977年10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实际主持党校日常工作。这一年12月，中央兔去了郭玉峰的中组部部长职务之后，胡耀邦又兼任了中组部长这一重要职务。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样～个特殊时期，中共中央党校负责为新时期培养党的干部，可谓责任重大。富有创新精神的胡耀邦还开发了中央党校的理论资源，使中央党校在意识形态诸多部门中秀出于林，成为当时研究、宣传新时期理论的最重要的基地，为开拓新局面，推动当代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共中央组织部这个部门，则站在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线。这在当时是一项阻力很大、极为复杂艰巨的工作。
同时兼任这两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在党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胡耀邦不负众望。
1977年10月，在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之前，他就指导、组织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针对大量冤假错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为干部政策的拨乱反正大造舆论，引起强烈反响。
12月10日，胡耀邦任中组部长，他一上任就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
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
讲话中所说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当然包括毛泽东定的案。这就直接冲击了“两个凡是”。
胡耀邦敢说敢于。他率领中组部工作人员，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使许多干部得到了解放，并且促进各地方、各部门解放干部的工作迅速展开。这就破除了”左”的办案思想和办案方法，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规模平反积案、铁案”，揭开了序幕。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打击无情斗争，被搞得家破人亡而又迟迟见不到天日的干部，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希望。许许多多受迫害的干部和他们的亲人称胡耀邦是“胡青天”。
胡耀邦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朗星。
而胡耀邦为打破“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还在后面。
时值1977年底1978年初，一场在思想战线上针对“两个凡是，“总攻就要开始。这场总攻的第一线组织者、指导者，就是绢耀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怎样产生的在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向全党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9日，粉碎“四人帮”之后复校的中央党校开学。
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根据刚刚结束的十一大精神，要求党校用心研究党的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叶剑英要求在研究中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他说：如果理论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这实际上是要求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沿用“文化大革命…中对党内斗争的提法，指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之所以沿用这个提法，是由于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尚占主导地位，还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也还没有力刘少奇平反的缘故。
身兼中央党校校长的华国锋也向党校布置了同样的研究任务。
在讨论这个研究任务的过程中，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猖撅的现实，对“‘路线斗争”的研究发表了极其重要的指导意见：
“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y“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以哪个人的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参加这项工作的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日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在此期间的一次谈话中，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的同志问：“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法？”
胡耀邦回答：“实践是错误的。
在十一大刚刚结束的情况下，身为中央党校负责人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
在胡耀邦的指导和组织下，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二稿。
文中提出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原则是：
“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来检验…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这正是胡耀邦提出的原则。
在这里，实践标准已经写得很明确了。
中央党校复校后的807名学员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讨论。这些学员是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他们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部队军以上单位。
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工作人员和学员的思想很活跃。
这些学员亲身经历了十年浩劫，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疑问。在“四不主义”的氛围中，一些学员从实践出发思考问题，从根本上对“文革”提出了疑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看法。大部分学员赞成从实践出发研究党支。这说明他们初步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接受了实践标准。
这807名学员是从全党范围抽调来的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骨干，他们的讨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酝酿与前奏。其中，后来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在讨论中十分赞成实践标准。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与这一次学习有直接关系。
当然，也有些学员提出：“还是应该按华主席讲话的口径来写党支。”这说明，有些人或是心有余悸，或是思想糊涂。总之，他们还是被“两个凡是“的框子套着。
在这期间，中央党校的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25日）发表了该刊编辑组写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批评了一些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一句话，以‘风’为准。《人民日报》于1978年1月9日发表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文章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文章回答：“是看实践。”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
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实践标准问题，但没引起大反响。其中，张德成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20多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来信对实践标准是持异议的。
这些情况，促使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对实践标准问题做了进一步讨论和思考，并想就此问题撰写一篇重要的论文，当他们把这个想法向当时主持工作的党校副校长马文瑞汇报时，得到了马文瑞的支持。
胡耀邦基于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动思想解放、进行拨乱反正的考虑，也正有此意。
于是，在胡耀邦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开始起草论实践标准的文章。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具体负责此事。
文章初稿草成，正在付论，来了《光明日报》的信息。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理论部送来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的时候，看到大样上有一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该文是报社理论部王强华去南京开会时约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朗写的。胡福朗的稿子1977年10月寄到报社，原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由《光明日报》马沛文、王强华对文章前后进行了5次修改，增加了反对教条主义、冲破禁区的内容，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第五次修改稿经胡福明看过并同意。
杨西光看到这篇文章，联系起中央党校的学习、讨论与交锋，十分兴奋。他觉得这篇文章的题目说到了点子上，但又觉得文章仍偏重于历史叙述和理论论说，思想性和针对性不够强，特别是缺少批判“两个凡是”的内容。
他决定先把文章撤下来。一是文章要做较大修改，要进一步触及当时拨乱反正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且要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进行阐述。二是这样重要的文章放在哲学专刊上影响小，修改后应该放到头版上，扩大影响。
此时。恰好胡福明到京开会，于是把胡福明请来投入修改。
与此同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正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他便请孙长江于4月13日来报社开会，参与对立章的修改。胡福明、马沛文、王强华参加。
会议由杨西光主持，详细讨论了文章的修改意见。主要修改意见是：要加强针对性，批评“两个凡是”，要提倡冲破禁区，解放思想；要从各方面充分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革命导师都曾经用实践修正自己的观点；要批判愚昧思想，批判“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等等。
会后，胡福明于14日、15日修改了一次，有事离京。
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接着作了较大修改，21日将改稿送给孙长江修改。
24日，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又一次讨论修改了此文，将修改稿再送到党校。
在此期间，杨西光亦曾亲自到党校同吴江、孙长江交换意见。
讨论此文修改。党校同志经过各方面考虑，决定把原已由孙长江写出的初稿和《光明日报》文章以及讨论意见并在一篇文章中，进行修改。这就是说，把党校已取得的成果放到胡福明的文章当中来。由孙长江执笔完成。
孙长江完稿后，再经吴江修改，27日定稿，送胡耀邦审阅定稿。
至此，文章进行了10次较大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由胡福明起草初稿，孙长江最后执笔完稿。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多次参加讨论修改。
请注意标题中的“唯一”两个字。这里强调的是，除了实践这一个标准之外，没有任何其它标准，这就增强了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
经过胡耀邦审阅定稿，决定文章先在中央党校办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可以增加文章的重要性、权威性和神秘感，引人注意。
而且，这篇文章是集体的成果，用个人署名不合适。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的内部刊物，于1977年7月15日出版第1期。胡耀邦明确提出：办这个刊物，就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再颠倒过来，一个问题一篇文章，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理论动态）是一份朴素的，没有封面设计的刊物。每期大体只有十几页，以大字刊登一篇文章。它出版之后，由于文章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很受广大干部和理论宣传部门的欢迎。
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全文刊登这篇七千多字的文章，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
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槁。
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开始陆续转载此文。
这么多重要报纸如此迅速地转载光明日报的一篇评论，是极为罕见的。特别是这篇评论有强烈的针对性，触及到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所以立即轰动全国，犹如巨石投入水中，引起轩然大波。
自这一次《光明日报》出现“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大获成功之后，一段时期内，各主要报纸便不时采用这种署名方式，发表重要评论，以加强其权威性。这种署名方式也进入了新闻学教科书，成为新闻评论的一种。
历史雄文精华何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分为四个部分：
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篇文章的精华，就在于它紧密联系当时在各方面展开的反对”两个凡是”的尖锐的思想政治斗争，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请读一读该文部分精彩论述：
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一样。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
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己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是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商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彼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井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这些精辟的论述，从理论上和思想路线上彻底揭穿了“两个凡是，，的画皮，击破了“两个凡是”的种种似是而非的依据，使困在“两个凡是“罗网中的广大干部群众获得了一种挣脱了枷锁般的解放感。
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细读全文，其中许多论述，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有着强烈的针对性。。
这是因为，在改革进行到今天，仍然有人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面目出现，大量摘引马克思的语录，说我们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这些人承袭着其前辈的招数，企图制造新的思想枷锁，阻挡改革的脚步。对此，本书在后面向读者介绍并作分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仅在间世的当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风暴来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直接触犯了“两个凡是”的提出者和坚持者。，深受“左”倾路线坑害、压制、奴役的广大干部群众读了这篇文章，欢欣鼓舞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中国终于有了希望！有人这样形容这篇文章的作用：“全国人民的思想活跃起来了。中国，就好像一个疲惫瘫软的旅人，突然服用了兴奋剂，一下子又恢复了青春活力，马上生机勃勃起来。”
“兴奋剂”一词用得合适与否虽然可以再推敲，但当时的那股气氛是表达出来了。
、这文章受到了来自“上边”的巨大压力。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较量展开了。
《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12日当天晚上，正在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吴冷西打来的电话。
吴冷西说：”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他说。文章否定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恩主义的普遍真理。
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始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之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吴冷西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
他说，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就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他说，文章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
吴冷西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有错误，大家都去争论哪些是错的，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能够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这是很坏很坏的。
13日．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接到《红旗）杂志负责人打来的电话。电话说：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
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负责思想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已开始追查此事。
他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打电话问：“《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们发表这么重要的文章难道没经你们审查？”
“按照规定，如果不是报纸社论或中央指定的文章，我们是不负责审查的。不过，这么重要的文章，按道理，他们也应该送审。”
“你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
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
《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当天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的华国锋自然也很快知道了此事，看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紧跟着在12日转载这篇文章，他感到事态严重。他的意见是：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等中央了解了情况之后，再作结论。
17日，汪东兴在一个会议上讲话中，公开点了这篇文章的名。
他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么千。”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批评新闻单位“没有高举毛主席的旗帜”，斥责刊登这篇文章的新闻单位负责人没有党性。他提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18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刚刚开始，汪东兴就把中宣部长张平化找去谈话。谈话结束，张平化回来立即邀请教育工作会议代表团团长到钓鱼台，就《标准）一文发表讲话说：
“这篇文章，听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现在也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成定论了。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张平化还要求大家回去之后向省委常委汇报。
邓小平说：“打破精神枷锁”！“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邓小平以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这个契机，毅然决然顶着风险出来说话了。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
“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30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邓小平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再过几天，就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了。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决心在这个重要场合反击“两个凡是”。
邓小平得到了军队的坚决支持。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上，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讲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步也前进不了。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夭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沦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夭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邓小平在讲话中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讲话，极大地支持了（真理标准）一文。
邓小平讲话的第二夭，《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第一版刊登通栏标题：邓副主席讲话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对邓小平的讲话作了报道。
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斗争白热化就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的讲话之后，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会上。汪东兴再次对《标准》一文进行批评，并点名批评胡耀邦，要胡耀邦在报上发表文章要注意。
汪东兴说：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个性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
汪东兴还说：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宣传上的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
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7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他在同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还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指“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49年至1966年——作者注），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在这一时期，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对真理标准的问题，不要介入，不要表态。他还批评了一些省市的负责人表了态。
这就影响了一部分部门和地方。某市的干部群众对《标准》一文反响强烈，可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却加以压制，一再说：“中宣部不讲话，我们不要动。…‘不介入这场争论。”该市报社组织的文章也被压了下来不准发表。
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宣部长张平化谈话，把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情况跟他讲了，然后向他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但是，张平化8月份到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地方上的同志请他讲讲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他回答说：学（实践论）吧，这就是最好的教材，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它。只讲其中的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要融汇贯通。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一条语录，不全面。他暗示大家：有人要“砍旗”。
9月，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回国，即在东北视察，沿途大讲思想路线问题。
9月16日，邓小平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说：
“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作‘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强调：“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我们的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胡耀郊奋起反击面对巨大的压力，胡耀邦没有退却，他组织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继续写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反驳种种刁难《标准》一文的谬论。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一文。
文章批驳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颠倒；同时阐明：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文章说：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和其他怪论最有力的驳斥就是实践。
文章指出：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能推动理论发展，获得新的真理。
文章系统地回答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之所以坚持“两个凡是”的口号，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之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
这篇文章把围绕着《标准》一文的分歧公开化了，被称为是《标准）一文的姐妹篇。
这篇文章得到了解放军领导人的坚决支持。。
文章送到《解放军报》，该报社表示完全赞同。6月18日，文章清样送给中共中央军委秘书氏罗瑞卿审阅。
罗瑞卿指示军报不要匆忙，再做一些修改，再提高一步。
罗瑞卿对《解放军报》负责同志说：“现在不是有人搞‘两个凡是’吗？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恩列斯从没讲过‘凡是’，毛泽东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以后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毛主席的话，中国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新条件下继续发展。’文章凡经修改后定槁。发表之前，罗瑞卿同志去联邦德国做腿部手术。他一直惦记着这篇将要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临上飞机之前，他对解放军报负责人姚远方同志说：
“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找我。”
罗瑞卿还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挨五十大板。”
令人痛借的是，罗瑞卿在联邦德国治病竟一去不归。他生命的最后岁月，还在为中国打开新局面竭尽努力，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6月24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
继《原则》一文之后，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刊登在9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
9月26日，《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沦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把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社会各界和党内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大讨论当中。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贪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从理论上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7月5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理论讨论会，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制造的混乱，支持《标准》一文。
7月17日到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校、高校、研究机关的理论工作者和干部160多人，讨沦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会议参加者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在会上讲话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意义重大。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革命实践的检验，就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新闻出版界也以空前的积极性加入讨论行列。
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发表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有650篇之多。这就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讨论热潮。
至关重要的是，从8月到11月，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先后表态，公开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在8月27日第一个表态支持。
后来从9月10日到11月23日公开讲话表态支持的顺序是：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玫。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锋，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沈阳部队党委第一书记孪德生，广州部队党委第一书记许世友，兰州部队第一政委肖华、司令员韩先楚，甫京部队第一政委廖汉生、司令员聂凤智。
成都部队司令员吴克华、第二政委孔石泉。
昆明部队党委第一书记刘志坚；新疆部队司令员刘震。
力量对比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这已不只是对学术观点的看法了，而是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表态。
这些表态，对坚持实践标准的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同时，削弱了“两个凡是”的力量，从而使中国政治力量的天平倒向了坚持实践标准这一边。
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左”倾思潮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打中了林彪、“四人帮”反科学思想体系的要害，使广大干部群众对“囚人帮”
路线极左实质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为清算“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深深启发和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根本态度问题的思考，推动了人们纠正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整顿，为大规模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当代中国一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历史作出了抉择。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在舆论上、人事上都陷入了极大的孤立。
孤独的〈红旗〉杂志在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保持着沉默。
在绝大多数新闻媒介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下，《红旗》杂志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
熊复于1978年5月17日来到《红旗》杂志担任总编辑。
刚上任，他就说：《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我看都有问题。
熊复说：现在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按劳分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按劳分配说得那么好，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算数不算数？熊复上任之后第二天，汪东兴来到《红旗》杂志。在讲话中，汪东兴称赞了熊复的观点。在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时，他激动他说：这是针对毛主席来的！他鼓励熊复说：“（红旗）要一花独放，不参与真理标准讨论！”
在其后的两个多月里，各报刊大量发表文章，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专家学者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态评说，举世关注。
紧张的气氛。更给围绕这篇文章的讨沦增加了激情和扣人心弦的吸引力。人们都知道这场大讨论对于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红旗》杂志的沉默格外引人注目。
7月份，《红旗》杂志编辑部内部也曾想撰写一篇温和的文章参与讨论，但终因意见不一，未能发表。
谭震林的一篇文章，终于打破了这个僵局。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生85周年纪念日。《红旗》杂志提前约请谭震林撰写一篇文章。
谭震林是跟着毛泽东在井岗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元老。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打击与迫害。他在党内外部很有威望。
谭震林的文章10月下旬送到编辑部。文章中一大部分内容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谭震林曾对《红旗）杂志约稿的同志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
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面对这篇文章，熊复为难了。他主张删掉这部分内容，但有人说文章是谭震林个人署名，应该尊重作者意见。
编辑部还没来得及作出最后决定，谭震林又送来了文章的修改稿，并附一封信。信中说：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得不透彻，强调得不够，现再作加强。
《红旗》杂志派人登门告诉谭震林，中央明确指示（红旗）不介入讨论。
谭震林大力恼火，说：“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熊复只好把谭震林的文章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
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在批示中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意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人，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就是卷入。
李先念批示说：“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
《红旗）大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华国锋也同意刊登这篇文章。
《红旗》只好刊登这篇文章、最终也卷入进来了。
《中国青年》发起冲锋《中国青年）是一份影响很大的杂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
1978年9月11日，《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出版。
这一期杂志，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和童怀周编辑的一组“天安门侍抄”。
《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介绍了天安门事件的英雄、青年工人韩志雄的事迹。韩志雄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面对迫害打击英勇不屈，坚决与“四人帮”进行斗争。
童怀周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冒着风险收集整理的天安门诗歌，早就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不胫而走。
但是，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未公开平反。
这一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的涛文，显然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产物。这一期杂志一间世，立即在北京引起了极大轰动。已经通过邮局送到读者手中的4万多份杂志被人们争相传阅。
兼管工青妇工作的汪东兴看到这期杂志之后立即打电话给当时共青团中央负责人，严厉地提出四点意见：
一《中国青年》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辞，没有华主席题辞？二、《革命何须怕断头》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怎么又出来了？四、为什么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接到汪东兴电话之后，团中央负责人立即要求杂志停印停发。
清华国锋题辞；把《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不妥当”的段落删去；同时删去“天安门诗抄”中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天安门诗抄”
另换题目。
针对汪东兴的批评，《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向中共中央主席以及每一位副主席写了申诉信，要求这一期杂志不要改动。
9月14日，汪东兴召集团中央负责人和《中国青年》杂志组长以上的干部开会。
汪东兴在会上讲话，更严厉地批评了《中国青年》杂志的内容。
并批评了杂志社没有通过他直接向中央写信的行动。
他在讲话中引用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天安门事件不能翻案的讲话，批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讲话的精神，要求有关文章要考虑重新改动。他还要求把华国锋的题辞和毛泽东诗词三首及照片放进杂志中。这一期杂志停印停发，已发出的要收回封存。
汪东兴的做法引起了反弹。
了解内情的干部和群众纷纷向中央写信，要求“救救《中国青年）杂志！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现在人们都知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但是，华国锋当时还是中共中央主席，按照华国锋的“左”的指导思想，怎能顺利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呢？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夭。三中全会解决了那么多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5天时间怎么来得及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了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本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为这次会议和三中全会确定的议题是经济问题。
但是，当时党内思想斗争异常激烈，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酝酿已久、迫在眉睫，所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由于陈云仗义执言的突破性发言，理所当然地使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程。。
结果，中央工作会议变成了解决“文化大革命”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会议，从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一直开了36天。
一个工作会议会期如此之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次工作会议，是在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会议，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会议。
这次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举行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及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共212人。
11月10日，华国锋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了三项议程。
一、讨论农业问题，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及《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还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
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也希望全国努力生产，实现他提出的各种规划和设想。
但是，同时他又坚持‘两个凡是”，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等等，这怎么能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呢？陈云仗义执言华国锋致开幕词之后，在1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在发言中文胆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要解决。
12日．陈云在东北组“放了一炮”。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困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例如：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
是我在延安任中组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绪，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予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六七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当承认“六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宅为叛徒的同志应该给予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六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春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回、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当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市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主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涉及到“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
陈云的发言立即得到多数同志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
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的心里不舒畅。
王首道在华北组发言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康克清在华北组发言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11月12日提出的六点意见。她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冤案平反。
杨得志等提出要为武汉“7·20事件”彻底平反。
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问题应当搞清楚。
聂荣臻提出要解决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问题，他还说，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陈云紧接着插话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许多与会同志还要求为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平反。
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其它重大决定根据与会同志的强烈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
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讲话。
华国锋说：当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个问题的时候，同志们提出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和地方遗留下来的比较重要的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过去多次议论过，准备加以解决。这几天，中央又研究了大家的意见。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以下决定。
一、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二、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凤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贯彻执行这些文件的党委和个人，不承担责任，责任由中央承担。
三、关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所谓“二月逆流”。
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其目的是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凡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因所谓“二月逆流”一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乎反。
四、关于薄一波等61人的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组织部的调查报告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等同志在狱中的表现是好的。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是老党员，担任过党政军重要职务，有重大贡献。历史上有过错误，但过去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老同志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大贡献的。经过复查证明，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杨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八、撤消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做法。
九、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根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理的。
十、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对于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于曾经分裂为两大派的群众组织，要妥善处理，不能引起派性斗争。要引导群众向前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
此外，对于“三支两军”工作。中央认为要历史地看。成绩要肯定，出现的错误由中央承担责任。
华国锋作检讨在11月27日的分组讨论中，某代表发言不赞成把真理标准的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肯定讨论是有益的同时，又说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
他说：现在报刊上提出了一些新口号，比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等。他说：“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真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
“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代表们从会议简报上看到这位代表的发言之后，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胡乔木、万里、邓颖超、徐向前、习仲勋等同志在会上发言明确指出：真理标准讨论已经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旗帜鲜明。
大多数代表在发言中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代表的要求，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关当事人说明了情况。
汪东兴、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
12月8日，汪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
13日．汪东兴又在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作了书面检查。
检查说：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中，我对于它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汪东兴表示要在今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检讨。
华国锋说，他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是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的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的。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虽然是应当注意的，但应当如何制止也没讲清楚。
华国锋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讲的“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
华国锋、汪东兴做检查是很勉强的，但他们做检讨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实践标准获得了胜利，“两个凡是”失败了。
让大家放开说话根据会议情况，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当放手让大家讲话，以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解放思想。
在这一精神推动下，会议气氛更加热烈。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现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形势也非常有利，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因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完全正确，非常及时，这是一个英明的有远见的决策。这一决策。
抓住了推动全局的关键问题。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必将发挥极大的促进作用。
有人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的提法值得研究，这样就没有主次、没有重点了。
有人说：除非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放在中心，不能有其它中心，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
有人指出：从1965年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来，三起两落。
粉碎“四人帮”之后是第三次提出来，这一次必须下大决心坚持下去，否则国家强盛不起来。
还有的同志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阶级斗争必须促进和保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任务的完成，不能离开这个中心。今后主要精力要转到抓生产建设了。
与会的许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他们说，现在我们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是挖出了三十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提法不确切，今后不要再这样提。
与会同志认为，在我们党内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今后不能再这样提。至于说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不能说服人。还有就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也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因此，一些与会同志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重新研究。
重新评价。
胡耀邦就解放思想，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恢复者干部工作问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
叶剑英在会上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由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组织上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
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陈云就当时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五点意见：
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稳定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
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
五、要重视旅游业的发展。
与会同志还讨论了人事问题。会议六个大组向中央建议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认为陈云德高望重，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应当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要求增选黄克诚等九位同志为中央委员。
邓小平号召解放思想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性文献，是中央工作会议伟大成果的集中反映。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接着，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解放思想的问题：
一、解放恩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邓小平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文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在讲话中，对待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说：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他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太少。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能侵犯。
邓小平着重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
邓小平提出要重视物质利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
邓小平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邓小平指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些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
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说，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
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在经济政策上，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他说：“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要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他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抓紧学习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以便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邓小平的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成果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
正如江泽民同志1997年9月12日夜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
“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铜，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几天之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乃至以后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本来，中央工作会议在13日举行了闭幕会之后应该结束。但由于与会同志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领会，这样，14日、15日两夭，代表们又进行了讨论。
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由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已做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只开了5天。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另有9人列席，一一共290人。
经过阅读文件和畅所欲言的讨沦之后，大会在22R晚一致通过了全会公报。公报宣布：
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一重大决策，解决了从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叵正，表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
在三中全会上和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
在三中全会上确立下来的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经过发展，后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三中全会上，与会同志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问题，全会决定撤消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肯定邓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和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全会决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这就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条件。
全会还对民主和法制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全会指出：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这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得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一条依法治国的正确道路。
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认为这对于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会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全会公报说：“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两个多月之后，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全会针对当时党内一些人在思想理论方面感到困惑的问题，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
全会公报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在当时，也只能使用这样委婉的措词。毫无疑问，和以前的宣传相比，这是很大的突破和很大的历史进步。
全会要求：“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样，就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坚持毛泽东思想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改革开放的新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进行各方面改革的转变。
全会讨论了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一九七九、一九八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对如何改革开放进行了探讨。全会还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刃以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实行开放、引进的专题材料，作为参考。
在这个基础上，全会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全会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全会指出：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坚决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全会认为，只有采取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口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尤j造性。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会提出的上述思想和措施，标志着改革开放方针的正式确立。
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
全会公报提出了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对于“农业学大寨”，则一字未提。
公报强调的是：“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这就从宏观决策层和大环境方面对农民的主动性、创造性给予了鼓励。
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安徽风阳具小岗村诞生了“包产到户”
的惊人创举，应该说，这与三中全会时期的大环境是有直接关系的。
三中全会提出了发晨农业的一系列措施：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受国家法律保护；不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账目公开。
人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措施，意在纠正前一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左”的倾向。
特别重要的是，三中全会要求改变过去那种认为农村社队发展工商业是不务正业的看法，提出了支持社队工商业大发展的政策，并制定了相关措施。
这个政策变化，促进了不久之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
“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胡绳同志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从发挥历史转折点的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相同的。
的确如此。
在社会主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弯路和挫折，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转折点，在这以后，我们才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道路，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好像在遵义会议之后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样。
三中全会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与一系列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有关。
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讲话说：“我们实现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
同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
“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这个“灾难“转化为“财富”是要有条件的。
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围绕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带来的打破禁铜和思想解放，为二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
当然，如上所述，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做的斗争和他们的努力推动，直接促成了三中全会伟大转折的实现。
在为这个历史转折作准备以及实现这个转折的过程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邓小平。
从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的思想经过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指导理论，是指引中国克服各种困难奔赴现代化的光辉的旗帜、胜利的旗帜。
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了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位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位同志为中央委员。提请党的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重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起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
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20年来，、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语言。
这说明中全会的伟大成就举世公认，说明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
方针、政策深入人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