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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解放推动了社会变化 


　　　　　　　　　　　　　 中国诗坛大爆炸

　　由1979年开始，延续到1980年，就像有个蒙面容突然闯入一个和谐的家庭一样、一批令文学界惊骇万状的“谁也读不懂的”嚎陇诗登上了中国诗坛。
　　这是思想解放的大潮在文学界的涌动，也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一次解放。
　　今天的读者对膝陇诗习焉己久不以为怪了。但当时的诗坛犹如发生了一场大爆炸一般。人们把这些诗称为“古怪诗”、“难懂诗”。

　　诗人、评论家、编辑，还有大学生们，互相之间为这个蒙面容争论不休大动肝火，甚至多年的熟人已夕之间怒目相向几挥老拳。

　　惊喜、唾骂、自豪、破灭、作壁上观……在中国诗歌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五花八门的猛烈放射。几乎全国所有报纸都卷入了感情冲动的大辩论。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文学界规模最大也最为激烈的争沦。

　　其实，这股新诗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开始酝酿了。一批出生于40年代未50年代初的青年，尝试着用象征的诗歌样式表达自己的苦闷、思考和反抗。如北岛（赵振开）的《回答》写于1976年4月。舒婷的《珠贝——大海的眼泪》完成于1975年11月。

　　1979年，在揭露“四人帮”的诗歌热潮中，（诗刊）于3月号发表了北岛的《回答》。这首诗以象征主义的认知方式和创作方法。
　　以它的开放式散射结构，以它的叛逆精神，使读者感到陌生和震撼：’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干帆相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一不一相一”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这首诗用强烈的意象组合，表达了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闷、思考和叛逆精神，同时也抒发了对未来的希望。就其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来看，这首诗可称为朦胧诗的代表作之一。
　　到1980年，（诗刊）4月号刊出“新人新作小辑”，发表膝肮诗人顾城的（眨眼）．王小妮的（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傅天琳的《一个快乐的音符）等作品。8月号刊出“春笋集”专栏，发表北岛的（迷途）（习惯），杨炼的《织与播》，舒停的《馈赠），王小妮的《印象二首）。10月号推出震动全国的“青春诗会”，发表了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等作品。

　　这些诗，与“四人帮”统治文坛时抬出的“小靳庄诗歌”及“批林批孔儿歌”相比，根本不同。与过去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坚锵！这样的鼓动诗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朦胧诗的骤然出现，使一些习惯于传统诗风的人大为恼怒。

　　《北京日报》1980年7月8日发表《且说“谁也不懂”之类》一文，说这些诗“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天津日报》1980年12月10日发表《朦胧的美与思辨的诗》一文，说：“如果思辨的诗商又晦涩，那就不仅不会有感染力，而且让人望而生畏。”
　　《云南日报》1980年12月1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让人不懂的晦涩诗或很朦胧的诗，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是以艺术上的古怪来掩盖思想上的空虚和生活上的贫乏。”
　　陕西《人文》杂志1981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说：“朦胧诗的出现。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一个倒转的漩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
　　还有人写文章说朦胧诗“是张天师的符咒”，”看来看去漆黑一片，无所谓诗美可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看。”
　　当然，朦胧诗也有根多支持者。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称赞朦胧诗是新的崛起，代表了未来的希望。他于1980年5月7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指出中国诗歌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诗坛充斥着，‘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作。他毫不隐讳他说，希望就在这批青年人身上。他认为这些青年朦胧诗人是诗坛的主要冲击力量。

　　《文汇报》1981年6月21日发表一篇文章，结合舒婷的《无题》一诗，反驳了所谓的“看不懂”。

　　《无题》片断：

　　“你怕吗？”

　　我默默转动你胸前的纽扣。

　　是的，我怕。

　　但我不告诉你为什么。

　　“你快乐吗？”
　　我仰起脸，星星向我蜂拥。
　　是的，快乐。
　　但是我不告诉你为什么。
　　“你在爱着。”
　　我悄悄叹口气。

　　是的，爱着。

　　但我不告诉你他是谁。

　　有人说：“有的侍看上多少遍也不懂，只能猜。”“星星向我蜂拥”这样的诗句，比较费解。
　　《文汇报）的文章说：“懂’，一般是指理性认识。而诗主要是用形象表达情感，它要求读者像作者一样想象诗中的画面，感受这个画面所孕含的情感。只有那些讲道理的诗才要求读者一定要弄‘懂’。‘懂’，是理智的思考，它不相信想象中的事情，它要求抑制情感的波动。例如被认为‘比较费解’的一句：‘星星向我蜂拥’．如果用‘懂’的方法去认识，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懂，为什么星星会向我蜂拥。但是当我们用想象去发现这个画面，用感受去体验它的情感，我们反而不觉得它有什么难‘懂’之处了。”“

　　徐敬亚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杂志1983年第：期的文章（崛起的诗群）说：懂和不懂是相对的。表面懂了未必真懂，暂时不懂的以后会懂，接触少而不懂的接触多了可以懂，一部分人不懂的另一部分人懂。青年人认为京剧不好懂，山里农民党得交响乐不好懂。交响乐和京剧并不因为一部分人不懂就失去价值。为什么对朦胧诗就这样不能容忍，必欲消灭之呢？徐文还指出，朦胧诗的产生首先是固为认识的深化和思想观念的变革，用过于传统的眼光不容易领会其中意味。

　　在这里，懂和不懂的争论，实际上包含着传统和创新的争论，包含着思想解放和不解放的争论。这是围绕朦胧诗争论的本质之1997年10月出版的10卷本《中华文学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对蒙胧诗及其作者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北岛的诗典型地表达了社会转折期一代青年愤怒的呼喊和抗争。他善于在诗中表现现实矛盾在他心中引起剧烈冲突的激情。在《回答》一诗中，对十年动乱的荒谬现实进行了尖锐有力而又形象的否定和批判。…‘北岛的诗在冷峻的否定的外表下表现了作者在历史转折阶段的愤意痛苦的心情，以及对于新的时代与现实的焦灼热切的期待。他的诗有着较为开阔的视界。”至于在艺术上，《通史》给予北岛诗歌以正面的评价，说：”他在诗中采用象征的艺术手法，打破固有的时空秩序，使时间和空间错位，并且运用蒙太奇、跳跃、通感等技巧，以意象迭加表现了多层复合意蕴。”
　　“伤痕文学”登上文坛思想解放对于文学发展的推动，在小说创作方面也强有力地表现出来。70年代未80年代初，“伤痕文学”的出现是最显著的例子。

　　《人民文学》杂志1977年10月号发表的北京作家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发初之作。《班主任》通过对中学生宋宝琉、谢惠敏两个不同形象的主动描写，深刻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和愚民政策给广大青少年带来的荼毒和伤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但是，“伤痕文学”这一特定概念的命名，却是由上海青年作家卢新华发表在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确定下来的。
　　《伤痕》通过主人公插队青年王晓华与其母亲骨肉分离的遭遇，揭露了极左路线和血统论给中国社会特别是给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

　　《伤痕》发表之后，引起轰动，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的座谈会上都发生了争论。一些人批评《伤痕》夸大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等等。尽管发生争论，人们认为，在”四人帮”统治文坛时期，这样的作品是绝对不能发表的。

　　青年女作家张抗抗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爱的权利〉控诉了“文化大革命”扼杀人的个性权利。

　　“伤痕文学”的主题，是揭露和抗议“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对人性的状害，特别是对青年人的伤害。
　　沿着这个主题发展，“伤痕文学”分别孕育和演变成了爱情小说和知青小说等不同的系列。

　　在“口人帮”横行时期，爱情是文学的禁区，在“四人帮”提倡的作品中，或是女人没有丈夫，或是夫妻没有爱情，总之大体是机械人。〈十月》杂志1978年第1期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冲破了这个禁区。这篇小说通过描写女工孟小羽和男青年陆王春的恋爱曲折，恢复了爱情在文学中应有的“位置”。小说在电台播出后，10天之内就收到听众1000多封热烈的来信。
　　接着，描写“文化大革命”中爱情生活的小说《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先后发表。这些小说仍然具有鲜明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极左路线的主题，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相比之下，知青题材的小说创作获得了更大的成就。70年代未80年代初比较重要的作品有：甘铁生的短篇小说〈聚会》，女作家乔雪竹的短篇小说《赫依宝格达的传说〉，女作家徐乃建的短篇小说《柏杨的“污染”〉，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韩少功的短篇小说〈远方的树〉、〈西望茅草地〉，张承志的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女作家王安忆的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女作家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梁晓声的短篇小说《北大荒纪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长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等等。
　　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有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小说则以“文化大革命”中知青生活为场景，从各种角度触及和揭露了极左路线给知青的生活各个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青年人的苦闷和迷茫。
　　也就是说，前期知青小说仍然以“伤痕”为重要内容。
　　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伤痕文学”和以“伤痕”为重要内容的小说，就让位给对时代新后题的追踪。80年代中后期的知青小说的主题也发生转移，或是着眼于发掘民族文化，或是转向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剖析……

　　在小说方面，作为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成果或是引起了波澜而必须提及的还有：
　　（1）一批“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公开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是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的出版。1973年，这本小说以手抄本形式开始在青年中流传，当时它的题目又叫《归来》或《归国》，后被北京一传抄者改名为《第二次握手》。

　　1974年秋，姚文元从一个情况汇报中得知这一消息，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并下令追查。

　　作者张扬是湖南山区的一个知青，当时30岁，被查获之后关进监狱。这本书是他从1963年起，大体用了10年时间几经修改完成的。
　　小说的内容是描写知识分子的事业、感情纠葛与爱国情怀，其中还写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粉碎“四人帮”之后，经各方面努力，特别是《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面仗义执言，张扬才得以释放，《第二次握手》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79年出版，随即成为这一年的畅销书。
　　（2）70年代未80年代初，一批小说由于在不同方面有所突破或触及敏感题材而引起很大争议，或者受到了批评。其中有短篇小说《在社会档案里》、《最后一幅肖像》、《思念你，桦林》，中篇小说《飞天》、《调动》、《太阳与人》等等。

　　《于无声处》和《丹心谱》引起轰动思想解放的潮流，也浇灌和催动了话剧之花。
　　1978年，上海青年剧作家宗福先以歌颂1976年“四五”运动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一举成名。
　　1978年初，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宗福先就冲破阻力，创作了《于无声处》，可见他的胆识。

　　《于无声处》通过老干部梅林与何是非两家纠葛，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风险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控诉了“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梅林深受“四人帮”迫害而坚贞不屈，她儿子欧阳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勇士，是“四人帮”通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何是非无耻投靠“四人帮”．虽然梅林是他的恩人，但他仍然昧着良心诬陷梅林一家人。

　　剧中表现出梅林和欧阳平是真正得到干部群众拥护的英雄，而何是非则遭到人们唾弃。两相对比，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
　　《于无声处）情节紧张，结构严密，冲突激烈。
　　这样一出具有极大尖锐性并富有感染力的政治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它所起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人们争看争说这出话剧，全国如饮狂泉。
　　前文已经说到．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就提到了《于无声处》的演出受到欢迎，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陈云在党中央全会上边样肯定一出话剧，井以此支持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十分罕见的。

　　《于无声处》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同时它也为推动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推进思想进一步解放贡献了力量。
　　剧名来自鲁迅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戏公演不久，”惊雷”爆响——天安门事件平反了。《于无声处》演出之后，北京作家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1979年3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大获成功。

　　（丹心谱）仍然是一出政治话剧。

　　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恩来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这个生活的小侧面，被苏叔阳写得有声有色，波澜迭起。它深刻地暴露出“四人帮”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创伤，有力地鞭打了投靠“四人帮”的风派人物庄济生的卑劣灵魂。
　　这出话剧的人物刻划有血有肉，性格鲜明，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人民日报》于1978年4月20日特别发表题为《光彩夺目的话剧（丹心谱八的长篇文章，祝贺《丹心谱）的成功。

　　这两出政治话剧大获成功之后，一大批着重反映重大政治斗争和社会问题的话剧相继公演。1979年这一年，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反响强烈的话剧出现。陈白尘的《大风歌）．丁一三的《陈毅出山》．崔德志的《报春花）．都郁的《哦，大森林），赵粹雄的《未来在召唤），李龙云的《有这样一个小院），中杰英的《灰色王国的一线黎明》，邢益勋的《权与法》，赵衰、金敬迈的《神州风雷》．赵国庆的《救救她》，以及引起重大争议的《“炮兵司令”的儿子》、《研究研究》．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等等。这些话剧突出的特点就是思想解放，面对现实，揭露社会矛盾，启人深思。

　　广大观众看得如痴如醉。解放以来，话剧界还从来没有这样烈烈轰轰的场面。

　　美术新潮令人目眩，小说《伤痕》所唤起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恩，在美术界同样表现出来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大批青年画家创作的带有”伤痕“特点的绘画涌现出来。如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程宜明、李斌的《无知和有知》，邵增虎的《农机专家之死》，罗中文、雷虹等的《孤儿》．以及由程宜明、刘字廉和李斌合作的连环画《枫》。

　　表现知青生活的有王川的《再见吧，小路），张红年的《那时我们正年轻》，何多等等人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王亥的《春》等等。

　　这些画的作者，都是类似事件或经历的过来人或目击者，所以他们的作品能以减挚的情感和切肤的感受打动观众，使人受到心灵的震撼。比起“四人帮”统治画坛时的伪艺术来，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艺术的自身价值，因而令人耳目一新。
　　1979年落成的首都机场大型壁画引起较大争议。在七幅壁画中，袁运生设计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画了几个裸体人物而遭到非议。直到后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同志，以及轻工业部、文化部负责人到机场参观时对此次壁画创作给予了肯定和赞扬”，这个问题才告解决。
　　中国画坛自1979年活跃起来的另一标志是各种画家囱体和小型画展纷纷涌现。其中有上海”海墨画社”、西安“春潮中国画学会”北京的“同代人油画展”和“劲草木刻研究会”、武汉“行吟连环画社作品展”、山东的“油画壁画研究会”、昆明的“申社”、辽宁的“紫罗兰油画展览”、重庆的“野草画会”郑州的“绿城水彩画研究会”、广播电视美术工作者的“AV画会”和云南的“十人画展”等等。

　　上海“十二人画展”的前言写道：“严酷的冰封正在消融，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战胜了死亡的危胁，百花终于齐放……每一个艺术家有权选择艺术创造的表现形式。”。
　　从1979年到1980年在京连续三次举办的星星美展，以其更多地追求视觉审美而又富于思想探索的特点引起更热烈的关注。

　　《美术》杂志报道说：“星星美展的展出，几乎成了观众与美术界，尤其是青年议论的话题。赞成的，反对的，意见尽管不一，但反应都很强烈。”
　　一次美展就留下了14大本观众留言。
　　展出的绘画和雕塑（无题）《偶像》《街道生产组的补绣女工）〈聊斋组画〉等等，在内涵和形式上有较为强烈的现代派倾向。这对于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的观众，无疑产生了很大的视觉冲击力。

　　作者雨笔和刀把对“文革”的思索展示在观众面前，也启发了观众的思考。

　　当然，有一些人对此非常不习惯，斥之为模仿西方艺术。

　　一位名叫阿蛮的作者撰文说：“从一件件作品中，可以看出在这些青年艺术家的心中有一个美好的世界。”他还说：“他们大胆地在形式上进行了尝试和探索。…‘星星美展能够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是艺术民主的丰硕成果。体现了我们国家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老作家冯亦代撰文，有批评，有鼓励，他说：“创作这些画与雕塑的年轻人，他们成长于有如噩梦一般的丑恶的十年。他们历尽111了坎坷的生活道路，但他们还是珍藏着一个美好的灵魂……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对于美的追求，使他们拿起了画笔拿起了刀凿，在画布上，在木石上，留下了他们美好的希望……他们入世不深，所见者少，或技巧上下成熟，甚至还有模仿、生硬的痕迹，或是迷茫与低沉的调子，不过他们那种探索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潘晓来信激起轩然大波，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的青年人，是带着创伤思考人生的。

　　他们原来真诚地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诚地愿意为革命献身。但是，十年动乱冲毁了这一切：理想与现实竟有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怎么这样艰辛？他们在苦昔地探索，真诚地交流。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5月号发表的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来信，一下子打中青年人的心，在广大青年当中激起轩然大波。
　　这封著名的来信说：
　　“我今年23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想，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

　　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营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11，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茫然，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我初中时．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因此拒绝给我寄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得了一场重病。
　　病好后……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给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悲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夭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燥。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贪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冥思苦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很多人不明白它，可不是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
　　“我求助于人类的智慧宝库——拼命读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问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人毕竟都是人哪……

　　在利害攸关的时刻……没有一个人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二十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成了我安慰自己，平敷创伤的名言……”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广。

　　这封来信真诚坦率地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彷徨、苦闷和思考和盘托出，立即在青年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各地青年的来信如同洪水一般涌进编辑部。
　　《中国青年》杂志随即就潘晓来信展开了讨论。
　　这场大讨论震动了全国。从5月号开始，一直讨论到年底12月号。（中国青年）共收到6万多件来信来稿，其中有不少信槁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这个数字，打破了解放以来报刊专题讨论来稿数量的纪录。

　　投稿的人有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青年、团员，也有不少成年人和老年人，还有香港、澳门和美国的来信。在八期杂志中，共编发111位作者的111份槁件。许多青年在来信中表示自己和潘晓有着类似的遭际和心路历程。他们认为，潘晓说的是真话。潘晓的思想反映了相当多的青年思想发展过程。“四人帮”统治时期“假。
　　大、空”盛行，令人厌恶。潘晓能把探求人生意义的心里话坦率他说出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有彷徨、有痛苦，总比麻木和僵化强。

　　讨论中的意见大致有这样几种：

　　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许多革命者所受挫折比潘晓还大，但他们不改初衷，为了理想不惜献出生命，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是正确的。因此，“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错误的人生观。
　　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不是科学人生观的表述。共产主义道德不是禁欲主义，不是基督教道德。人的“自我”和“为别人”不是截然对立、只能侧重其一的。人考虑”自我”是正常的，是人性的特点。“自我”是伟大的，但探索”自我”不能躲进孤独和哀怨中。“自我”离不开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假恶丑，也有许多真善美。“自我”只有在不断完善中，在为整体的奋斗中才能得到光辉的体现。人生的河流是由为自己、为别人等各种泉源汇合而成的。要承认“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决。应是发展的“合题”：“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
　　还有一种意见赞成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认为黄河本身必须有丰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人的活动，首先是耍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然后才能去满足别人。为自己的生存和生活而奔波，不是自私。只有力自己的利益宁愿去损害别人利益才是自私的。
　　还有比较偏激的青年说，“个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自我就是一座宏大精深的宇宙”，”自私是人的本质”。从动物的“自保”到人的”自私”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说谎、欺诈、恭维。

　　奉承是人生的要谛。“一切总体主义的观念都是个体灵魂被歪曲的结果，是个人本质异化的结果。…‘我的一切就是为表现自我，要给外物都打上我的烙印。”
　　在讨论中，各种观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交锋。编辑部有意识地编发稿件，对比较偏激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进行说服。

　　许多人在信中都高度评价《中国青年》敢于发表潘晓的来信并就此展开讨论，说：“这也是中国报刊前所未有的光荣——不同的声音发出了，说明我们的神经衰弱症正在好转。”来信还说：这样的讨论，可以便青年有一个研讨人生的机会，互相交流，在切磋中共同前进。

　　他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沦、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都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进做出过贡献。今天，在我们民族经历了这样大的灾难之后，在国家亟待振兴的关头，讨论人生的意义，必将能促进新时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
　　在讨论过程中，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就这次人生观大讨论发表了谈话，《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这使人生观大讨沦在全国产生了更大的反响。

　　《中国青年》杂志在1981年1月号上发表了总结这次大讨论的文章：（六万颗心的回响）。
　　总结文章没有摆出居高临下的态势教训青年，而是大量引用青年人来信来稿中的话，引用编辑部在各地召开的座谈会上青年的发言，表示了态度。

　　总结文章引用英雄事迹之后指出：人不都是自私的，有自私的人，也有高尚的人。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助人为乐的精神。
　　文章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不是先进的人生态度。

　　在利己中利他，是较低的要求。人应该在实现整体中去实现个体。

　　文章引用了一些青年人拼搏精神的事例之后说：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

　　文章说，这次大讨论，加深了青年之间的理解，加深了长辈对青年一代的理解和信任，同时增添了海外赤于对祖国的关心和期望占的确，这是在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的大潮流中一次非常生动引人，非常成功的人生观大讨论，凡是从当时经历过来的人都对这次大讨论经久难忘。
　　喇叭裤、披肩发和迪斯科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人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服饰打扮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四人帮”时期，由于封建意识浓厚，极左盛行，中国人的着装被讥称为千篇一律的“蓝蚂蚁”“灰蚂蚁”。青年人以穿军装和军便服力风气，服饰打扮极为单调，反映了社会的沉闷和压抑。
　　三中全会以后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社会活跃起来，人们的服饰打扮也有了生气。从国外传来的喇叭裤受到青年喜爱，并且从城市到农村迅速流行起来，与此同时，女青年的发式也打破了短发或辫子的模式，出现了新的花样。表现年轻女性特点和睦力的长发（又称披肩发），受到女青年的青睐。至于男青年，则出现了蓄长发的时髦群。、但是，由于国家封闭日久，加上“四人帮”愚民政策的毒害很117深，服装发式的更新同样遇到了很大阻力。
　　有些人批判穿喇叭裤是“颓废”“腐朽”的表现，把穿它们的青年说成是“盲目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称之为“流氓”。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发牢骚说：现在从背后发式上已经难以区别男女了。
　　有的地方甚至动员团员、青年上街纠察，不许青年人穿喇叭裤。遇到不听“禁令”的，就用剪子强剪。

　　某些城市的市政府还在报纸上公开刊登禁令说：留披肩发的女青年不准进入市政府大门。

　　一时间，青年人穿戴和发式问题成了社会各界议论和关注的热点，议论纷纷。

　　《中国青年》杂志站出来为青年人说话了。

　　该杂志1979年第6期发表了郭思文写的一篇引起了争论的文章：《谈引导——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谈起》。
　　文章一方面规劝青年说：“我们并不赞成青年人蓄长发、穿喇叭裤。不主张青年在衣着、发式等问题上花过多的精力，青年应该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工作、学习上去。

　　另一方面，文章转向重点：

　　“但我们也不赞成在青年的衣着、发式等个人生活问题上过多地评头论足和指摘干涉。”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青年人一律绿军服，挽起袖口，强剪辫子，豁牛仔裤，没收后跟稍高一点的皮鞋等等。这种‘全面专政’．我们还不曾遗忘。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应该也包括肃清它在文化和生活方面散布的形而上学的影响。”

　　“毛主席在谈到批评问题时，曾经指出，批评要注意大的方面，不要只注意小的方面，对个人的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在个人生活爱好问题上，只要不违反法纪，无伤于道德风尚，是应当允许求大同、存小异的，毋需强求一致，更不宜把一般生活爱好都联系到思想原则问题上来分析批判。头发的长短，裤脚的大小和思想的好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实，就发式来说，中国男子自古是蓄发束髻的，我们今天的分式发、小平头，都是从外国学来的；光头，即古代的和尚头。是来自于印度的佛教，也是‘洋头’……在裤脚问题上，中国的上著裤式是丐裆裤，裤脚是绑起来的。现在流行的裤式也是来自西方。难道要让大家穿起丐裆裤才好？在18年后的今天看来，这篇文章所讲的不过是人人都懂的常识，丝毫不成问题。可是当时，这篇文章的间世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很多人看了之后也是哗若寒蝉，心里同意这篇文章也不敢公开说出来。时代的潮流，终究是阻挡不住的。从这里，你对中国国情及中国改革的特点也会有进一步的体会。”

　　当时争论极大的还有迪斯科舞蹈。

　　迪斯科在思想解放潮流中传进中国，立即受到青年人的欢迎。

　　1979年春，北京北海公园出现建园以来没有的奇观——每到傍晚，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就提着录音机，涌进公园大跳迪斯科。人员的密集程度快把公园涨满。震耳的迪斯科音乐，湖边和林中无数快节奏跳舞的男女，飞扬的尘上、成了京城从未有过的一大奇观。后来经政府有关方面和公园营理人员多方费力做工作，才把北海公园迪斯科热降了温。
　　迪斯科又成为当时争沦的热点。
　　以至于某位领导人写信给某省委书记，批评他以省委书记之尊，竟然支持迪斯科舞蹈，岂非咄咄怪事？但是，迪斯科也终于存在下来普及开去，并且在中老年人当中也获得了广泛认同。
　　朱逢博和李谷一的风波就歌曲而论，几十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老百姓习惯了“高、快、响、硬”风格的作品，有如宋词中“大江东去”的豪放派。大体是三路：

　　一是普及面最广的革命歌曲，如《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等，，“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曲以及“样板戏”中的某些唱段也具有革命歌曲的功能。由于过去这些歌常常伴随或配合运动，因此相当流行，给人影响也非常大；二是美声唱法的歌曲，如组歌《黄河颂》中的一些歌，《我骑着马儿过草原》、《马儿啊，你慢些走》《克拉玛依之歌》等；三是民歌，如《东方红〉〈洪湖水，浪打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初，港澳台的流行歌曲伴随着刚刚兴起的“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

　　流行歌曲一反“高、响、硬、亮”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有如宋词中“细雨斜风”“花褪残红…‘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婉约派。
　　这就使很多听惯了”高、快、向、硬”的耳朵感到陌生，不习惯，再加上流行歌曲的内容多表现情爱，与十几年来所受的“革命意识”灌输距离较远，这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歌名就不正经。什么《甜蜜蜜）〈初吻》、〈给我爱〉〈不舍得你走》……“情操低下，革命意志丧失殆尽！再说，“用的是气嗓子”，“离不开麦克风”，“装腔作势勾引青年”，“连五线谱都不识！更何况，邓丽君竟然干脆重唱一遍30年代的“汉好歌曲”〈何日君再来〉．录入磁带传进内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头脑比较僵一点的人猛烈申斥自不必说，音乐界许多人士则因为一些流行歌手缺乏专业训练骤然大红大紫而撇嘴不止。
　　1979年、1980年，各种报刊发表的文章雨点般地砸向流行歌曲。
　　请看一看当时报刊的言论和文章摘要：
　　“解放前我在上海生活过几年，那时什么歌曲都有，有许多乱七八糟的舞场歌曲和电影插曲。有周漩、白光那一套，日本人来了有李香兰那一套，等等……这些歌曲大部分流行于舞场。但在音乐舞台上，在广播电影插曲中，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居然也向那种音乐靠拢，这是我想象不到的。听说像香港某歌星的唱法现在也有人党得不过痛了，还嫌不够刺激……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某些人的心理状态……生搬硬套地把反映那个社会的思想感情的歌曲搬到我们这个社会中来，显然是尔恰当的……我们的社会需要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远大的理想……”

　　“不少同志忧虑的正是相当一部分矫柔造作、娇声娇气的东西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有少部分青年人没有理想，对祖国的前途也失去信心，思想空虚，就寻求精神刺激，某些海外流行歌曲正投其所好。”

　　“流行歌曲从总体上来说，大多是反映那个社会不健康的思想感情的……”

　　“不管什么风格，也不看什么内容，都要用电子乐器来凑热闹。
　　这不是对音乐作品的正确态度。”（以上见《人民音乐〉杂志1980年2月号）。

　　《人民音乐》1980年8月号的一篇文章还猛烈批评一些歌手和乐队“把原来可能是真实的感情夸张到了做作、虚伪的程度，在内容上故作呻吟、一唱三叹，在旋律上滥用装饰音和不合词意不顾语言规律的跳跃；在演唱时又特别突出气声、假声、不合情理的变换和夸大共呜；在伴奏上，又常听到一些古怪的配器手法和音型，以及滑、颤、摇等手法的滥用等等。

　　北京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在流行歌曲的激烈争论中发表了一篇历史小说，主要内容是，孔子斥“郑声淫”。郑声即郑国的音乐。

　　“郑声淫”，即郑国音乐多是歌咏爱情的。最后郑国亡了。小说把郑国灭亡原因算到了爱情音乐头上，结论：“靡靡之音”就是“亡国之音”。
　　（北京晚报）出来说话。该报1980年7月28日发表刘孟洪的文章说：被说成是汉好歌曲受到指责的30年代歌曲《何日君再来），实际上是进步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是抗日青年上前线的惜别歌曲。
　　（何日君再来）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之一，这就引发了一阵音乐考证热。

　　（人民音乐）杂志1980年9月号发表了几篇文章对（何日君再来）进行研究。其中，体现编辑部观点的南咏的长文（还历史本来面目）说：《何日君再来》不是汉奸歌曲，但它是一首富有商业气息的调情的“黄色歌曲”。

　　上海著名歌唱家朱逢博在唱《向台湾亲人问侯〉和《窗前的灯光）这两首歌时，运用了流行歌曲滑音、装饰音的唱法，以增强感染力。但她遭到了很大非议。
　　有人说这两首歌是“黄色”的，说她想当港台那样的歌星，走上了“歧途”’。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朱逢博在《文汇增刊》1980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说：“如果说这些诬蔑攻击和艺术还算沾点边的话，那么还有一些流言蜚语就是纯粹的人身攻击了。我还没有结婚就替我生了各种各样的孩子。如今我40几岁了，仍给我编造着一出又一出离奇的‘艳史’。今年，居然又为我掀起了一场‘贩卖录音机被捕’的轩然大波。更令人气愤的是把这种诽谤提供给香港报纸，不仅是想抵毁我的声誉，还想毁灭我的艺术前途。”

　　她痛心他说：“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年轻一代人，学习条件、经济条件和物质条件比我更差……他们大多数人正在困难的环境里生活，有的还没等长成一棵草开出一朵花就已经夭折了，有的刚冒出一点芽就给恶风吹倒了。我的一个学生就是给吓得改了行北京的歌唱家李谷一受到了更大的压力。

　　她演唱的〈乡恋〉．受到了青年人的热烈欢迎，但也受到了极为猛烈的攻击。《乡恋〉表现了汉代出嫁塞外的美女工昭君对长江故乡的思念。这菌抒情歌曲的温柔款款使它担负了更大的罪名。

　　有报纸说这首歌是“黄色歌曲”．“格调低下“，“毫无价值”。李谷一也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变成了”大陆上的邓丽君”，有些文章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的罪人”。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乡恋〉悄悄地从电视广播中消失了。

　　李谷一还面临更致命的打击。

　　文化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向李谷一所在的中央乐团表示了意见：李谷一的演唱风格应该给予注意和引导。
　　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一位领导也打电话给中央乐团说：李谷一这样下去很糟糕。
　　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则更进一步，托人捎来一份“最后通碟”。
　　“如果再这样下去，乐团的土壤就不适合她存在了，她应该去找适合她发展的土壤。”
　　但是，热情的听众给李谷一寄来一千多封支持信。一封信说：
　　“他们说你是黄色歌曲，说你是黄色歌女，但发生在演出大厅的奇迹，那无数次的谢幕和经久的掌声，是对这种污蔑的最有力的否定！歌唱演员李谷一变成了全国新闻人物。
　　1980年夏天李谷一去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到谢幕时，情切切的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歌声响起来了，观众全体起立，合着拍节热情鼓掌，舞台上下情感相通。

　　终于，思想解放的潮流占了上风。（乡恋）在电视、广播中又重新出现了。

　　流行歌曲渐渐地为中老年人接受了，并且日益红火地在中国发展起来，蔚为大观。
　　今天的中国，在大力发展严肃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同时，正在成长为流行歌曲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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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诗坛大爆炸

　　由1979年开始，延续到1980年，就像有个蒙面容突然闯入一个和谐的家庭一样、一批令文学界惊骇万状的“谁也读不懂的”嚎陇诗登上了中国诗坛。
　　这是思想解放的大潮在文学界的涌动，也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一次解放。
　　今天的读者对膝陇诗习焉己久不以为怪了。但当时的诗坛犹如发生了一场大爆炸一般。人们把这些诗称为“古怪诗”、“难懂诗”。

　　诗人、评论家、编辑，还有大学生们，互相之间为这个蒙面容争论不休大动肝火，甚至多年的熟人已夕之间怒目相向几挥老拳。

　　惊喜、唾骂、自豪、破灭、作壁上观……在中国诗歌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五花八门的猛烈放射。几乎全国所有报纸都卷入了感情冲动的大辩论。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文学界规模最大也最为激烈的争沦。

　　其实，这股新诗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开始酝酿了。一批出生于40年代未50年代初的青年，尝试着用象征的诗歌样式表达自己的苦闷、思考和反抗。如北岛（赵振开）的《回答》写于1976年4月。舒婷的《珠贝——大海的眼泪》完成于1975年11月。

　　1979年，在揭露“四人帮”的诗歌热潮中，（诗刊）于3月号发表了北岛的《回答》。这首诗以象征主义的认知方式和创作方法。
　　以它的开放式散射结构，以它的叛逆精神，使读者感到陌生和震撼：’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干帆相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一不一相一”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这首诗用强烈的意象组合，表达了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闷、思考和叛逆精神，同时也抒发了对未来的希望。就其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来看，这首诗可称为朦胧诗的代表作之一。
　　到1980年，（诗刊）4月号刊出“新人新作小辑”，发表膝肮诗人顾城的（眨眼）．王小妮的（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傅天琳的《一个快乐的音符）等作品。8月号刊出“春笋集”专栏，发表北岛的（迷途）（习惯），杨炼的《织与播》，舒停的《馈赠），王小妮的《印象二首）。10月号推出震动全国的“青春诗会”，发表了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等作品。

　　这些诗，与“四人帮”统治文坛时抬出的“小靳庄诗歌”及“批林批孔儿歌”相比，根本不同。与过去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坚锵！这样的鼓动诗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朦胧诗的骤然出现，使一些习惯于传统诗风的人大为恼怒。

　　《北京日报》1980年7月8日发表《且说“谁也不懂”之类》一文，说这些诗“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天津日报》1980年12月10日发表《朦胧的美与思辨的诗》一文，说：“如果思辨的诗商又晦涩，那就不仅不会有感染力，而且让人望而生畏。”
　　《云南日报》1980年12月1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让人不懂的晦涩诗或很朦胧的诗，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是以艺术上的古怪来掩盖思想上的空虚和生活上的贫乏。”
　　陕西《人文》杂志1981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说：“朦胧诗的出现。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一个倒转的漩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
　　还有人写文章说朦胧诗“是张天师的符咒”，”看来看去漆黑一片，无所谓诗美可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看。”
　　当然，朦胧诗也有根多支持者。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称赞朦胧诗是新的崛起，代表了未来的希望。他于1980年5月7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指出中国诗歌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诗坛充斥着，‘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作。他毫不隐讳他说，希望就在这批青年人身上。他认为这些青年朦胧诗人是诗坛的主要冲击力量。

　　《文汇报》1981年6月21日发表一篇文章，结合舒婷的《无题》一诗，反驳了所谓的“看不懂”。

　　《无题》片断：

　　“你怕吗？”

　　我默默转动你胸前的纽扣。

　　是的，我怕。

　　但我不告诉你为什么。

　　“你快乐吗？”
　　我仰起脸，星星向我蜂拥。
　　是的，快乐。
　　但是我不告诉你为什么。
　　“你在爱着。”
　　我悄悄叹口气。

　　是的，爱着。

　　但我不告诉你他是谁。

　　有人说：“有的侍看上多少遍也不懂，只能猜。”“星星向我蜂拥”这样的诗句，比较费解。
　　《文汇报）的文章说：“懂’，一般是指理性认识。而诗主要是用形象表达情感，它要求读者像作者一样想象诗中的画面，感受这个画面所孕含的情感。只有那些讲道理的诗才要求读者一定要弄‘懂’。‘懂’，是理智的思考，它不相信想象中的事情，它要求抑制情感的波动。例如被认为‘比较费解’的一句：‘星星向我蜂拥’．如果用‘懂’的方法去认识，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懂，为什么星星会向我蜂拥。但是当我们用想象去发现这个画面，用感受去体验它的情感，我们反而不觉得它有什么难‘懂’之处了。”“

　　徐敬亚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杂志1983年第：期的文章（崛起的诗群）说：懂和不懂是相对的。表面懂了未必真懂，暂时不懂的以后会懂，接触少而不懂的接触多了可以懂，一部分人不懂的另一部分人懂。青年人认为京剧不好懂，山里农民党得交响乐不好懂。交响乐和京剧并不因为一部分人不懂就失去价值。为什么对朦胧诗就这样不能容忍，必欲消灭之呢？徐文还指出，朦胧诗的产生首先是固为认识的深化和思想观念的变革，用过于传统的眼光不容易领会其中意味。

　　在这里，懂和不懂的争论，实际上包含着传统和创新的争论，包含着思想解放和不解放的争论。这是围绕朦胧诗争论的本质之1997年10月出版的10卷本《中华文学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对蒙胧诗及其作者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北岛的诗典型地表达了社会转折期一代青年愤怒的呼喊和抗争。他善于在诗中表现现实矛盾在他心中引起剧烈冲突的激情。在《回答》一诗中，对十年动乱的荒谬现实进行了尖锐有力而又形象的否定和批判。…‘北岛的诗在冷峻的否定的外表下表现了作者在历史转折阶段的愤意痛苦的心情，以及对于新的时代与现实的焦灼热切的期待。他的诗有着较为开阔的视界。”至于在艺术上，《通史》给予北岛诗歌以正面的评价，说：”他在诗中采用象征的艺术手法，打破固有的时空秩序，使时间和空间错位，并且运用蒙太奇、跳跃、通感等技巧，以意象迭加表现了多层复合意蕴。”
　　“伤痕文学”登上文坛思想解放对于文学发展的推动，在小说创作方面也强有力地表现出来。70年代未80年代初，“伤痕文学”的出现是最显著的例子。

　　《人民文学》杂志1977年10月号发表的北京作家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发初之作。《班主任》通过对中学生宋宝琉、谢惠敏两个不同形象的主动描写，深刻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和愚民政策给广大青少年带来的荼毒和伤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但是，“伤痕文学”这一特定概念的命名，却是由上海青年作家卢新华发表在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确定下来的。
　　《伤痕》通过主人公插队青年王晓华与其母亲骨肉分离的遭遇，揭露了极左路线和血统论给中国社会特别是给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

　　《伤痕》发表之后，引起轰动，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的座谈会上都发生了争论。一些人批评《伤痕》夸大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等等。尽管发生争论，人们认为，在”四人帮”统治文坛时期，这样的作品是绝对不能发表的。

　　青年女作家张抗抗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爱的权利〉控诉了“文化大革命”扼杀人的个性权利。

　　“伤痕文学”的主题，是揭露和抗议“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对人性的状害，特别是对青年人的伤害。
　　沿着这个主题发展，“伤痕文学”分别孕育和演变成了爱情小说和知青小说等不同的系列。

　　在“口人帮”横行时期，爱情是文学的禁区，在“四人帮”提倡的作品中，或是女人没有丈夫，或是夫妻没有爱情，总之大体是机械人。〈十月》杂志1978年第1期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冲破了这个禁区。这篇小说通过描写女工孟小羽和男青年陆王春的恋爱曲折，恢复了爱情在文学中应有的“位置”。小说在电台播出后，10天之内就收到听众1000多封热烈的来信。
　　接着，描写“文化大革命”中爱情生活的小说《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先后发表。这些小说仍然具有鲜明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极左路线的主题，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相比之下，知青题材的小说创作获得了更大的成就。70年代未80年代初比较重要的作品有：甘铁生的短篇小说〈聚会》，女作家乔雪竹的短篇小说《赫依宝格达的传说〉，女作家徐乃建的短篇小说《柏杨的“污染”〉，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韩少功的短篇小说〈远方的树〉、〈西望茅草地〉，张承志的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女作家王安忆的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女作家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梁晓声的短篇小说《北大荒纪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长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等等。
　　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有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小说则以“文化大革命”中知青生活为场景，从各种角度触及和揭露了极左路线给知青的生活各个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青年人的苦闷和迷茫。
　　也就是说，前期知青小说仍然以“伤痕”为重要内容。
　　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伤痕文学”和以“伤痕”为重要内容的小说，就让位给对时代新后题的追踪。80年代中后期的知青小说的主题也发生转移，或是着眼于发掘民族文化，或是转向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剖析……

　　在小说方面，作为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成果或是引起了波澜而必须提及的还有：
　　（1）一批“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公开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是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的出版。1973年，这本小说以手抄本形式开始在青年中流传，当时它的题目又叫《归来》或《归国》，后被北京一传抄者改名为《第二次握手》。

　　1974年秋，姚文元从一个情况汇报中得知这一消息，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并下令追查。

　　作者张扬是湖南山区的一个知青，当时30岁，被查获之后关进监狱。这本书是他从1963年起，大体用了10年时间几经修改完成的。
　　小说的内容是描写知识分子的事业、感情纠葛与爱国情怀，其中还写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粉碎“四人帮”之后，经各方面努力，特别是《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面仗义执言，张扬才得以释放，《第二次握手》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79年出版，随即成为这一年的畅销书。
　　（2）70年代未80年代初，一批小说由于在不同方面有所突破或触及敏感题材而引起很大争议，或者受到了批评。其中有短篇小说《在社会档案里》、《最后一幅肖像》、《思念你，桦林》，中篇小说《飞天》、《调动》、《太阳与人》等等。

　　《于无声处》和《丹心谱》引起轰动思想解放的潮流，也浇灌和催动了话剧之花。
　　1978年，上海青年剧作家宗福先以歌颂1976年“四五”运动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一举成名。
　　1978年初，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宗福先就冲破阻力，创作了《于无声处》，可见他的胆识。

　　《于无声处》通过老干部梅林与何是非两家纠葛，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风险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控诉了“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梅林深受“四人帮”迫害而坚贞不屈，她儿子欧阳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勇士，是“四人帮”通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何是非无耻投靠“四人帮”．虽然梅林是他的恩人，但他仍然昧着良心诬陷梅林一家人。

　　剧中表现出梅林和欧阳平是真正得到干部群众拥护的英雄，而何是非则遭到人们唾弃。两相对比，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
　　《于无声处）情节紧张，结构严密，冲突激烈。
　　这样一出具有极大尖锐性并富有感染力的政治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它所起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人们争看争说这出话剧，全国如饮狂泉。
　　前文已经说到．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就提到了《于无声处》的演出受到欢迎，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陈云在党中央全会上边样肯定一出话剧，井以此支持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十分罕见的。

　　《于无声处》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同时它也为推动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推进思想进一步解放贡献了力量。
　　剧名来自鲁迅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戏公演不久，”惊雷”爆响——天安门事件平反了。《于无声处》演出之后，北京作家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1979年3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大获成功。

　　（丹心谱）仍然是一出政治话剧。

　　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恩来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这个生活的小侧面，被苏叔阳写得有声有色，波澜迭起。它深刻地暴露出“四人帮”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创伤，有力地鞭打了投靠“四人帮”的风派人物庄济生的卑劣灵魂。
　　这出话剧的人物刻划有血有肉，性格鲜明，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人民日报》于1978年4月20日特别发表题为《光彩夺目的话剧（丹心谱八的长篇文章，祝贺《丹心谱）的成功。

　　这两出政治话剧大获成功之后，一大批着重反映重大政治斗争和社会问题的话剧相继公演。1979年这一年，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反响强烈的话剧出现。陈白尘的《大风歌）．丁一三的《陈毅出山》．崔德志的《报春花）．都郁的《哦，大森林），赵粹雄的《未来在召唤），李龙云的《有这样一个小院），中杰英的《灰色王国的一线黎明》，邢益勋的《权与法》，赵衰、金敬迈的《神州风雷》．赵国庆的《救救她》，以及引起重大争议的《“炮兵司令”的儿子》、《研究研究》．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等等。这些话剧突出的特点就是思想解放，面对现实，揭露社会矛盾，启人深思。

　　广大观众看得如痴如醉。解放以来，话剧界还从来没有这样烈烈轰轰的场面。

　　美术新潮令人目眩，小说《伤痕》所唤起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恩，在美术界同样表现出来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大批青年画家创作的带有”伤痕“特点的绘画涌现出来。如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程宜明、李斌的《无知和有知》，邵增虎的《农机专家之死》，罗中文、雷虹等的《孤儿》．以及由程宜明、刘字廉和李斌合作的连环画《枫》。

　　表现知青生活的有王川的《再见吧，小路），张红年的《那时我们正年轻》，何多等等人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王亥的《春》等等。

　　这些画的作者，都是类似事件或经历的过来人或目击者，所以他们的作品能以减挚的情感和切肤的感受打动观众，使人受到心灵的震撼。比起“四人帮”统治画坛时的伪艺术来，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艺术的自身价值，因而令人耳目一新。
　　1979年落成的首都机场大型壁画引起较大争议。在七幅壁画中，袁运生设计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画了几个裸体人物而遭到非议。直到后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同志，以及轻工业部、文化部负责人到机场参观时对此次壁画创作给予了肯定和赞扬”，这个问题才告解决。
　　中国画坛自1979年活跃起来的另一标志是各种画家囱体和小型画展纷纷涌现。其中有上海”海墨画社”、西安“春潮中国画学会”北京的“同代人油画展”和“劲草木刻研究会”、武汉“行吟连环画社作品展”、山东的“油画壁画研究会”、昆明的“申社”、辽宁的“紫罗兰油画展览”、重庆的“野草画会”郑州的“绿城水彩画研究会”、广播电视美术工作者的“AV画会”和云南的“十人画展”等等。

　　上海“十二人画展”的前言写道：“严酷的冰封正在消融，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战胜了死亡的危胁，百花终于齐放……每一个艺术家有权选择艺术创造的表现形式。”。
　　从1979年到1980年在京连续三次举办的星星美展，以其更多地追求视觉审美而又富于思想探索的特点引起更热烈的关注。

　　《美术》杂志报道说：“星星美展的展出，几乎成了观众与美术界，尤其是青年议论的话题。赞成的，反对的，意见尽管不一，但反应都很强烈。”
　　一次美展就留下了14大本观众留言。
　　展出的绘画和雕塑（无题）《偶像》《街道生产组的补绣女工）〈聊斋组画〉等等，在内涵和形式上有较为强烈的现代派倾向。这对于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的观众，无疑产生了很大的视觉冲击力。

　　作者雨笔和刀把对“文革”的思索展示在观众面前，也启发了观众的思考。

　　当然，有一些人对此非常不习惯，斥之为模仿西方艺术。

　　一位名叫阿蛮的作者撰文说：“从一件件作品中，可以看出在这些青年艺术家的心中有一个美好的世界。”他还说：“他们大胆地在形式上进行了尝试和探索。…‘星星美展能够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是艺术民主的丰硕成果。体现了我们国家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老作家冯亦代撰文，有批评，有鼓励，他说：“创作这些画与雕塑的年轻人，他们成长于有如噩梦一般的丑恶的十年。他们历尽111了坎坷的生活道路，但他们还是珍藏着一个美好的灵魂……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对于美的追求，使他们拿起了画笔拿起了刀凿，在画布上，在木石上，留下了他们美好的希望……他们入世不深，所见者少，或技巧上下成熟，甚至还有模仿、生硬的痕迹，或是迷茫与低沉的调子，不过他们那种探索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潘晓来信激起轩然大波，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的青年人，是带着创伤思考人生的。

　　他们原来真诚地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诚地愿意为革命献身。但是，十年动乱冲毁了这一切：理想与现实竟有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怎么这样艰辛？他们在苦昔地探索，真诚地交流。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5月号发表的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来信，一下子打中青年人的心，在广大青年当中激起轩然大波。
　　这封著名的来信说：
　　“我今年23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想，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

　　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营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11，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茫然，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我初中时．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因此拒绝给我寄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得了一场重病。
　　病好后……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给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悲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夭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燥。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贪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冥思苦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很多人不明白它，可不是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
　　“我求助于人类的智慧宝库——拼命读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问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人毕竟都是人哪……

　　在利害攸关的时刻……没有一个人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二十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成了我安慰自己，平敷创伤的名言……”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广。

　　这封来信真诚坦率地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彷徨、苦闷和思考和盘托出，立即在青年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各地青年的来信如同洪水一般涌进编辑部。
　　《中国青年》杂志随即就潘晓来信展开了讨论。
　　这场大讨论震动了全国。从5月号开始，一直讨论到年底12月号。（中国青年）共收到6万多件来信来稿，其中有不少信槁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这个数字，打破了解放以来报刊专题讨论来稿数量的纪录。

　　投稿的人有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青年、团员，也有不少成年人和老年人，还有香港、澳门和美国的来信。在八期杂志中，共编发111位作者的111份槁件。许多青年在来信中表示自己和潘晓有着类似的遭际和心路历程。他们认为，潘晓说的是真话。潘晓的思想反映了相当多的青年思想发展过程。“四人帮”统治时期“假。
　　大、空”盛行，令人厌恶。潘晓能把探求人生意义的心里话坦率他说出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有彷徨、有痛苦，总比麻木和僵化强。

　　讨论中的意见大致有这样几种：

　　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许多革命者所受挫折比潘晓还大，但他们不改初衷，为了理想不惜献出生命，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是正确的。因此，“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错误的人生观。
　　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不是科学人生观的表述。共产主义道德不是禁欲主义，不是基督教道德。人的“自我”和“为别人”不是截然对立、只能侧重其一的。人考虑”自我”是正常的，是人性的特点。“自我”是伟大的，但探索”自我”不能躲进孤独和哀怨中。“自我”离不开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假恶丑，也有许多真善美。“自我”只有在不断完善中，在为整体的奋斗中才能得到光辉的体现。人生的河流是由为自己、为别人等各种泉源汇合而成的。要承认“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决。应是发展的“合题”：“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
　　还有一种意见赞成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认为黄河本身必须有丰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人的活动，首先是耍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然后才能去满足别人。为自己的生存和生活而奔波，不是自私。只有力自己的利益宁愿去损害别人利益才是自私的。
　　还有比较偏激的青年说，“个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自我就是一座宏大精深的宇宙”，”自私是人的本质”。从动物的“自保”到人的”自私”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说谎、欺诈、恭维。

　　奉承是人生的要谛。“一切总体主义的观念都是个体灵魂被歪曲的结果，是个人本质异化的结果。…‘我的一切就是为表现自我，要给外物都打上我的烙印。”
　　在讨论中，各种观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交锋。编辑部有意识地编发稿件，对比较偏激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进行说服。

　　许多人在信中都高度评价《中国青年》敢于发表潘晓的来信并就此展开讨论，说：“这也是中国报刊前所未有的光荣——不同的声音发出了，说明我们的神经衰弱症正在好转。”来信还说：这样的讨论，可以便青年有一个研讨人生的机会，互相交流，在切磋中共同前进。

　　他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沦、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都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进做出过贡献。今天，在我们民族经历了这样大的灾难之后，在国家亟待振兴的关头，讨论人生的意义，必将能促进新时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
　　在讨论过程中，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就这次人生观大讨论发表了谈话，《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这使人生观大讨沦在全国产生了更大的反响。

　　《中国青年》杂志在1981年1月号上发表了总结这次大讨论的文章：（六万颗心的回响）。
　　总结文章没有摆出居高临下的态势教训青年，而是大量引用青年人来信来稿中的话，引用编辑部在各地召开的座谈会上青年的发言，表示了态度。

　　总结文章引用英雄事迹之后指出：人不都是自私的，有自私的人，也有高尚的人。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助人为乐的精神。
　　文章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不是先进的人生态度。

　　在利己中利他，是较低的要求。人应该在实现整体中去实现个体。

　　文章引用了一些青年人拼搏精神的事例之后说：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

　　文章说，这次大讨论，加深了青年之间的理解，加深了长辈对青年一代的理解和信任，同时增添了海外赤于对祖国的关心和期望占的确，这是在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的大潮流中一次非常生动引人，非常成功的人生观大讨论，凡是从当时经历过来的人都对这次大讨论经久难忘。
　　喇叭裤、披肩发和迪斯科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人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服饰打扮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四人帮”时期，由于封建意识浓厚，极左盛行，中国人的着装被讥称为千篇一律的“蓝蚂蚁”“灰蚂蚁”。青年人以穿军装和军便服力风气，服饰打扮极为单调，反映了社会的沉闷和压抑。
　　三中全会以后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社会活跃起来，人们的服饰打扮也有了生气。从国外传来的喇叭裤受到青年喜爱，并且从城市到农村迅速流行起来，与此同时，女青年的发式也打破了短发或辫子的模式，出现了新的花样。表现年轻女性特点和睦力的长发（又称披肩发），受到女青年的青睐。至于男青年，则出现了蓄长发的时髦群。、但是，由于国家封闭日久，加上“四人帮”愚民政策的毒害很117深，服装发式的更新同样遇到了很大阻力。
　　有些人批判穿喇叭裤是“颓废”“腐朽”的表现，把穿它们的青年说成是“盲目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称之为“流氓”。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发牢骚说：现在从背后发式上已经难以区别男女了。
　　有的地方甚至动员团员、青年上街纠察，不许青年人穿喇叭裤。遇到不听“禁令”的，就用剪子强剪。

　　某些城市的市政府还在报纸上公开刊登禁令说：留披肩发的女青年不准进入市政府大门。

　　一时间，青年人穿戴和发式问题成了社会各界议论和关注的热点，议论纷纷。

　　《中国青年》杂志站出来为青年人说话了。

　　该杂志1979年第6期发表了郭思文写的一篇引起了争论的文章：《谈引导——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谈起》。
　　文章一方面规劝青年说：“我们并不赞成青年人蓄长发、穿喇叭裤。不主张青年在衣着、发式等问题上花过多的精力，青年应该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工作、学习上去。

　　另一方面，文章转向重点：

　　“但我们也不赞成在青年的衣着、发式等个人生活问题上过多地评头论足和指摘干涉。”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青年人一律绿军服，挽起袖口，强剪辫子，豁牛仔裤，没收后跟稍高一点的皮鞋等等。这种‘全面专政’．我们还不曾遗忘。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应该也包括肃清它在文化和生活方面散布的形而上学的影响。”

　　“毛主席在谈到批评问题时，曾经指出，批评要注意大的方面，不要只注意小的方面，对个人的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在个人生活爱好问题上，只要不违反法纪，无伤于道德风尚，是应当允许求大同、存小异的，毋需强求一致，更不宜把一般生活爱好都联系到思想原则问题上来分析批判。头发的长短，裤脚的大小和思想的好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实，就发式来说，中国男子自古是蓄发束髻的，我们今天的分式发、小平头，都是从外国学来的；光头，即古代的和尚头。是来自于印度的佛教，也是‘洋头’……在裤脚问题上，中国的上著裤式是丐裆裤，裤脚是绑起来的。现在流行的裤式也是来自西方。难道要让大家穿起丐裆裤才好？在18年后的今天看来，这篇文章所讲的不过是人人都懂的常识，丝毫不成问题。可是当时，这篇文章的间世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很多人看了之后也是哗若寒蝉，心里同意这篇文章也不敢公开说出来。时代的潮流，终究是阻挡不住的。从这里，你对中国国情及中国改革的特点也会有进一步的体会。”

　　当时争论极大的还有迪斯科舞蹈。

　　迪斯科在思想解放潮流中传进中国，立即受到青年人的欢迎。

　　1979年春，北京北海公园出现建园以来没有的奇观——每到傍晚，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就提着录音机，涌进公园大跳迪斯科。人员的密集程度快把公园涨满。震耳的迪斯科音乐，湖边和林中无数快节奏跳舞的男女，飞扬的尘上、成了京城从未有过的一大奇观。后来经政府有关方面和公园营理人员多方费力做工作，才把北海公园迪斯科热降了温。
　　迪斯科又成为当时争沦的热点。
　　以至于某位领导人写信给某省委书记，批评他以省委书记之尊，竟然支持迪斯科舞蹈，岂非咄咄怪事？但是，迪斯科也终于存在下来普及开去，并且在中老年人当中也获得了广泛认同。
　　朱逢博和李谷一的风波就歌曲而论，几十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老百姓习惯了“高、快、响、硬”风格的作品，有如宋词中“大江东去”的豪放派。大体是三路：

　　一是普及面最广的革命歌曲，如《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等，，“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曲以及“样板戏”中的某些唱段也具有革命歌曲的功能。由于过去这些歌常常伴随或配合运动，因此相当流行，给人影响也非常大；二是美声唱法的歌曲，如组歌《黄河颂》中的一些歌，《我骑着马儿过草原》、《马儿啊，你慢些走》《克拉玛依之歌》等；三是民歌，如《东方红〉〈洪湖水，浪打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初，港澳台的流行歌曲伴随着刚刚兴起的“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

　　流行歌曲一反“高、响、硬、亮”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有如宋词中“细雨斜风”“花褪残红…‘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婉约派。
　　这就使很多听惯了”高、快、向、硬”的耳朵感到陌生，不习惯，再加上流行歌曲的内容多表现情爱，与十几年来所受的“革命意识”灌输距离较远，这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歌名就不正经。什么《甜蜜蜜）〈初吻》、〈给我爱〉〈不舍得你走》……“情操低下，革命意志丧失殆尽！再说，“用的是气嗓子”，“离不开麦克风”，“装腔作势勾引青年”，“连五线谱都不识！更何况，邓丽君竟然干脆重唱一遍30年代的“汉好歌曲”〈何日君再来〉．录入磁带传进内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头脑比较僵一点的人猛烈申斥自不必说，音乐界许多人士则因为一些流行歌手缺乏专业训练骤然大红大紫而撇嘴不止。
　　1979年、1980年，各种报刊发表的文章雨点般地砸向流行歌曲。
　　请看一看当时报刊的言论和文章摘要：
　　“解放前我在上海生活过几年，那时什么歌曲都有，有许多乱七八糟的舞场歌曲和电影插曲。有周漩、白光那一套，日本人来了有李香兰那一套，等等……这些歌曲大部分流行于舞场。但在音乐舞台上，在广播电影插曲中，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居然也向那种音乐靠拢，这是我想象不到的。听说像香港某歌星的唱法现在也有人党得不过痛了，还嫌不够刺激……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某些人的心理状态……生搬硬套地把反映那个社会的思想感情的歌曲搬到我们这个社会中来，显然是尔恰当的……我们的社会需要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远大的理想……”

　　“不少同志忧虑的正是相当一部分矫柔造作、娇声娇气的东西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有少部分青年人没有理想，对祖国的前途也失去信心，思想空虚，就寻求精神刺激，某些海外流行歌曲正投其所好。”

　　“流行歌曲从总体上来说，大多是反映那个社会不健康的思想感情的……”

　　“不管什么风格，也不看什么内容，都要用电子乐器来凑热闹。
　　这不是对音乐作品的正确态度。”（以上见《人民音乐〉杂志1980年2月号）。

　　《人民音乐》1980年8月号的一篇文章还猛烈批评一些歌手和乐队“把原来可能是真实的感情夸张到了做作、虚伪的程度，在内容上故作呻吟、一唱三叹，在旋律上滥用装饰音和不合词意不顾语言规律的跳跃；在演唱时又特别突出气声、假声、不合情理的变换和夸大共呜；在伴奏上，又常听到一些古怪的配器手法和音型，以及滑、颤、摇等手法的滥用等等。

　　北京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在流行歌曲的激烈争论中发表了一篇历史小说，主要内容是，孔子斥“郑声淫”。郑声即郑国的音乐。

　　“郑声淫”，即郑国音乐多是歌咏爱情的。最后郑国亡了。小说把郑国灭亡原因算到了爱情音乐头上，结论：“靡靡之音”就是“亡国之音”。
　　（北京晚报）出来说话。该报1980年7月28日发表刘孟洪的文章说：被说成是汉好歌曲受到指责的30年代歌曲《何日君再来），实际上是进步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是抗日青年上前线的惜别歌曲。
　　（何日君再来）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之一，这就引发了一阵音乐考证热。

　　（人民音乐）杂志1980年9月号发表了几篇文章对（何日君再来）进行研究。其中，体现编辑部观点的南咏的长文（还历史本来面目）说：《何日君再来》不是汉奸歌曲，但它是一首富有商业气息的调情的“黄色歌曲”。

　　上海著名歌唱家朱逢博在唱《向台湾亲人问侯〉和《窗前的灯光）这两首歌时，运用了流行歌曲滑音、装饰音的唱法，以增强感染力。但她遭到了很大非议。
　　有人说这两首歌是“黄色”的，说她想当港台那样的歌星，走上了“歧途”’。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朱逢博在《文汇增刊》1980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说：“如果说这些诬蔑攻击和艺术还算沾点边的话，那么还有一些流言蜚语就是纯粹的人身攻击了。我还没有结婚就替我生了各种各样的孩子。如今我40几岁了，仍给我编造着一出又一出离奇的‘艳史’。今年，居然又为我掀起了一场‘贩卖录音机被捕’的轩然大波。更令人气愤的是把这种诽谤提供给香港报纸，不仅是想抵毁我的声誉，还想毁灭我的艺术前途。”

　　她痛心他说：“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年轻一代人，学习条件、经济条件和物质条件比我更差……他们大多数人正在困难的环境里生活，有的还没等长成一棵草开出一朵花就已经夭折了，有的刚冒出一点芽就给恶风吹倒了。我的一个学生就是给吓得改了行北京的歌唱家李谷一受到了更大的压力。

　　她演唱的〈乡恋〉．受到了青年人的热烈欢迎，但也受到了极为猛烈的攻击。《乡恋〉表现了汉代出嫁塞外的美女工昭君对长江故乡的思念。这菌抒情歌曲的温柔款款使它担负了更大的罪名。

　　有报纸说这首歌是“黄色歌曲”．“格调低下“，“毫无价值”。李谷一也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变成了”大陆上的邓丽君”，有些文章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的罪人”。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乡恋〉悄悄地从电视广播中消失了。

　　李谷一还面临更致命的打击。

　　文化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向李谷一所在的中央乐团表示了意见：李谷一的演唱风格应该给予注意和引导。
　　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一位领导也打电话给中央乐团说：李谷一这样下去很糟糕。
　　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则更进一步，托人捎来一份“最后通碟”。
　　“如果再这样下去，乐团的土壤就不适合她存在了，她应该去找适合她发展的土壤。”
　　但是，热情的听众给李谷一寄来一千多封支持信。一封信说：
　　“他们说你是黄色歌曲，说你是黄色歌女，但发生在演出大厅的奇迹，那无数次的谢幕和经久的掌声，是对这种污蔑的最有力的否定！歌唱演员李谷一变成了全国新闻人物。
　　1980年夏天李谷一去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到谢幕时，情切切的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歌声响起来了，观众全体起立，合着拍节热情鼓掌，舞台上下情感相通。

　　终于，思想解放的潮流占了上风。（乡恋）在电视、广播中又重新出现了。

　　流行歌曲渐渐地为中老年人接受了，并且日益红火地在中国发展起来，蔚为大观。
　　今天的中国，在大力发展严肃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同时，正在成长为流行歌曲大国。 上一页 cnlu.net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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