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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所有制：改革能冲过这个险滩吗


　　江泽民说，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1996年，中国改革的形势怎样？

　　其一，改革已经取得极大的进展：
　　其二，改革正面临很大的困难，似乎是一个越改难题越多的局面：“
　　其三，改革在各个领域里摆出加快推进之势，但却欲快而不能。

　　三者合而为一，构成我们国家改革的大形势。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既然取得了进展，为什么还会“越改越难”？其次是，既然“越改越难”，为什么还要“迎难而上”？改革的实际进程在全力推进着，问题却依然连肩接遗：调整工业结构，压缩纺织行业乃是必行之举，可是下岗工人全在那里发牢骚；企业改进管理，降低了成本，可就是赶不上原材料的涨价：农村劳动力要转移要流动要进城，这就挤占了城里人的就业机会；在企业内部建立新的机制，就牵涉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问题：要转向效益的轨道就要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就会增加下岗的职工，安置下岗职工牵涉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又牵涉政府的职能，这是企业改革的"链条”；住房的商品化牵涉着公房的房租制度，房租的多寡牵涉到职工的收入，提高收入便牵涉企业的成本，成本牵涉效益。效益问题又牵涉企业改制，这是住房改革的“链条”。

　　“牵涉”二字，在人们的嘴里频频出现，这意味着这样的“链条”
　　有很多很多。
　　改革发展至今，已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局面。解决一个老问题的同时，又常常会引发一打新问题。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感到“越改越难“的原因。

　　改革当然很难，但是不改革就一定更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看中国的问题，是不能关起门来看的。许多事情，你不做，别人要做。许多机会，你不抓，别人要去抓。1996年初夏，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贸易战”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再早些时候，台湾海峡的上空弥漫着一层紧张的气氛。而国际市场上大量的资金正绕过我们东南沿海，流向其它的地方。亚洲“四小龙”已经不用再说，新的投资热点包括泰国。曼谷年收入：万美元的家庭，在1986年还只有16万户，而现在已经超过100万户。越南正连续保持着接近大约10％的年增长率，并且已经成为商家竞争之地。

　　甚至它的宿敌美国人也在争相来投资。在印度，居民购买能力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这个数字在总体上不次于中国。一向内乱不止的菲律宾，现在则雄心勃勃池想要成为亚洲的一头经济“猛虎”。

　　我们的情况又如何，自说自话，也许不能作数。也是在1996年初夏，美国国际集团做了一项调查，调查题目为《上海作为一个杰出金融服务中心：对当前上海金融服务状况的评估》。2000多位中外知名人士对上海目前以及今后5年的投资环境给予的平均分数，前者是67分：后者是79分。

　　大家知道，上海在90年代一反其长期的萎靡之势，经济发展的动力陡然高涨，很有独占全国之鳌头的样子。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得到的分数，目前是及格，今后也只是接近良，都不算高。

　　投资当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是投资的流向却可以看出经济活跃的程度。在这样的局面中，中国如果还是没有实质性的改革、能行么？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形势，江泽民总书记说：

　　“改革当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他是在1996年春夏之交说这番话的。5月3日和4日，江泽民连续两天召见了四川、河北、辽宁、山东、上海企业界的人士，和江苏、浙江、山东、上海4省市的领导人，宣讲改革的问题。一下子面对7个省市，不能算少，但他的讲话显然还不仅仅是对着这7个地方。而是针对着全国。

　　我们国家第三代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自从80年代未以来，几乎天天有，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如此激昂的改革的呼声。
　　表面听来，这话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和实质性的倾向，但是，联想到多年以来中国政坛上的种种情形，就可以认为，这是江泽民就任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所发出的最为强烈的改革之声。

　　江泽民的这句话是在上海说出来的。在今天，这座城市是被国内的人们当作改革前沿来看待的，就如同若干年前的广东一样。
　　平心来论，广东和上海，或者更广泛一些说，整个中国，确实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

　　江泽民的这次讲话，有一句意味最长：

　　“等是等不来的／这话的意味长在何处？也是在江泽民讲话的这一天。京城里面几个朋友聚集一堂，把酒对青天，笑谈天下风起云涌，自然也说到我们国家许多人现在的心态。大家说、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等。
　　等什么呢？也许是等新一轮改革高潮？也许是等经济方面的放开一马？也许是等新政策出台？也许是等大局的变化？也许是等人事的更迭？等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和全国人大的换届？现在，江泽民说：“只有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改革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不断深化。”然后又说：“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接着就是那句意味深长的话，”等是等不来的。回避问题，退缩不前，只能无所作为。

　　消息是新华社在5月5日统一播发的首都和各地的报纸都一律在第二天“照本宣科”，但是，明眼人著能细细品味，使会发现，不同报纸上面的标题有着微妙的差别。
　　北京的《人民日报》．标题是。“坚定信心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步伐”。

　　上海的《解放日报》，标题是，“国企改革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命运，坚定信心加快步伐大胆试大胆闯”。
　　“大胆试，大胆闯”．让人几分欢喜几分忧：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大胆的人大约不会没完没了地等；可是，中国的改革已经17年了，怎么还是摆脱不了“胆大”还是“胆小”的问题呢？这一个春夏之交，出来呼吁改革的中国领导人真是不少，除了江泽民，至少还有李瑞环。
　　5月中旬，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川鄂两省沿长江作了一番考察之后，发表了一个并不太长的讲话，其中连续五次提到“特殊性”．看来他对这个概念有着一种特殊的关切。
　　李瑞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各个阶段以及各个方面都具有特殊性。我们要承认这些特殊性，重视这些特殊性，下大功夫研究这些特殊性，根据这些特殊性决定我们的工作方法。”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李瑞环说话，仅仅这一个事实，就可以使我们格外关注他的声音。
　　中国人一向喜欢对别人说“特殊性”。比如我们对美国以及对整个世界，总是说中国的特殊性以及亚洲的特殊性，对于别家想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我们的企图、也总是抱着极大的警惕。
　　不过，李瑞环现在所论，显然是国内的改革大势。
　　如此高层的领导人如此来讲“特殊性”的，这些年中并不多见。

　　我们已经承认每个地方的特殊性，所以有“因地制宜”和”把中央的方针和本地实际相结合”之类的做法广为应用。现在，按照李瑞环的意见，“特殊性”所能涵盖的范围就更加广泛。看来我们有必要承认经济的每个领域、每个产业、每个行业的特殊性；承认改革的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特殊性。
　　按照李瑞环的解释，中国必须从三个方面来看待“特殊性”。
　　第一，它承认多样性，而下是“大一统”；第二，它鼓励创造性，允许你去做一些别人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而下是去做人家都在说都在做的事；第三，它是我们国家的逐渐务实的过程，改革初期是农业的务实，接着是工业的务实，然后是金融以至整个经济的务实，最后，是建立起一种彻底务实的社会意识。
　　“特殊性”是我们整个改革当中的一个特征。了解它的最佳途径，不仅是懂得物的差别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差别．还有更加重要的，这就是从事改革的人。由于人的不同而使改革的内涵和节奏发生变换，这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并不罕见。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中国以外的地方讲“特殊性”多；对中国国内的事情讲“特殊性”少。正是在这个背景中，李瑞环的声音极堪注意。

　　但是，我们紧接着便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第二份“万言书”。

　　第三份“万言书”：“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是这一系列“万言书”当中作者唯一注明写作日期的一个文本：1996年9月拟定大纲，1996年10月至12月20日写出初稿，1996年12月21日至1997年1月20日修改定稿。

　　尽管作者说这是“内部征求意见槁”，但是，其中主要观点已经在1996年第4期（当代思潮）杂志公开发表，该文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署名，文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标志及怎样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万言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其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近年来。在我们的不少书报刊物上频繁地出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这样的宣传。对这些宣传决不可轻视，因为它从思想深处动摇着人们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国近二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并不是起源于私有制。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7年和1978年，史称“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在这两年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为14．3％和13．5％，与1979一1992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3上％的速度相比还略高一些，而这个时期根本没有提出私有经济的问题。

　　到1988年就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而1988年私营企业法刚刚公布，各种非公有工业的产值总和起来只占工业总产值的7％。

　　这说明翻一番主要是公有经济的产值翻了一番。而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居世界之首，而且远远高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一些私营企业是靠非法手段获得发展的，而绝非其本身比公有经济优越。如果国家对其非法活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建立其正常的经济秩序，私营经济就绝不可能有现在那样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

　　多年来，国有企业以廉价能源、材料和交通运输，并从税负和各种社会负担等多方面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实质上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被分割和转移。正是这种利润的分割和转移造成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之间的矛盾。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价值指标全都是成倍地下降的。
　　而它们的实物指标却又是成倍、成儿倍地增长的，这表明，国有企业并不是低效率的。

　　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坚持公有经济的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就是坚持了公有制主体地位。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它的确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外部标志，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必备条件。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看来，他还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现在让我们静心凝神，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吧。

　　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谈论改革问题，有那么一些人把所有制说成是“无关紧要”“只是手段”。实际上所有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这种手段不是无关紧要，而是非常重要。……

　　回头上说所有制无关紧要，实际上是把所有制看得最关紧要。

　　所谓无关紧要，其真实意图就是要人们放弃公有制。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标志应该是：保持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始终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以保证社会的经济生活主要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和分配，使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关系中，不发生阶级分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可是，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的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不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来理解和把握，而只是从资产比重优势和主导作用方面来理解和确定。如果作这样的理解和确定，既不能在理论上揭示和把握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本质意义，因而也就不能在实践中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1994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共46．52万个。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只分别占1％和3％，但仅大企业的固定资产就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52％，加上中型企业就占70％。一些人正是以此为由提出了小企业私有化的主张。认为小企业私有化，只保留国有大中型企业，公有制的资产仍然可以占优势。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和基础产业以及其他主导产业的产权性质不变，公有制就依然是主体。然而，这样理解的所谓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因为小企业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和全国各个地区，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占96％，其职工人数占80％左右，因而小企业私有化，就会使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在非公有经济关系中，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成为雇佣劳动者，出现普遍的分化。

　　有人把马克思上面讲的公有制说成是股份制，是严重的误解和曲解。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公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而马克思讲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扬弃，但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它虽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

　　把马克思讲的公有制，说成是马克思讲的股份制，就是把公有制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了，把两种性质不同的所有制混同起来了。其用意在于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不能让这种理论迷雾误导我们的改革，这种误解或曲解必须澄清和纠正。
　　组成全国范围的、统一完整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有三条基本要求：

　　第一条，从所有制结构方面来说，必须做到三点：第一点，国有经济，主要是几十万个大、中、小型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以及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必须保持统一完整的体系。……近年来，有一种尽量缩减国有经济的倾向，这是严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一些人的思路往往是颠倒的，对私有经济只讲允许和鼓励，不提限制，乃至一些人主张让非公有经济“无限发展”。可是对于国有经济，众多的方案不仅是只讲限制，而且是尽力为国有经济寻找一个最低极限。按照这种思路发展下去，究竟淮是主体，谁是补充？第二点，国有经济必须主导集体经济。第三点．公有经济必须将非公有经济置于补充地位。
　　第二条，从经济领域来讲，就是要保持公有经济在各主要生产部门和流通领域中都占优势和起主导作用。在生产领域，当前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有经济只保留在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和基础性、公益性等非竞争性的行业和部门中，其他竞争·性行业部让非国有经济去生产经营。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这不仅根本上改变了公有经济为主体、非公有经济为补充的关系，也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三条。除台、港、澳之外，其他地方都应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不能例外。如果每一个地方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局部，不以公有制为主体，那就没有总体上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了。
　　公有制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主体与补充之间的关系，是有相关性的。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报告对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这种相关性作过这样的具体分析：“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1979年，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为78．5％，到1983年缓慢下降到73．4％：1984年由于我国经济改革步伐较大，这一比重一年内下降了4．3个百分点；1989、1990两年，由于治理整顿，这一比重呈微弱下降趋势，年均1．1个百分点。1992年后，改革大潮再涌，这一比重当年下降了4．8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可见，国有工业比重的下降与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快慢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就在于，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速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作为“内部征求意见稿”的第三份“万言书”其思想倾向、观点和行文风格，与前两化万言书”一脉相承，但又有了一些改变。我们还能记得，第一份“万言书”抱着对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不以为然的态度，第二份“万言书”在结尾处引用了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现在，第三份“万言书”在开头即引用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的一段话，然后说：江泽民同志“鲜明深刻地揭示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接着，”万言书”又引用邓小平的话：“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仍然没有忘记引用江泽民总书记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江泽民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讲政治的核心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处理矛盾……通过正确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矛盾，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看来，“万言书”的作者已经懂得使用”借助钟馗打鬼”的战术。

　　争论发展到这个时候，焦点已经非常集中。这就是，改革的锋芒能不能指向所有制？短兵相接为什么发生在1995年改革开放究竟是在威胁国家安全还是推动了国家的繁荣？中国国内，两种认识截然对立，争论的焦点最终集中在所有制的”公“与“私”，由幕后渐趋前台，由隐蔽而为公开，到了1995年，异乎寻常地激化起来，似有短兵相接之势。其中缘由，要到90年代中期的经济形势当中去寻找。
　　外国人说：中国领导人应当得诺贝尔奖。
　　1995年8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提出一项经济报告，试图对中国的经济形势作一个估价。

　　这份报告的第一句说：“经济‘软着陆’的目标正在实现。

　　“软着陆”是中国人形容自己的经济形势时用的一个词。意思是：让“过热”的经济平稳、和缓地回归正常的水平线上。有如一飞冲天的飞机，缓缓着陆于正常跑道，而下是一头摔将下来，机毁人亡。
　　“硬着陆”的最典型的例证是1989年的治理整顿。它在大约半年当中把通货膨胀率降为大约3％，但却造成了生产的不能增长甚至负增长，以及市场销售的普遍下降，也即当日人们所说之“疲软”。
　　这一次，情况不大一样。
　　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1992年至1993年的增长高峰和通货膨胀高峰之后，从1994年开始回落。这一年，通货膨胀率大致力10％，回落了大约10个百分点，增长速度也渐渐回落至10％左右。这是一个”软着陆”的典型案例。其“着陆”的行动从1993年夏季开始，大约持续了24个月，结果形成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和一个不太高的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

　　也许是由于这个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苏、世界银行副行长施蒂格利茨、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等人认为，中国人对西方市场经济这一套了如指掌。他们甚至认为，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在中国。

　　施蒂格利茨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斯但福大学，在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曾经出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对仿美的上海市长徐匡迪说：“我看你们中国领导人才应当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政府的办法：着眼宏观。。
　　操纵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有如中央政府所说，是”宏观调控”。
　　自从1993年6月下旬，中央政府颁布了”十六条”，稳定便成为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目标。

　　当时的经济局势，看上去有一触即发的危险：通货迅速膨胀、投资螺旋上升、信贷几乎失去控制、人民币不断贬值……
　　很明显，治理经济过热成为当务之急，姓”公”姓“私”的争论暂时地搁置一边。
　　副总理朱榕基主持金融大局。宏观调控大幕开启。
　　“十六条方针”的目标是，在短期内纠正混乱的金融秩序，控制迅速升温的经济。其具体措施，包括货币、主融、财政、汇率和投资管理等等方面。

　　核心的问题是金融。

　　短期的办法在行政指令之下行于全国。

　　接着是颁市长远之计。1994年初，税收、银行、外汇、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办法一起出台……

　　由于“软着陆”的成功，宏观调控从此确立了它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但是，没有人会料到，一些久已埋藏的问题，由于这一局面浮现出来。
　　中国公有制经济内部之百孔千疮的局面，从此再也不能掩盖。
　　国有企业首当其冲。
　　冲击之一：不能再享有贷款负利率。

　　企业的营运一向需要银行的借贷。在我们国家，以往政策的倾向是优先保证国有企业的信贷，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国有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以致于国有企业的借贷数额已经超过其资产总值的四分之三。这就可以想见，1993年7月开始的紧缩信贷，必会极大地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
　　国有企业生产停滞，亏损急剧增加．企业之间互相拖欠。1994年1月一2月，政府预算内亏损国有企业的比重上升到大约45％。

　　其亏损额增加了138％，实现利润下降了70％，企业之间的债务拖欠数额在1993年底达到6600亿元。到1995年6月，这个数字增加到7376亿元。无力支付工人工资的企业日愈增多。
　　然而还有无形的冲击。企业到银行去借钱，虽然要付利息，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那贷款利率还不能抵销通货膨胀的幅度，所以，企业贷款在实际上是享有着负利率的。现在，信贷已经紧缩，通货膨胀的幅度也大大减少，国有企业享有的贷款负利率，迅速地化为泡影。

　　冲击之二：欠债还钱。“欠债还钱，本是常情，何以也会造成冲击？因为我们有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对于银行的钱是有借无还的。
　　有如他们自己所说，“千年不赖，万年不还”。

　　我们国家过去是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来维持和扩大工业生产的。从1979年起，政府对基本建设投资实行了“拨改贷”。1983年，企业流动资金也由财政、银行两家供应改为银行独家贷款。企业本身的效益不高，只能依靠扩大债务来维持。许多新建企业开工之日．也就是负债不还之时。
　　中国人有句俗话：“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可是现在国有企业的情形却是“借钱不还，再借不难。说到原因，企业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所以有些不分彼此的样子，是其一；其二，你不借新债给他，他就说，那我就没有办法还上过去的欠债，你为了要口老账，只好借出新账，可是他过了些日子又来了，不是来还老账，而是又要借新账。

　　没有人再说”造反有理”了，但是，说“欠债有理”的人越来越多i更流行的一句话是：“黄世仁打不过杨白劳”。
　　这种局面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债务总量迅速地大幅度地上升。比如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15个大中城市的2600多家国有工业企业，1994年年末的资产总额为2544．5亿元，负债总额却已经有2007．8亿元。与1985年相比，资产增长4．1倍，而债务增长8．6倍，企业资产负债率在1985年为42．1％，到1994年为78．9％。表面上看来，这2600多家企业仍有着大约2544亿无的国有资产，实则他们若能老老实实地还掉欠债，就只有大约536亿元的资产了。

　　但是，只要“借钱不还，再借不难”的事实存在，企业就不会那样愚蠢地还清债务，银行借出去而到期不能收回的钱也就还要不断增加。还以这15个城市为例，1994年底，2600多家国有企业的长期借款未还的数量，占借款总额的27上儿应还账款超过3年而未还的，占欠款总额的8．g％。

　　全国总计，企业负债金额已有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有借无还”的部分，有人说大约20％，也有人说超过20％。
　　这是国有企业有组织地将自己的麻烦转嫁给银行。
　　1994年初开始，国有银行的改革计划，令这种局面无法继续掩盖，国家的专业银行统统要向商业银行转变，银行贷款逾期不能收回，便是银行的亏损。所以，现在的银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存贷，而是要债。对于国有企业的“借钱不还，再借不难”，国家银行也不再有求必应。
　　银行的新的办法是“旧账不清，不借新账”。
　　这一来，国有企业便再也不能转嫁自己的麻烦。
　　冲击之三：不能再为仓库生产了。“软着陆”反映了对总需求的成功的控制。到1995年，实际总需求的增长率大约为9％，与1992年至1994年平均近15％相比，已然下降。

　　需求下降了，生产却还要维持。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哪里去了？到仓库里去了。

　　“八五”期间，库存的工业产成品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超过生产增长速度至少10个百分点。其中以1995年为最甚。这一年，产品库存大约增长了40％，4倍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1995年，全国的货币供应量比上二年增加大约an％。工业品库存也已占到货币供应量的20％。
　　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说，截至1996年底，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的库存产品总值已经达到13276亿元。而在1991年，这个数字是1300多亿元。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增加的贷款几乎全部增到了仓库里。
　　也说明了，我们的很多机器，是“为仓库开动”．不是“为市场开动”。
　　宏观调控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为仓库开动”的机器全关了。
　　于是，工业领域里，“压”、“限”、“关”、“停“之声，不绝于耳。
　　让国有企业来应付这种局面，它能好受么？一个争论：宏观好，微观好不好？1995年上半年，国有企业集中的某些地区，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全国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减少了23％。

　　全国38万多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虽然也在下滑，但其下滑的幅度远远低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下滑。
　　1985年，15个大中城市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金利润卒为22．4％，到1994年，降为2．7％。

　　企业不能赚钱甚至亏损，成为让政府最头疼的问题。90年代，总计全国的企业亏损，每年以大约15％的速度增加，年均亏损逾500亿元，利润总额当中大约47％的部分被亏损抵销，而全部亏损中，国有企业占70％以上，其亏损额分别为：1990年，348．8亿元；1991年，367亿元；1992年，369亿元；1993年，452．6亿元；1994年，482．6亿元。
　　政府的报告说，“软着陆·’宣告成功，但是，工业的问题更加突出，国有企业的问题更显严峻。

　　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杨宜勇主任说：中国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宏观好微观也好”。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是“微观不好，宏观也不好”。宏观调整的政策实行之前，曾经有人说：“微观好，宏观不好”。现在，人们评价目前的经济状况，常说：”宏观好。微观不好”。’宏观好不好？人们大致有定论。微观好不好？人们至今还在说三道四，没有一个结论。
　　明确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
　　1995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的思路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抓大放小”。

　　“抓大”；就是集中精力抓好一批关系国家命脉、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大企业集团。
　　“放小”就是将一般国有小企业，扭亏无望的、产品无市场的，将之或者兼并、或租赁、或承包、或卖掉、或破产。
　　在全国800多万家企业当中，有32万家是国有企业，也即政府所说“抓大放小”的对象。

　　国有工业企业中，列为“大中型”者只有1．4万户，其余均为小企业。

　　即使是1．4万家大中型企业，也不全在“抓”的范围。根据中央政府的计划，所谓“抓大”．只是1000家大型骨干企业。言外之意，其余都是“小”都可以”放”。

　　已经实行的种种办法证明，所谓”放”，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
　　从经济的局面来看，这是一条不得已而为之的路；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就成了是否要化“公”为“私”的问题。

　　捍卫“传统之道路”，还是开辟“新兴之道路”．两种思想就这样短兵相接了。
　　“流失”和“消失”，哪样更坏政府公布了1997年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的统计报告：目前中国32万家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86601亿元。《中国工商时报》评论道：”这是全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的积累，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反对“抓大放小”的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命根子”流失了。有如“万言书”所说，”每天流失一个多亿”，甚至是“每年流失1000多亿”。言外之意，改革正在使国有的资产一天天减少。
　　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说，国有资产没有减少、而是大大增加了。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列举的事实如下：在改革开放18年中，国有资产总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4．5％，特别是1990年到1996年间，平均增长17．1％。
　　张皓若特别提到“1990年到1996年间”，很明显地具有针对“万言书”的味道。因为，“万言书”说，1992年以后，国有企业比重“是改革开放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并且以此证明了一个“相关性原理”，“国有工业比重的下降与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快慢密切相关。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速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一方说“减少了”：一方说“增加了”。针锋相对。

　　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

　　首先是、我们以为国有资产有根多，其实没有那么多。囵为。

　　国有企业的债务增长比资产增长要快得多。1985年企业负债车大约40％，1994年便成了78．9％。假如这个负债率到今天还能维持，那么，国有企业资产统计中的大部分，实际上已经不是国有企业的资产，而只是国有企业的债务。国有企业实际的资产是多少呢？只有大约18272亿元。

　　其次是，资产为什么会迅速地演变成债务？不是“流失”了，而是“消失”了。即便“万言书”所描述的“流失”全部属实，它同”消失”来比较，仍是”小巫见大巫”。

　　国有资产“消失”的最明显的特色，是神不知鬼不觉。从来没有人去作全面的调查。无论是指责国有资产”减少了”的人，还是坚持国有资产”增加了”的人，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政府主持的“清产核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们只能对“消失”的状况作一个大致的估计。

　　——国有企业在过去十几年间，每年亏损数百亿元。这是“明亏”．还有更多的“潜亏”．也就是实际上存在而账面上下记载的亏损。至少12000家国有企业从“大跃进”以来就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不但不能盈利，而且它们多生存一天，就多赔一夭钱。
　　——国有企业的债务，在过去10年中，以每年数百亿元的速度增加着，如今已有数千亿元不能如期归还，甚至永远不能归还。

　　——国有企业的资产，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部分不能开足马力甚至全部闲置。资产闲置，仍然会消失，这就是所谓“折旧”。按照企业一般的折旧率计算，每年由闲置而消失的资产当以千亿元计。
　　——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因卖不出去长期置于仓库者，每与亦有数百亿元。
　　将上述种种计算减去重复的部分，并且留有充分的余地之后。
　　可以发现，国有资产的无形的“消失”．每年有数千亿元。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消失”比“流失”后果更恶劣。
　　局外人要破产，局内人怕破产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最严厉的“流失”．是破产。破产也就是“搞死”。
　　曹恩源是一个“搞死”国有企业的专家。
　　他是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中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以后这十多年更不遗余力地为“破产”说好话，所以人称“曹破产”。
　　“曹破产”到处贩卖他的“破产理论”，有人说，“你要破社会主义之产，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打倒你。”

　　更多的人说，破产之方针，就算不是破坏社会主义。至少也是对国有企业“落井下石”，让人家“雪上加霜“。

　　让国有企业破产，究竟是不是“大破社会主义企业的产”．或者是不是“落井下石”？实际上，不论有没有“破产论”有没有破产的方针和法律，企业的破产早已发生，自己本来就“破”了。按照“曹破产”的说法，所谓”破产”，其实是对已经发生的破产状况（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了种事后的认定和处理。
　　“曹破产”还拿外国的商人来为自己的“破产论”作辩护。他说，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顾虑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健全的破产制度。

　　在外国人看来，“该死的”死不了，“该活的”就活不好。
　　反对“破产”的一大理由是，国有资产流失。比如、贷款收不回来：再比如，国有资产低估。

　　其实、不”破产”不仅收不口贷款，而且还要贷更多的款。债权人的损失更大。
　　凡该”破”的企业，都是资不抵债，也就是说，根本无资产可言，何来”低估”？正因此，“曹破产”说：”企业破产法不是可怕可恨法，而是可亲可爱法：不是为企业送葬的法，而是为企业催生的法，不是消极的法，而是积极的法。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曹破产”的看法。

　　我们国家1986年颁布了第一部破产法，当年9月，一家城市集体企业，沈阳防爆器材厂，第一个宣告破产，拉开了新中国公有制企业破产的序幕。
　　但是，10年来，国有企业破产工作进展缓慢，总的形势是几起几落。
　　1988年11月1日生效的破产法，在1989年前5个月，全国共受理89件破产案，达到一个小高潮；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国有企业的破产转入低潮，1990年受理仅有32件：1991年，117件；·这以后，伴随着改革和发展的高潮，国有企业的破产也开始多起来，1992年达到428件；1993年，710件。到1993年底，全国破产企业总共940家，而且绝大多数是中小型集体企业。

　　1995年；企业的兼并破产工作开始加快步伐，这一年破产立案总计2387件。

　　1996年，全国企业破产立案总数为6232件，是上年的261．3％，超过了1989年一1995年企业破产立案总和（5395件）。
　　可以说，1996年是我国企业破产立案的高潮年。
　　破产立案并不等于真的破产。即使如此，这个数字同目前全国工商注册登记企业的总数相比，也只有0．06％。所以，“曹破产”说，中国企业目前的破产率与市场经济的正常破产率万分之十比较，“还低得很”。

　　为什么“还低得很”？不是无产可“破”，而是人们不想“破”。

　　我们的国家一向将“破产”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象征，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受资本主义之害的同义语。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么？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么？断不该有“破产”之虞。否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何体现？所以，我们永远是“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奠基、建设、剪彩、开工、增产……都是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证明，“破产”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的体制也不能允许“破产”。企业的老板是政府，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所以，在理论上，国有企业是无限责任公司，它的债务可以全部由国家兜着。国家是不会破产的，因此国有企业也不会破产。
　　问题是，国家是谁的？是全体老百姓的。所以，说“国家兜着”，其实是“老百姓兜着”。

　　更何况还有利益方面的问题。从长远的进程看，意识形态的影响越来越小，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
　　“曹破产”毕竟不是企业中人，难能真正体会企业中人的酸甜苦辣。

　　职工为谋生计，不愿破产：

　　政府和官员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折了面子，毁了政绩。不愿破产；银行怕丢掉债权，无人还钱，不愿破产；企业经营者怕失去权力，承担责任，不愿破产；所以，尽管局外人整天说“破产”，局内人却大都怕破产。

　　“无产”与“有产”

　　80年代后期，一位市委书记到北欧考察，感触良多，归来后说了一句话：

　　“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消灭有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无产者；人家搞资本主义，是消灭无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

　　他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这番话的，但是，这番话却能够激发人们生出强烈的政治联想：“无产”是不是真的比“有产”好？1996年5月，也即“国际劳动节”过后不久，“严打”成为报刊电台电视台上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其目标，是针对那些不劳动而又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者。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军队警察者百姓……同仇敌汽，协同作战。报纸频频报道破案多少，抓住要犯多少。看来，说此次“严打”乃是深得人心之举，并非过甚之辞。
　　不过，有一个问题，在迄今为止国内公开的舆论当中很少谈到，而由一个美国人说了出来。“杰里米·里夫主在他的新书（工作机会的终结：全球劳动大军的萎缩与后市场时代的来临）中说，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是就业与犯罪。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失去工作机会导致“出现一个无法无天的阶层”．这个阶层以犯罪为最后的手段。

　　里夫金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仅从就业问题来看，他持有极端悲观的论点。我们的国家虽然还不至于真的像他那样悲观，但是，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显然与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有着某种关联。“

　　电视里面不断出现的这些手戴铁铐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人。

　　一望而知是来自乡下。警方不断证实，城市里面的刑事案件多是农民所为。这些农民之所以挺而走险，显然不仅仅是道德方面的原因。

　　情况大约是这样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政策，是将城市与乡。

　　村分开来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都市中国”：一个是“乡土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市民和农民，都能够感受到城市和乡村的不同。从生产的能力来讲，80％在城市，20％在农村。人口的分配则相反，勿％在城市，80％在农村。这种生产能力大小与人口数量多少的不相协调，在世界各国中，以中国为最。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乡下人口的多余。虽然政府统计失业率的时候不将这些人包括在里面，但是，这些多余的人正越来越多地涌进城市去谋生，这就把农村的失业问题，带到城里。
　　城里人为了自己的就业，设置重重的障碍抵御乡下人的进城，令农民在城里就业屡受挫折。中国人在和西方人辩论“人权”问题的时候总是说，最重要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不错，人总要生存，总要做事，这是天性使然。正途不通，便难免去寻歪道。60年代后期，城里的犯罪多为学生所为，因为那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无事便生非。现在，那么多农民不能安居乐业，你仅仅拿着刑律和手铐，能够让他们永远地安分守己么？老实说，城里人的压力不比乡下人的压力小。

　　国有企业的苦无出路，正在使无产者更加无产。

　　我国劳动部门登记表上的城镇人口失业率是逐年上升的。
　　1993年，2．6％：1994，2．8％：1995年，2．9%，1996年，2．98％。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96年年底城市的失业人口是530万。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
　　截至1996年6月底，全国破产企业人6万个，涉及下岗职工754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说，如果把那些国有企业下岗工人也计算在内，那中国失业率将达到5％一8％，即有12oo万人至1400万人失业。

　　看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仅不能增加就业岗位，反而在大批地减少就业岗位。1995年，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减少了146万人；国有企业职工减少了25万人。
　　增加就业岗位最多的是城镇私营个体企业：增加了500万人。
　　然后是其他类型单位职工，增加了99万人。然后是政府机关和国有的事业单位，分别增加12万人和64万人。

　　7000万乡下人进城，2000万城里人下岗。有人估计，企业里多余的人还有3000万。

　　如果“无产者”还是依靠“国有”，那就只能全都跑到政府机关里面去上班。同时政府也就要准备再借更多的国债，来给他的各级机关里面的更多冗员发工资。
　　就算那些没有下岗的“无产者”，也感觉到自己的每况愈下。
　　北京市劳动局有一项调查，结果证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拉大。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职工工资收入比，在1989年为1：1。2：1．4，到1996年，就变成了l：1．4：
　　1．8。

　　非公有企业职工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公有企业职工的收入。

　　1994年10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合作，在全国10个省市的27个大中小城市进行问卷调查。被调查者有2万人，包括城市人，也包括乡下人。结果证明，城里人对一些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不满情绪，超过了乡下人。
　　工人阶层，即我们的无产阶级所感觉的经济压力最大。他们人为自己是改革中获益最小的阶层。有25．1％的工人确认自己的实际生活“略有下降”，另外11．01％的工人则认为“下降较多”。

　　这两个数字均高于其他阶层公众的确认。比如农民，有69．1％的农民认为自己的实际生活水平“基本持平”．23．69％的人认为“略有下降”和“下降较多”；机关干部当中，则有62．51％的人认为“基本持平”．21．73％的人认为“略有下降”，8．67％认为“下降较多”。。
　　仅有5．46％的工人感觉自己生活“增长较快”。
　　36．75％的工人对未来一年的形势持“说不清”．高于其他阶层6个百分点。
　　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

　　经济决策层和经济理论界当中，进行了一场中国经济是“太热”还是“不热“的辩论。
　　这场争论从80年代以来，时起时代，旷日持久。到1995年秋季，仍然众说纷坛。没有定论。

　　与此相关的一个争论，渐由窃窃的私语俘上表面：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是应该继续“从紧”．还是应该放开一马？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因为，经济的舞台上有了一个新鲜背景。

　　在这个秋天里，人们对于全年的情势似已尽在掌握之中：经济增长速度大约10％，涨幅回落1．6个百分点；金融形势平稳，政府要将全年零售物价上涨控制在15％的目标大约能够实现，较之年初的通货膨胀幅度，至少回落了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的投资更是大规模地下降……

　　自从1993年夏季以来，政府虽然一直不肯公开承认“经济过热”，但却从不讳言要对经济的温度加以控制。现在看来，一切都是走向既定的目标，乐观的情绪正在上升。然而，如前所述，企业的困难似乎更甚。

　　既然“软着陆”的目标已经接近，而企业的运转又是如此艰难。

　　所以，人们便很自然地提出了今后一段时间里面“该紧些还是该松些”的问题。又由于，以往所颁行的”紧缩”，尽管中央政府言之凿凿，但是，地方政府中谁先人着胆子自我“放开一马”，谁便似乎占了很大的便宜，谁若胆小听话慢一步放开，谁便似乎注定吃亏，比如1989年的治理整顿。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所以现在“该紧些还是该松些”的问题就显得更加急迫。
　　看来，中央政府的“从紧”的决心没有动摇。北京在1995年10月召开了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重申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艰巨而又长期的任务，所以，不仅在1995年剩下的几个月中，而且在整个“九五”期间，中央银行都将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信货政策。

　　“适度从紧”的方针坚持不变，至少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因眼前的金融形势。虽然现金投放比1994年同期大力减少，但是计算实际流通中的现金存量，除了现金的投放之外，还要加上企业的存款和居民的储蓄。考虑这所有的因素在内，则1995年里全部的货币供应比1994年至少多30％。所以，中央银行认定，现金投放的减少并不能证明银根过紧。

　　其次是，积多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可知，我们的经济虽然在总的路线上是持续快速地增长了，但是却始终未能摆脱“一热就紧，一紧就冷。一冷就松，一松又热”的循环，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起大落”的由来。90年代中期的中央政府比80年代末期的中央政府聪明一些的一个证明，便是懂得了，想要“降温”的时候不可过分紧而是适度紧，想要”升温“的时候不可过分松而是适度松。
　　是否可以据此认定此后中国的经济方针就应当是”从紧”？不是的。
　　事实上，对于“该紧还是该松”的问题，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金融的环境仍应从紧，改革的环境应放松；银行的钱应从紧，人的思想应放松；买高级轿车应从紧，盖老百姓的房子应放松；给国有企业堵亏损的窟窿应从紧，有效益又能开创就业机会的私营企业应放松；土木建设应从紧，政治空气应放松；讲空话、讲大话、讲套话、讲没有错误也没有用处的话应从紧，讲实话、讲真话、讲有用处但可能会有错误的话应放松；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听不到真情看不到真相的视察下乡应从紧，不劳民不伤财不惊动百姓却能看到百姓疾苦的视察下乡应放松……
　　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在一些重大的领域当中，政府正在努力造就着放松的气氛。全国企业改革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青岛召开。与会者提出企业改革的步伐必须加快，其所使用的诸种词汇，如“紧迫感”、“危机感“、“创造性思路”、“实质性突破”等等，显然意味着进一步的放开之势。上海则开列了一个企业改革题目的清单，共计10项：怎样降低资产负债率？怎样“抓大放小”？怎样开拓市场？怎样建立法人体制？怎样开拓“再就业”的路子？怎样提高管理水平？怎样完善资产责任制？怎样拓展兼并破产？怎样壮大科技进步？怎样建设企业家队伍？想来如果不是造就一种放松的环境，不要说10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也会叫人无所适从。

　　不过，目前我们国家经济环境中的最大问题，是该紧的紧不起来，该松的又松下开会。这中间麻烦，既有利益方面的纠葛，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缠绕。
　　吴敬琏说过一句话：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
　　因为，现在经济发展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如果你不加大改革力度，而是用行政的方法将“过热”的现象压下去，过了一阵，还得热起来。加大了改革力度，就可以让该热的热起来，不该热的想热也热不起来。

　　“成套的改革方案已经设计出不少”，吴敬琏接着说，”就看有权拍板的人下不下这个决心”。

　　改革改了十六年，还是“试点”

　　急切地呼唤改革的，不仅仅是吴敬涟一个人。

　　整个1995年，加快改革的呼声，从上到下，此起彼伏，东西南北，遥相呼应，一浪高过一浪，未肯低落。
　　1995年5月下旬，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东北三省并且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的报道说，江泽民此行为期12天，“详细了解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和遇到的各种问题”。其讲后的主旨，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坚定信心，正视困难，楔而下舍。
　　江泽民的这一次行动，又可以看作是他在不久以前的一次考察的继续，那一次是在苏、沪、浙三省市，这一次是在黑、吉、辽，均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集中之地。
　　江泽民的两次出行，在舆论界似乎引起了普遍的激动。国内的报纸上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字也多起来。。

　　山东有大约10000家老企业利用外资改造，据说占全省国有企业的三成，所以有报纸兴高采烈他说，这是“嫁接接出新机制”。

　　上海，一个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城市，记者们现在把跟睛盯着产权市场，有报道说，上市交易的国有企业有1556家，涉及资产总额95亿元。只不过，已成交的国有企业资产为数甚少，大约7亿元。

　　在福州，政府已将企业改革理出口条线索，其中之一是继续抓好股份制的试点。
　　青岛说，他们的56家正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全都充满活力。

　　在杭州，有若干企业推出新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意识；令上海不少企业大有感触，于是想到“要学习兄弟省市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新经验”。
　　在这无可计数的乐观消息面前，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闭目以思，就会发现其中若干耐人寻味之处。

　　积过去40多年的经验可知，中国的事情，大家一味欢呼的时候，其实不一定那么好；大家一味痛斥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那么坏。
　　我国自70年代未便着手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最初的行动发生在四川．又经过京、津、沪、闽四省市的扩展，遍行全国，叫做“扩大企业自主权”．也即“放权”。今天，稍有记忆的人都会知道，那时报纸上面的说法是“一放就活”。

　　此后，改革的办法绵绵不绝，舆论也总是给我们以快乐的消息：

　　政府说“利改税”，报纸上便“一改就灵”；政府说“承包制”，报纸上便“一包就灵”；政府说“优化组合”．报纸上又是‘’一优就灵”；现在政府又说“股份制”了，报纸上于是“一股就灵”；我们不断开出良方，每用一剂，便道“活了”可是到头来大家定心一看，却发现，还是“不活”。现在政府翻过来说，过去的一切都不是治本之策，治本之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于是，推出100家企业、18个城市来试点。

　　我们是否又要告诉人们“一试就灵”呢？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政府用的心思最多。但却收效最少；传经送室最多，但却始终没有出现一个有说服力的能够显示改革之途的国有企业。

　　我们打败日本人的入侵用了8年。打败蒋介石800万军队，用了3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已经长得所有人都不能容忍，10年。农村的第一步改革千难万险，也只用6年便大获全胜。

　　可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尽管已有16年，到今天，还是在试点。

　　一战不胜，必有战术上的失误：屡战而下胜，必有战略上的失误。
　　1995年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成功，主要在物价方面。只不过。
　　控制通货膨胀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行政的手段，而且我们还付出了另外的代价。为了大局的稳定，延缓国有企业的改革，即是其中最大的代价。

　　今天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们不能设想有一剂包治百病的良药，现在的情景，更加可能是欲治一病必施百药。
　　如果说没有一点进步，也不公平。

　　真正的进步不是发生在“搞活“的方面，而是在“搞死”的方面，也即是让那些明显该死的国有企业彻底地死掉。从这一年开始。
　　“破产”终于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个必然的环节。不断有企业破产的消息传来，也不再会引起人们的愤愤不平。一连串新的概念也渐渐确立，诸如“重在建立制度而下是重在倾斜政策”。“搞好国有经济不等于搞好每一家国有企业”“经营资产而下是经营某一个产品”……这些局面和这些观念，如若推回几年，难道都是可能的么？以今天衡昨日．尽管我们仍有“犹抱琵琶半途面”的感慨，但毕竟可见改革的进步。

　　古人有云：大胆者行天下，小心人飓尺间。把“该死的”的“搞死”．还有一个价值，这就是，把推进改革的胆量放得更大些。举个例子，山东省有个诸城市，把国有企业卖了，把集体企业也卖了，所以人家把市委书记陈光骂作“陈卖光”。可是，省委书记赵志浩却说，“诸城改革的路于是对头的”。

　　捍卫陈光的力量还不仅仅来自上级的保护，而且还有事实。

　　陈光改制两年的时间，诸城的工业利润增长了1倍，税金增长68％。卖出企业收回资产1亿元，投回企业因而每年收回利息1000多万元，比原来全市国有企业承包总利润还要多。这事实当然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一卖就灵”，但却可以说明，今天的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我们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量。胆子大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是“山穷水尽”的感叹。

　　不独国有企业有山穷水尽的问题，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当中，哪一个不是在“山穷水尽“中走过来的呢？当初人民公社难道不是山穷水尽么？如果我们没有否定“一大二公”的勇气，农村能够开辟出新路么？计划经济体制难道不是山穷水尽么？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能够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么？今天的中国，需要再来一次1978年和1992年那样的思想解放。

　　从金钱到人性从人性到理性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1995年。

　　一个是关于钱的：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均将资金紧缺列为今日经济发展之最大障碍，其中包括，农业部负责人在北京谈到，这是乡镇企业的最大困难；上海市政府工作会议说，这是国有工业运行中的第一个问题。
　　另一个也是关于钱的：用卡车把一个集装箱在我们国家的地面上运200公里到香港，其费用比从美国或者欧洲运到香港的费用还要高。

　　这两件事，一件有如老百姓所说，是“哭穷”；一件又似是最为富有奢侈的人所为。究竟哪件更可信？这两年，企业资金紧缺，既然有那么多的人在说。想必不虚。

　　但是，昂贵的花费却并不仅仅出现在我们国家的运送集装箱上。
　　在经济的领域中，你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边喊穷一边随手抛出大笔金钱的事例。过分高的成本，已经成为许多境外企业站在中国大门之外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例子是，台湾南亚塑胶有限公司正在美国建厂，最终产品将要返销亚洲。这也难怪，我们现在的许多花费，即使在最有钱的西方老板看来也是过分挥霍的行为。
　　然而还有一些事情更加令人瞠目。报纸上有消息说。某县30家集体企业中，共有864人拖欠公款179万元。这些钱。占企业全部流动资金的37．3％，并且大部分拖欠在半年以上。另一家规模并不大的国有企业，全部职136人，其中欠公款者竟有32人，人均欠公款2万元。另外一家工厂，厂长听说弟弟做生意缺钱，立即借出3万元，这张借据在财务室已逾8年。还有一件”拿公款抵充赃款”的事：一家公司总经理受贿20多万元被逮捕，副总经理便拿出公家转账支票为其退赔赃款，居然令受贿者缓刑，而且还能回到原公司官复原职。

　　公款有着这样多的去处，还能不紧缺么？《经济参考报》说，这是“被忽视的腐败”，想来所有人都会同意。但是，还有更要紧的，要想此种腐败的事情能够成功，显然须有两个前提。

　　其一，钱是公家的，也即所谓公有制，如果是私人的，便决不会任人挥霍或者有借无还：

　　其二，公家的钱就如同他自己的，只要有了权力，便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地随意使用，所以，所谓“公有”．其实只是最有权力的人所有。
　　我们已经提到了山东省诸城市的改革，也提到这场改革的核心就是产权。
　　在产权的改革之前，这里曾经有过这样一次问卷调查。问题提得很奇怪：假如你看见有人在工厂里偷公家的东西；你会怎么办？多数人选择“装作没有看见”；一部分入选择“跟着一块偷”；只有大约10％的人选择了“和他作斗争”。
　　在这次调查之后不久，诸城开始了产权的改革。相当多的工人现在自己持有工厂的股票了。在他们的眼里，工厂是他们自己的了。也就是说，倘若再有小偷，那就不仅是偷工厂的，也是在们自己的。可惜没有人再作一次类似的调查。不过，却发生了一件可以说明问题的事。有一天，某厂的领导开会，会议主题是，在一个工厂成就展示会上给与会者送些什么礼品。人人皆知，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企业请客送礼早已蔚然成风，以至于不请客不送礼反而会被视为反常。然而，这一次，会场上面偶然地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不是这家工厂的领导，只是一个电工，碰巧在这里修电灯。
　　听到老板们在讨论的事情，他当即从梯子上跳下来说，“怎么？拿我们大伙儿的钱送礼？问过股东们吗？“这件事情的结局是，领导们没有送礼。

　　金钱的背后是人性：不是自己的钱，不花白下花：自己的钱，决不肯白花。
　　回过头来再说”缺钱”．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这样喊。比如在福建省的泉州市，似乎听不到这样的呼声，那里的企业没有向政府伸手要钱的习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国有企业，满眼企业大部是私营或者合资，他们知道，政府不会给钱，所以“全靠自己救自己”。

　　这样看来，所谓·‘缺少资金”的背后，其实是缺少一种有效运用资产的制度。也即专家所说“资本制度”，或者叫做“财产制度。
　　用更加通俗的话讲，就是“所有制”。

　　这正是今天中国改革难能深入的关键所在。

　　所以，就提出了股份制。

　　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里，理性的探讨多于实际的步骤。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的王冷一博士对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说，国有企业股份制在中国的讨论有两派：北派和南派。其理论的主张有明显的区别。
　　南方，特别是上海、广东等地，主张采取典型的西方式股份制。

　　即私人占有超过50％的股份，典型的股份制企业仅仅是资金的联合，不以劳动联合为前提。股东一般不是企业的劳动者，而企业的劳动者是由资本雇来的。资本支配劳动，不是劳动支配资本。

　　北方，包括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则是主张让职工人人持有股份的股份合作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企业兴衰与职工利益直接相关，搞好了人人得利，搞不好，人人受损。

　　王泠一大约是“南派”他说，股份合作制“是一种低层次的股份制”，目前在农村和西部、中部、北方等经济不发达地区可能还有一些作用，但对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对几个国际性大都市如上海、广州等地，已经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他说，上海目前许多人的观点就是个人控股掌握一个企业。

　　他认为，股份制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比如那些极端困难的企业，还是应当通过优胜劣汰的法则，让其自行消亡或者慢慢淘汰。
　　他说，“国有企业不动真格的已经是不行了。关键是推行哪一种制度才适合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

　　众说纷坛，见仁见智。我们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这是一个从人性到理性的过程。

　　朱熔基撒泪为商鞅中国的事情，看清楚已经不易，做到就更难。

　　很多事，不是没有看清，而是装糊涂；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敢做。有如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风格所说，”要说话不敢张嘴。
　　要走路不敢动腿。
　　什么都不做的人，其乐无穷；什么都想做的人，苦不堪言。如果你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那就要准备好了：不仅吃苦，还要伤心。

　　1996年岁末，朱铬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殃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2000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入慨叹。
　　朱铬基给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韧不拔之人莫能为也”，还说他“敢说，因为他说的是心里话，是真话，不是八股老套。”

　　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撒剧场么下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朱铬基的“有感而发“。

　　1996年12月18日，朱铬基副总理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6000人。关于这件事，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只在头版下面放了一条300多字的消息，全然一篇官样文字。读者在这简洁的消息当中，不会读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外人或许以为，朱铬基对他的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何有意思的后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者冷淡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两场戏。

　　朱铬基的讲话在当天被复制录音带若干，在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共产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有幸聆听全部内容的人大都以为，这是朱铬基副总理自他主持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演说，发自内心，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有详细交待。

　　朱铬基在1991年由上海来到北京副总理任上。，然而朱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展开，其标志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亦从这时候开始，朱铬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典型的表现，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往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
　　其实，“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失去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不能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大体上说，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第三代领导人来执政，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铬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1996年12月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0％，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赤字还是在中央”。
　　朱铅基所主持的宏观调控，成就值得自豪。
　　首先，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61％，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30％；1995年，17％；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2％。

　　其次，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1200亿元。那时是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1530亿元；1994年，1424亿元；1q95年，590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800亿元，后来发到1000亿元。因为农业大丰收，需要增加收购资金。

　　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200亿公斤，1996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4D0亿公斤，这年初是200亿公斤，年末快到450亿公斤了。朱铬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

　　第四，对供求关系的控制：朱铬基说：“现在95％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

　　尽管如此，朱铬基还是相当坦率地叙述了一些令人头痛的事。他说，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是重复建设。
　　中央政府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朱铬基说，现在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民有三分之一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至。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险，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问题，有如朱铬基对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铬基主张坚决地”一刀切”。“一个项目也不上。
　　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然则朱铬基只能声明自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然是商量而非命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榕基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中央政府的领导经济的权力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依靠强制，这是一个显例。

　　朱铬基是目前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比如他知道现在全国的彩电生产能力已经达到年产3000万台，而其中三分之一的部分为市场无法销售，亦即专家所说“过剩”。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也就是用好的企业去淘汰坏的企业。朱铬基也确曾发现，有一家叫做“长虹”的企业在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规模，还曾亲临这家工厂来探寻企业改造的秘密。结果他就知道了该厂将在1997年生产580万台彩电，1998年生产800万台，占市场份额几近半数，故令无数其它企业如临深渊。按照朱铬基的本意，他是应当大大轻松一下的，因为这正好贯彻了他的“优胜劣汰”的初衷。然而他对“长虹”总裁说，你如果在资本主义，是好的，优胜劣汰。你生产越多，成本越低。可是我社会主义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我其它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找我来要工资，我怎么办？“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不汰”，朱铬基说。
　　初衷为消灭重复建设，结果却不得不维持重复建设。无论我们国家怎样力挽狂澜，都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典型一例。

　　朱铬基副总理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在这一次演讲中，他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
　　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55％，合作制36％，这两个加起来，91％，私营和外资不到10％。1995年，国有制工业34％，乡镇企业合作制36％，私营个体三资占30％。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没有危险。公有制再降到60％，也没有危险。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儿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不是在委婉地回答“万言书”的～些观点呢？对于朱铬基的掌握大局的能力，最新的证明是对股市的控制。
　　深沪股市在进入1996年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过去，一天成交1亿元左右，12月；最高的一天成交300多亿元。所以在第四季度里面，中央政府作了三件事。其一是立法，也就是朱铬基说的“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其二是严惩违规；其三，加强股民风险意识。然而三个月的间接干预完全没有效果。所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时为12月16日。深沪股市果然如所期待地全面下跌。甚至可以说是暴跌，直至股指壮出跌停板来“免战”。股民们纷纷责怪朱铬基，有人说“现在中国，既无‘牛市’，也无‘熊市’，是‘猪（朱）市…。朱铬基举出此例来说明人们对他的不能理解和不能支持。

　　说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嘛”。他解释道，本来想完全不干预，但考虑上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晚跌不如早跌，所以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果然，股市全线下跌。

　　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回合。今天中国的股市，暴涨固然不行，但暴跌也不行。中央政府倘若真的具有掌握大局的能力，就要在制止了股市的暴涨之后，还要能够不使股市暴跌。此后几个月中，股市大致“牛”与“熊”你来我往，涨涨跌跌，总的走势，不离大谱。

　　但是，股市上的一派风云中还有一个更深的意味：普通百姓的追逐实际利益的热情，正逐渐取代追求意识形态的热情，这为第三次思想解放提供了潜在的社会基础。

　　到了1996年岁末，也即朱铬基观看《商鞅》沧然涕下的时候。

　　他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首次超过了利润，是为净亏损。上半年，每元销售利润仅为0．9分（1994年为5．5分；1995年大约3分）。下半年稍有恢复，但全年总计，30多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大约20％，其中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了5596。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是1985年的28．6倍。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4096、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6％，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1996年，冲销了大约200亿元；但是对国肴企业的巨大的呆账坏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看来，1997年还要开列一个更大的冲销坏账的计划。

　　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1979亿元，每100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20元是借来的。这是80年代以来第十次发行国债。前9次总计已经借了大约5000亿元国债，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94年1028亿元；1995年1510亿元。

　　企业可以借债不还，国家却不能，所以，1996年新债当中大约50％的部分，是拿去还老债的。
　　假如我们都有商秧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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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说，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1996年，中国改革的形势怎样？

　　其一，改革已经取得极大的进展：
　　其二，改革正面临很大的困难，似乎是一个越改难题越多的局面：“
　　其三，改革在各个领域里摆出加快推进之势，但却欲快而不能。

　　三者合而为一，构成我们国家改革的大形势。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既然取得了进展，为什么还会“越改越难”？其次是，既然“越改越难”，为什么还要“迎难而上”？改革的实际进程在全力推进着，问题却依然连肩接遗：调整工业结构，压缩纺织行业乃是必行之举，可是下岗工人全在那里发牢骚；企业改进管理，降低了成本，可就是赶不上原材料的涨价：农村劳动力要转移要流动要进城，这就挤占了城里人的就业机会；在企业内部建立新的机制，就牵涉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问题：要转向效益的轨道就要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就会增加下岗的职工，安置下岗职工牵涉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又牵涉政府的职能，这是企业改革的"链条”；住房的商品化牵涉着公房的房租制度，房租的多寡牵涉到职工的收入，提高收入便牵涉企业的成本，成本牵涉效益。效益问题又牵涉企业改制，这是住房改革的“链条”。

　　“牵涉”二字，在人们的嘴里频频出现，这意味着这样的“链条”
　　有很多很多。
　　改革发展至今，已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局面。解决一个老问题的同时，又常常会引发一打新问题。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感到“越改越难“的原因。

　　改革当然很难，但是不改革就一定更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看中国的问题，是不能关起门来看的。许多事情，你不做，别人要做。许多机会，你不抓，别人要去抓。1996年初夏，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贸易战”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再早些时候，台湾海峡的上空弥漫着一层紧张的气氛。而国际市场上大量的资金正绕过我们东南沿海，流向其它的地方。亚洲“四小龙”已经不用再说，新的投资热点包括泰国。曼谷年收入：万美元的家庭，在1986年还只有16万户，而现在已经超过100万户。越南正连续保持着接近大约10％的年增长率，并且已经成为商家竞争之地。

　　甚至它的宿敌美国人也在争相来投资。在印度，居民购买能力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这个数字在总体上不次于中国。一向内乱不止的菲律宾，现在则雄心勃勃池想要成为亚洲的一头经济“猛虎”。

　　我们的情况又如何，自说自话，也许不能作数。也是在1996年初夏，美国国际集团做了一项调查，调查题目为《上海作为一个杰出金融服务中心：对当前上海金融服务状况的评估》。2000多位中外知名人士对上海目前以及今后5年的投资环境给予的平均分数，前者是67分：后者是79分。

　　大家知道，上海在90年代一反其长期的萎靡之势，经济发展的动力陡然高涨，很有独占全国之鳌头的样子。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得到的分数，目前是及格，今后也只是接近良，都不算高。

　　投资当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是投资的流向却可以看出经济活跃的程度。在这样的局面中，中国如果还是没有实质性的改革、能行么？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形势，江泽民总书记说：

　　“改革当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他是在1996年春夏之交说这番话的。5月3日和4日，江泽民连续两天召见了四川、河北、辽宁、山东、上海企业界的人士，和江苏、浙江、山东、上海4省市的领导人，宣讲改革的问题。一下子面对7个省市，不能算少，但他的讲话显然还不仅仅是对着这7个地方。而是针对着全国。

　　我们国家第三代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自从80年代未以来，几乎天天有，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如此激昂的改革的呼声。
　　表面听来，这话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和实质性的倾向，但是，联想到多年以来中国政坛上的种种情形，就可以认为，这是江泽民就任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所发出的最为强烈的改革之声。

　　江泽民的这句话是在上海说出来的。在今天，这座城市是被国内的人们当作改革前沿来看待的，就如同若干年前的广东一样。
　　平心来论，广东和上海，或者更广泛一些说，整个中国，确实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

　　江泽民的这次讲话，有一句意味最长：

　　“等是等不来的／这话的意味长在何处？也是在江泽民讲话的这一天。京城里面几个朋友聚集一堂，把酒对青天，笑谈天下风起云涌，自然也说到我们国家许多人现在的心态。大家说、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等。
　　等什么呢？也许是等新一轮改革高潮？也许是等经济方面的放开一马？也许是等新政策出台？也许是等大局的变化？也许是等人事的更迭？等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和全国人大的换届？现在，江泽民说：“只有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改革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不断深化。”然后又说：“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接着就是那句意味深长的话，”等是等不来的。回避问题，退缩不前，只能无所作为。

　　消息是新华社在5月5日统一播发的首都和各地的报纸都一律在第二天“照本宣科”，但是，明眼人著能细细品味，使会发现，不同报纸上面的标题有着微妙的差别。
　　北京的《人民日报》．标题是。“坚定信心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步伐”。

　　上海的《解放日报》，标题是，“国企改革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命运，坚定信心加快步伐大胆试大胆闯”。
　　“大胆试，大胆闯”．让人几分欢喜几分忧：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大胆的人大约不会没完没了地等；可是，中国的改革已经17年了，怎么还是摆脱不了“胆大”还是“胆小”的问题呢？这一个春夏之交，出来呼吁改革的中国领导人真是不少，除了江泽民，至少还有李瑞环。
　　5月中旬，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川鄂两省沿长江作了一番考察之后，发表了一个并不太长的讲话，其中连续五次提到“特殊性”．看来他对这个概念有着一种特殊的关切。
　　李瑞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各个阶段以及各个方面都具有特殊性。我们要承认这些特殊性，重视这些特殊性，下大功夫研究这些特殊性，根据这些特殊性决定我们的工作方法。”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李瑞环说话，仅仅这一个事实，就可以使我们格外关注他的声音。
　　中国人一向喜欢对别人说“特殊性”。比如我们对美国以及对整个世界，总是说中国的特殊性以及亚洲的特殊性，对于别家想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我们的企图、也总是抱着极大的警惕。
　　不过，李瑞环现在所论，显然是国内的改革大势。
　　如此高层的领导人如此来讲“特殊性”的，这些年中并不多见。

　　我们已经承认每个地方的特殊性，所以有“因地制宜”和”把中央的方针和本地实际相结合”之类的做法广为应用。现在，按照李瑞环的意见，“特殊性”所能涵盖的范围就更加广泛。看来我们有必要承认经济的每个领域、每个产业、每个行业的特殊性；承认改革的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特殊性。
　　按照李瑞环的解释，中国必须从三个方面来看待“特殊性”。
　　第一，它承认多样性，而下是“大一统”；第二，它鼓励创造性，允许你去做一些别人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而下是去做人家都在说都在做的事；第三，它是我们国家的逐渐务实的过程，改革初期是农业的务实，接着是工业的务实，然后是金融以至整个经济的务实，最后，是建立起一种彻底务实的社会意识。
　　“特殊性”是我们整个改革当中的一个特征。了解它的最佳途径，不仅是懂得物的差别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差别．还有更加重要的，这就是从事改革的人。由于人的不同而使改革的内涵和节奏发生变换，这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并不罕见。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中国以外的地方讲“特殊性”多；对中国国内的事情讲“特殊性”少。正是在这个背景中，李瑞环的声音极堪注意。

　　但是，我们紧接着便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第二份“万言书”。

　　第三份“万言书”：“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是这一系列“万言书”当中作者唯一注明写作日期的一个文本：1996年9月拟定大纲，1996年10月至12月20日写出初稿，1996年12月21日至1997年1月20日修改定稿。

　　尽管作者说这是“内部征求意见槁”，但是，其中主要观点已经在1996年第4期（当代思潮）杂志公开发表，该文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署名，文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标志及怎样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万言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其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近年来。在我们的不少书报刊物上频繁地出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这样的宣传。对这些宣传决不可轻视，因为它从思想深处动摇着人们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国近二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并不是起源于私有制。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7年和1978年，史称“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在这两年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为14．3％和13．5％，与1979一1992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3上％的速度相比还略高一些，而这个时期根本没有提出私有经济的问题。

　　到1988年就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而1988年私营企业法刚刚公布，各种非公有工业的产值总和起来只占工业总产值的7％。

　　这说明翻一番主要是公有经济的产值翻了一番。而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居世界之首，而且远远高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一些私营企业是靠非法手段获得发展的，而绝非其本身比公有经济优越。如果国家对其非法活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建立其正常的经济秩序，私营经济就绝不可能有现在那样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

　　多年来，国有企业以廉价能源、材料和交通运输，并从税负和各种社会负担等多方面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实质上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被分割和转移。正是这种利润的分割和转移造成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之间的矛盾。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价值指标全都是成倍地下降的。
　　而它们的实物指标却又是成倍、成儿倍地增长的，这表明，国有企业并不是低效率的。

　　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坚持公有经济的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就是坚持了公有制主体地位。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它的确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外部标志，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必备条件。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看来，他还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现在让我们静心凝神，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吧。

　　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谈论改革问题，有那么一些人把所有制说成是“无关紧要”“只是手段”。实际上所有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这种手段不是无关紧要，而是非常重要。……

　　回头上说所有制无关紧要，实际上是把所有制看得最关紧要。

　　所谓无关紧要，其真实意图就是要人们放弃公有制。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标志应该是：保持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始终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以保证社会的经济生活主要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和分配，使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关系中，不发生阶级分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可是，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的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不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来理解和把握，而只是从资产比重优势和主导作用方面来理解和确定。如果作这样的理解和确定，既不能在理论上揭示和把握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本质意义，因而也就不能在实践中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1994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共46．52万个。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只分别占1％和3％，但仅大企业的固定资产就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52％，加上中型企业就占70％。一些人正是以此为由提出了小企业私有化的主张。认为小企业私有化，只保留国有大中型企业，公有制的资产仍然可以占优势。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和基础产业以及其他主导产业的产权性质不变，公有制就依然是主体。然而，这样理解的所谓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因为小企业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和全国各个地区，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占96％，其职工人数占80％左右，因而小企业私有化，就会使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在非公有经济关系中，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成为雇佣劳动者，出现普遍的分化。

　　有人把马克思上面讲的公有制说成是股份制，是严重的误解和曲解。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公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而马克思讲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扬弃，但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它虽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

　　把马克思讲的公有制，说成是马克思讲的股份制，就是把公有制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了，把两种性质不同的所有制混同起来了。其用意在于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不能让这种理论迷雾误导我们的改革，这种误解或曲解必须澄清和纠正。
　　组成全国范围的、统一完整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有三条基本要求：

　　第一条，从所有制结构方面来说，必须做到三点：第一点，国有经济，主要是几十万个大、中、小型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以及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必须保持统一完整的体系。……近年来，有一种尽量缩减国有经济的倾向，这是严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一些人的思路往往是颠倒的，对私有经济只讲允许和鼓励，不提限制，乃至一些人主张让非公有经济“无限发展”。可是对于国有经济，众多的方案不仅是只讲限制，而且是尽力为国有经济寻找一个最低极限。按照这种思路发展下去，究竟淮是主体，谁是补充？第二点，国有经济必须主导集体经济。第三点．公有经济必须将非公有经济置于补充地位。
　　第二条，从经济领域来讲，就是要保持公有经济在各主要生产部门和流通领域中都占优势和起主导作用。在生产领域，当前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有经济只保留在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和基础性、公益性等非竞争性的行业和部门中，其他竞争·性行业部让非国有经济去生产经营。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这不仅根本上改变了公有经济为主体、非公有经济为补充的关系，也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三条。除台、港、澳之外，其他地方都应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不能例外。如果每一个地方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局部，不以公有制为主体，那就没有总体上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了。
　　公有制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主体与补充之间的关系，是有相关性的。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报告对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这种相关性作过这样的具体分析：“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1979年，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为78．5％，到1983年缓慢下降到73．4％：1984年由于我国经济改革步伐较大，这一比重一年内下降了4．3个百分点；1989、1990两年，由于治理整顿，这一比重呈微弱下降趋势，年均1．1个百分点。1992年后，改革大潮再涌，这一比重当年下降了4．8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可见，国有工业比重的下降与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快慢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就在于，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速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作为“内部征求意见稿”的第三份“万言书”其思想倾向、观点和行文风格，与前两化万言书”一脉相承，但又有了一些改变。我们还能记得，第一份“万言书”抱着对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不以为然的态度，第二份“万言书”在结尾处引用了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现在，第三份“万言书”在开头即引用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的一段话，然后说：江泽民同志“鲜明深刻地揭示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接着，”万言书”又引用邓小平的话：“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仍然没有忘记引用江泽民总书记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江泽民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讲政治的核心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处理矛盾……通过正确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矛盾，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看来，“万言书”的作者已经懂得使用”借助钟馗打鬼”的战术。

　　争论发展到这个时候，焦点已经非常集中。这就是，改革的锋芒能不能指向所有制？短兵相接为什么发生在1995年改革开放究竟是在威胁国家安全还是推动了国家的繁荣？中国国内，两种认识截然对立，争论的焦点最终集中在所有制的”公“与“私”，由幕后渐趋前台，由隐蔽而为公开，到了1995年，异乎寻常地激化起来，似有短兵相接之势。其中缘由，要到90年代中期的经济形势当中去寻找。
　　外国人说：中国领导人应当得诺贝尔奖。
　　1995年8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提出一项经济报告，试图对中国的经济形势作一个估价。

　　这份报告的第一句说：“经济‘软着陆’的目标正在实现。

　　“软着陆”是中国人形容自己的经济形势时用的一个词。意思是：让“过热”的经济平稳、和缓地回归正常的水平线上。有如一飞冲天的飞机，缓缓着陆于正常跑道，而下是一头摔将下来，机毁人亡。
　　“硬着陆”的最典型的例证是1989年的治理整顿。它在大约半年当中把通货膨胀率降为大约3％，但却造成了生产的不能增长甚至负增长，以及市场销售的普遍下降，也即当日人们所说之“疲软”。
　　这一次，情况不大一样。
　　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1992年至1993年的增长高峰和通货膨胀高峰之后，从1994年开始回落。这一年，通货膨胀率大致力10％，回落了大约10个百分点，增长速度也渐渐回落至10％左右。这是一个”软着陆”的典型案例。其“着陆”的行动从1993年夏季开始，大约持续了24个月，结果形成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和一个不太高的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

　　也许是由于这个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苏、世界银行副行长施蒂格利茨、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等人认为，中国人对西方市场经济这一套了如指掌。他们甚至认为，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在中国。

　　施蒂格利茨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斯但福大学，在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曾经出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对仿美的上海市长徐匡迪说：“我看你们中国领导人才应当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政府的办法：着眼宏观。。
　　操纵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有如中央政府所说，是”宏观调控”。
　　自从1993年6月下旬，中央政府颁布了”十六条”，稳定便成为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目标。

　　当时的经济局势，看上去有一触即发的危险：通货迅速膨胀、投资螺旋上升、信贷几乎失去控制、人民币不断贬值……
　　很明显，治理经济过热成为当务之急，姓”公”姓“私”的争论暂时地搁置一边。
　　副总理朱榕基主持金融大局。宏观调控大幕开启。
　　“十六条方针”的目标是，在短期内纠正混乱的金融秩序，控制迅速升温的经济。其具体措施，包括货币、主融、财政、汇率和投资管理等等方面。

　　核心的问题是金融。

　　短期的办法在行政指令之下行于全国。

　　接着是颁市长远之计。1994年初，税收、银行、外汇、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办法一起出台……

　　由于“软着陆”的成功，宏观调控从此确立了它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但是，没有人会料到，一些久已埋藏的问题，由于这一局面浮现出来。
　　中国公有制经济内部之百孔千疮的局面，从此再也不能掩盖。
　　国有企业首当其冲。
　　冲击之一：不能再享有贷款负利率。

　　企业的营运一向需要银行的借贷。在我们国家，以往政策的倾向是优先保证国有企业的信贷，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国有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以致于国有企业的借贷数额已经超过其资产总值的四分之三。这就可以想见，1993年7月开始的紧缩信贷，必会极大地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
　　国有企业生产停滞，亏损急剧增加．企业之间互相拖欠。1994年1月一2月，政府预算内亏损国有企业的比重上升到大约45％。

　　其亏损额增加了138％，实现利润下降了70％，企业之间的债务拖欠数额在1993年底达到6600亿元。到1995年6月，这个数字增加到7376亿元。无力支付工人工资的企业日愈增多。
　　然而还有无形的冲击。企业到银行去借钱，虽然要付利息，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那贷款利率还不能抵销通货膨胀的幅度，所以，企业贷款在实际上是享有着负利率的。现在，信贷已经紧缩，通货膨胀的幅度也大大减少，国有企业享有的贷款负利率，迅速地化为泡影。

　　冲击之二：欠债还钱。“欠债还钱，本是常情，何以也会造成冲击？因为我们有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对于银行的钱是有借无还的。
　　有如他们自己所说，“千年不赖，万年不还”。

　　我们国家过去是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来维持和扩大工业生产的。从1979年起，政府对基本建设投资实行了“拨改贷”。1983年，企业流动资金也由财政、银行两家供应改为银行独家贷款。企业本身的效益不高，只能依靠扩大债务来维持。许多新建企业开工之日．也就是负债不还之时。
　　中国人有句俗话：“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可是现在国有企业的情形却是“借钱不还，再借不难。说到原因，企业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所以有些不分彼此的样子，是其一；其二，你不借新债给他，他就说，那我就没有办法还上过去的欠债，你为了要口老账，只好借出新账，可是他过了些日子又来了，不是来还老账，而是又要借新账。

　　没有人再说”造反有理”了，但是，说“欠债有理”的人越来越多i更流行的一句话是：“黄世仁打不过杨白劳”。
　　这种局面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债务总量迅速地大幅度地上升。比如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15个大中城市的2600多家国有工业企业，1994年年末的资产总额为2544．5亿元，负债总额却已经有2007．8亿元。与1985年相比，资产增长4．1倍，而债务增长8．6倍，企业资产负债率在1985年为42．1％，到1994年为78．9％。表面上看来，这2600多家企业仍有着大约2544亿无的国有资产，实则他们若能老老实实地还掉欠债，就只有大约536亿元的资产了。

　　但是，只要“借钱不还，再借不难”的事实存在，企业就不会那样愚蠢地还清债务，银行借出去而到期不能收回的钱也就还要不断增加。还以这15个城市为例，1994年底，2600多家国有企业的长期借款未还的数量，占借款总额的27上儿应还账款超过3年而未还的，占欠款总额的8．g％。

　　全国总计，企业负债金额已有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有借无还”的部分，有人说大约20％，也有人说超过20％。
　　这是国有企业有组织地将自己的麻烦转嫁给银行。
　　1994年初开始，国有银行的改革计划，令这种局面无法继续掩盖，国家的专业银行统统要向商业银行转变，银行贷款逾期不能收回，便是银行的亏损。所以，现在的银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存贷，而是要债。对于国有企业的“借钱不还，再借不难”，国家银行也不再有求必应。
　　银行的新的办法是“旧账不清，不借新账”。
　　这一来，国有企业便再也不能转嫁自己的麻烦。
　　冲击之三：不能再为仓库生产了。“软着陆”反映了对总需求的成功的控制。到1995年，实际总需求的增长率大约为9％，与1992年至1994年平均近15％相比，已然下降。

　　需求下降了，生产却还要维持。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哪里去了？到仓库里去了。

　　“八五”期间，库存的工业产成品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超过生产增长速度至少10个百分点。其中以1995年为最甚。这一年，产品库存大约增长了40％，4倍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1995年，全国的货币供应量比上二年增加大约an％。工业品库存也已占到货币供应量的20％。
　　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说，截至1996年底，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的库存产品总值已经达到13276亿元。而在1991年，这个数字是1300多亿元。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增加的贷款几乎全部增到了仓库里。
　　也说明了，我们的很多机器，是“为仓库开动”．不是“为市场开动”。
　　宏观调控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为仓库开动”的机器全关了。
　　于是，工业领域里，“压”、“限”、“关”、“停“之声，不绝于耳。
　　让国有企业来应付这种局面，它能好受么？一个争论：宏观好，微观好不好？1995年上半年，国有企业集中的某些地区，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全国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减少了23％。

　　全国38万多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虽然也在下滑，但其下滑的幅度远远低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下滑。
　　1985年，15个大中城市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金利润卒为22．4％，到1994年，降为2．7％。

　　企业不能赚钱甚至亏损，成为让政府最头疼的问题。90年代，总计全国的企业亏损，每年以大约15％的速度增加，年均亏损逾500亿元，利润总额当中大约47％的部分被亏损抵销，而全部亏损中，国有企业占70％以上，其亏损额分别为：1990年，348．8亿元；1991年，367亿元；1992年，369亿元；1993年，452．6亿元；1994年，482．6亿元。
　　政府的报告说，“软着陆·’宣告成功，但是，工业的问题更加突出，国有企业的问题更显严峻。

　　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杨宜勇主任说：中国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宏观好微观也好”。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是“微观不好，宏观也不好”。宏观调整的政策实行之前，曾经有人说：“微观好，宏观不好”。现在，人们评价目前的经济状况，常说：”宏观好。微观不好”。’宏观好不好？人们大致有定论。微观好不好？人们至今还在说三道四，没有一个结论。
　　明确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
　　1995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的思路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抓大放小”。

　　“抓大”；就是集中精力抓好一批关系国家命脉、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大企业集团。
　　“放小”就是将一般国有小企业，扭亏无望的、产品无市场的，将之或者兼并、或租赁、或承包、或卖掉、或破产。
　　在全国800多万家企业当中，有32万家是国有企业，也即政府所说“抓大放小”的对象。

　　国有工业企业中，列为“大中型”者只有1．4万户，其余均为小企业。

　　即使是1．4万家大中型企业，也不全在“抓”的范围。根据中央政府的计划，所谓“抓大”．只是1000家大型骨干企业。言外之意，其余都是“小”都可以”放”。

　　已经实行的种种办法证明，所谓”放”，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
　　从经济的局面来看，这是一条不得已而为之的路；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就成了是否要化“公”为“私”的问题。

　　捍卫“传统之道路”，还是开辟“新兴之道路”．两种思想就这样短兵相接了。
　　“流失”和“消失”，哪样更坏政府公布了1997年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的统计报告：目前中国32万家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86601亿元。《中国工商时报》评论道：”这是全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的积累，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反对“抓大放小”的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命根子”流失了。有如“万言书”所说，”每天流失一个多亿”，甚至是“每年流失1000多亿”。言外之意，改革正在使国有的资产一天天减少。
　　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说，国有资产没有减少、而是大大增加了。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列举的事实如下：在改革开放18年中，国有资产总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4．5％，特别是1990年到1996年间，平均增长17．1％。
　　张皓若特别提到“1990年到1996年间”，很明显地具有针对“万言书”的味道。因为，“万言书”说，1992年以后，国有企业比重“是改革开放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并且以此证明了一个“相关性原理”，“国有工业比重的下降与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快慢密切相关。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速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一方说“减少了”：一方说“增加了”。针锋相对。

　　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

　　首先是、我们以为国有资产有根多，其实没有那么多。囵为。

　　国有企业的债务增长比资产增长要快得多。1985年企业负债车大约40％，1994年便成了78．9％。假如这个负债率到今天还能维持，那么，国有企业资产统计中的大部分，实际上已经不是国有企业的资产，而只是国有企业的债务。国有企业实际的资产是多少呢？只有大约18272亿元。

　　其次是，资产为什么会迅速地演变成债务？不是“流失”了，而是“消失”了。即便“万言书”所描述的“流失”全部属实，它同”消失”来比较，仍是”小巫见大巫”。

　　国有资产“消失”的最明显的特色，是神不知鬼不觉。从来没有人去作全面的调查。无论是指责国有资产”减少了”的人，还是坚持国有资产”增加了”的人，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政府主持的“清产核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们只能对“消失”的状况作一个大致的估计。

　　——国有企业在过去十几年间，每年亏损数百亿元。这是“明亏”．还有更多的“潜亏”．也就是实际上存在而账面上下记载的亏损。至少12000家国有企业从“大跃进”以来就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不但不能盈利，而且它们多生存一天，就多赔一夭钱。
　　——国有企业的债务，在过去10年中，以每年数百亿元的速度增加着，如今已有数千亿元不能如期归还，甚至永远不能归还。

　　——国有企业的资产，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部分不能开足马力甚至全部闲置。资产闲置，仍然会消失，这就是所谓“折旧”。按照企业一般的折旧率计算，每年由闲置而消失的资产当以千亿元计。
　　——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因卖不出去长期置于仓库者，每与亦有数百亿元。
　　将上述种种计算减去重复的部分，并且留有充分的余地之后。
　　可以发现，国有资产的无形的“消失”．每年有数千亿元。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消失”比“流失”后果更恶劣。
　　局外人要破产，局内人怕破产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最严厉的“流失”．是破产。破产也就是“搞死”。
　　曹恩源是一个“搞死”国有企业的专家。
　　他是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中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以后这十多年更不遗余力地为“破产”说好话，所以人称“曹破产”。
　　“曹破产”到处贩卖他的“破产理论”，有人说，“你要破社会主义之产，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打倒你。”

　　更多的人说，破产之方针，就算不是破坏社会主义。至少也是对国有企业“落井下石”，让人家“雪上加霜“。

　　让国有企业破产，究竟是不是“大破社会主义企业的产”．或者是不是“落井下石”？实际上，不论有没有“破产论”有没有破产的方针和法律，企业的破产早已发生，自己本来就“破”了。按照“曹破产”的说法，所谓”破产”，其实是对已经发生的破产状况（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了种事后的认定和处理。
　　“曹破产”还拿外国的商人来为自己的“破产论”作辩护。他说，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顾虑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健全的破产制度。

　　在外国人看来，“该死的”死不了，“该活的”就活不好。
　　反对“破产”的一大理由是，国有资产流失。比如、贷款收不回来：再比如，国有资产低估。

　　其实、不”破产”不仅收不口贷款，而且还要贷更多的款。债权人的损失更大。
　　凡该”破”的企业，都是资不抵债，也就是说，根本无资产可言，何来”低估”？正因此，“曹破产”说：”企业破产法不是可怕可恨法，而是可亲可爱法：不是为企业送葬的法，而是为企业催生的法，不是消极的法，而是积极的法。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曹破产”的看法。

　　我们国家1986年颁布了第一部破产法，当年9月，一家城市集体企业，沈阳防爆器材厂，第一个宣告破产，拉开了新中国公有制企业破产的序幕。
　　但是，10年来，国有企业破产工作进展缓慢，总的形势是几起几落。
　　1988年11月1日生效的破产法，在1989年前5个月，全国共受理89件破产案，达到一个小高潮；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国有企业的破产转入低潮，1990年受理仅有32件：1991年，117件；·这以后，伴随着改革和发展的高潮，国有企业的破产也开始多起来，1992年达到428件；1993年，710件。到1993年底，全国破产企业总共940家，而且绝大多数是中小型集体企业。

　　1995年；企业的兼并破产工作开始加快步伐，这一年破产立案总计2387件。

　　1996年，全国企业破产立案总数为6232件，是上年的261．3％，超过了1989年一1995年企业破产立案总和（5395件）。
　　可以说，1996年是我国企业破产立案的高潮年。
　　破产立案并不等于真的破产。即使如此，这个数字同目前全国工商注册登记企业的总数相比，也只有0．06％。所以，“曹破产”说，中国企业目前的破产率与市场经济的正常破产率万分之十比较，“还低得很”。

　　为什么“还低得很”？不是无产可“破”，而是人们不想“破”。

　　我们的国家一向将“破产”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象征，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受资本主义之害的同义语。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么？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么？断不该有“破产”之虞。否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何体现？所以，我们永远是“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奠基、建设、剪彩、开工、增产……都是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证明，“破产”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的体制也不能允许“破产”。企业的老板是政府，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所以，在理论上，国有企业是无限责任公司，它的债务可以全部由国家兜着。国家是不会破产的，因此国有企业也不会破产。
　　问题是，国家是谁的？是全体老百姓的。所以，说“国家兜着”，其实是“老百姓兜着”。

　　更何况还有利益方面的问题。从长远的进程看，意识形态的影响越来越小，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
　　“曹破产”毕竟不是企业中人，难能真正体会企业中人的酸甜苦辣。

　　职工为谋生计，不愿破产：

　　政府和官员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折了面子，毁了政绩。不愿破产；银行怕丢掉债权，无人还钱，不愿破产；企业经营者怕失去权力，承担责任，不愿破产；所以，尽管局外人整天说“破产”，局内人却大都怕破产。

　　“无产”与“有产”

　　80年代后期，一位市委书记到北欧考察，感触良多，归来后说了一句话：

　　“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消灭有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无产者；人家搞资本主义，是消灭无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

　　他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这番话的，但是，这番话却能够激发人们生出强烈的政治联想：“无产”是不是真的比“有产”好？1996年5月，也即“国际劳动节”过后不久，“严打”成为报刊电台电视台上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其目标，是针对那些不劳动而又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者。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军队警察者百姓……同仇敌汽，协同作战。报纸频频报道破案多少，抓住要犯多少。看来，说此次“严打”乃是深得人心之举，并非过甚之辞。
　　不过，有一个问题，在迄今为止国内公开的舆论当中很少谈到，而由一个美国人说了出来。“杰里米·里夫主在他的新书（工作机会的终结：全球劳动大军的萎缩与后市场时代的来临）中说，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是就业与犯罪。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失去工作机会导致“出现一个无法无天的阶层”．这个阶层以犯罪为最后的手段。

　　里夫金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仅从就业问题来看，他持有极端悲观的论点。我们的国家虽然还不至于真的像他那样悲观，但是，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显然与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有着某种关联。“

　　电视里面不断出现的这些手戴铁铐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人。

　　一望而知是来自乡下。警方不断证实，城市里面的刑事案件多是农民所为。这些农民之所以挺而走险，显然不仅仅是道德方面的原因。

　　情况大约是这样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政策，是将城市与乡。

　　村分开来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都市中国”：一个是“乡土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市民和农民，都能够感受到城市和乡村的不同。从生产的能力来讲，80％在城市，20％在农村。人口的分配则相反，勿％在城市，80％在农村。这种生产能力大小与人口数量多少的不相协调，在世界各国中，以中国为最。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乡下人口的多余。虽然政府统计失业率的时候不将这些人包括在里面，但是，这些多余的人正越来越多地涌进城市去谋生，这就把农村的失业问题，带到城里。
　　城里人为了自己的就业，设置重重的障碍抵御乡下人的进城，令农民在城里就业屡受挫折。中国人在和西方人辩论“人权”问题的时候总是说，最重要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不错，人总要生存，总要做事，这是天性使然。正途不通，便难免去寻歪道。60年代后期，城里的犯罪多为学生所为，因为那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无事便生非。现在，那么多农民不能安居乐业，你仅仅拿着刑律和手铐，能够让他们永远地安分守己么？老实说，城里人的压力不比乡下人的压力小。

　　国有企业的苦无出路，正在使无产者更加无产。

　　我国劳动部门登记表上的城镇人口失业率是逐年上升的。
　　1993年，2．6％：1994，2．8％：1995年，2．9%，1996年，2．98％。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96年年底城市的失业人口是530万。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
　　截至1996年6月底，全国破产企业人6万个，涉及下岗职工754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说，如果把那些国有企业下岗工人也计算在内，那中国失业率将达到5％一8％，即有12oo万人至1400万人失业。

　　看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仅不能增加就业岗位，反而在大批地减少就业岗位。1995年，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减少了146万人；国有企业职工减少了25万人。
　　增加就业岗位最多的是城镇私营个体企业：增加了500万人。
　　然后是其他类型单位职工，增加了99万人。然后是政府机关和国有的事业单位，分别增加12万人和64万人。

　　7000万乡下人进城，2000万城里人下岗。有人估计，企业里多余的人还有3000万。

　　如果“无产者”还是依靠“国有”，那就只能全都跑到政府机关里面去上班。同时政府也就要准备再借更多的国债，来给他的各级机关里面的更多冗员发工资。
　　就算那些没有下岗的“无产者”，也感觉到自己的每况愈下。
　　北京市劳动局有一项调查，结果证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拉大。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职工工资收入比，在1989年为1：1。2：1．4，到1996年，就变成了l：1．4：
　　1．8。

　　非公有企业职工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公有企业职工的收入。

　　1994年10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合作，在全国10个省市的27个大中小城市进行问卷调查。被调查者有2万人，包括城市人，也包括乡下人。结果证明，城里人对一些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不满情绪，超过了乡下人。
　　工人阶层，即我们的无产阶级所感觉的经济压力最大。他们人为自己是改革中获益最小的阶层。有25．1％的工人确认自己的实际生活“略有下降”，另外11．01％的工人则认为“下降较多”。

　　这两个数字均高于其他阶层公众的确认。比如农民，有69．1％的农民认为自己的实际生活水平“基本持平”．23．69％的人认为“略有下降”和“下降较多”；机关干部当中，则有62．51％的人认为“基本持平”．21．73％的人认为“略有下降”，8．67％认为“下降较多”。。
　　仅有5．46％的工人感觉自己生活“增长较快”。
　　36．75％的工人对未来一年的形势持“说不清”．高于其他阶层6个百分点。
　　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

　　经济决策层和经济理论界当中，进行了一场中国经济是“太热”还是“不热“的辩论。
　　这场争论从80年代以来，时起时代，旷日持久。到1995年秋季，仍然众说纷坛。没有定论。

　　与此相关的一个争论，渐由窃窃的私语俘上表面：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是应该继续“从紧”．还是应该放开一马？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因为，经济的舞台上有了一个新鲜背景。

　　在这个秋天里，人们对于全年的情势似已尽在掌握之中：经济增长速度大约10％，涨幅回落1．6个百分点；金融形势平稳，政府要将全年零售物价上涨控制在15％的目标大约能够实现，较之年初的通货膨胀幅度，至少回落了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的投资更是大规模地下降……

　　自从1993年夏季以来，政府虽然一直不肯公开承认“经济过热”，但却从不讳言要对经济的温度加以控制。现在看来，一切都是走向既定的目标，乐观的情绪正在上升。然而，如前所述，企业的困难似乎更甚。

　　既然“软着陆”的目标已经接近，而企业的运转又是如此艰难。

　　所以，人们便很自然地提出了今后一段时间里面“该紧些还是该松些”的问题。又由于，以往所颁行的”紧缩”，尽管中央政府言之凿凿，但是，地方政府中谁先人着胆子自我“放开一马”，谁便似乎占了很大的便宜，谁若胆小听话慢一步放开，谁便似乎注定吃亏，比如1989年的治理整顿。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所以现在“该紧些还是该松些”的问题就显得更加急迫。
　　看来，中央政府的“从紧”的决心没有动摇。北京在1995年10月召开了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重申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艰巨而又长期的任务，所以，不仅在1995年剩下的几个月中，而且在整个“九五”期间，中央银行都将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信货政策。

　　“适度从紧”的方针坚持不变，至少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因眼前的金融形势。虽然现金投放比1994年同期大力减少，但是计算实际流通中的现金存量，除了现金的投放之外，还要加上企业的存款和居民的储蓄。考虑这所有的因素在内，则1995年里全部的货币供应比1994年至少多30％。所以，中央银行认定，现金投放的减少并不能证明银根过紧。

　　其次是，积多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可知，我们的经济虽然在总的路线上是持续快速地增长了，但是却始终未能摆脱“一热就紧，一紧就冷。一冷就松，一松又热”的循环，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起大落”的由来。90年代中期的中央政府比80年代末期的中央政府聪明一些的一个证明，便是懂得了，想要“降温”的时候不可过分紧而是适度紧，想要”升温“的时候不可过分松而是适度松。
　　是否可以据此认定此后中国的经济方针就应当是”从紧”？不是的。
　　事实上，对于“该紧还是该松”的问题，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金融的环境仍应从紧，改革的环境应放松；银行的钱应从紧，人的思想应放松；买高级轿车应从紧，盖老百姓的房子应放松；给国有企业堵亏损的窟窿应从紧，有效益又能开创就业机会的私营企业应放松；土木建设应从紧，政治空气应放松；讲空话、讲大话、讲套话、讲没有错误也没有用处的话应从紧，讲实话、讲真话、讲有用处但可能会有错误的话应放松；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听不到真情看不到真相的视察下乡应从紧，不劳民不伤财不惊动百姓却能看到百姓疾苦的视察下乡应放松……
　　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在一些重大的领域当中，政府正在努力造就着放松的气氛。全国企业改革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青岛召开。与会者提出企业改革的步伐必须加快，其所使用的诸种词汇，如“紧迫感”、“危机感“、“创造性思路”、“实质性突破”等等，显然意味着进一步的放开之势。上海则开列了一个企业改革题目的清单，共计10项：怎样降低资产负债率？怎样“抓大放小”？怎样开拓市场？怎样建立法人体制？怎样开拓“再就业”的路子？怎样提高管理水平？怎样完善资产责任制？怎样拓展兼并破产？怎样壮大科技进步？怎样建设企业家队伍？想来如果不是造就一种放松的环境，不要说10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也会叫人无所适从。

　　不过，目前我们国家经济环境中的最大问题，是该紧的紧不起来，该松的又松下开会。这中间麻烦，既有利益方面的纠葛，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缠绕。
　　吴敬琏说过一句话：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
　　因为，现在经济发展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如果你不加大改革力度，而是用行政的方法将“过热”的现象压下去，过了一阵，还得热起来。加大了改革力度，就可以让该热的热起来，不该热的想热也热不起来。

　　“成套的改革方案已经设计出不少”，吴敬琏接着说，”就看有权拍板的人下不下这个决心”。

　　改革改了十六年，还是“试点”

　　急切地呼唤改革的，不仅仅是吴敬涟一个人。

　　整个1995年，加快改革的呼声，从上到下，此起彼伏，东西南北，遥相呼应，一浪高过一浪，未肯低落。
　　1995年5月下旬，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东北三省并且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的报道说，江泽民此行为期12天，“详细了解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和遇到的各种问题”。其讲后的主旨，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坚定信心，正视困难，楔而下舍。
　　江泽民的这一次行动，又可以看作是他在不久以前的一次考察的继续，那一次是在苏、沪、浙三省市，这一次是在黑、吉、辽，均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集中之地。
　　江泽民的两次出行，在舆论界似乎引起了普遍的激动。国内的报纸上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字也多起来。。

　　山东有大约10000家老企业利用外资改造，据说占全省国有企业的三成，所以有报纸兴高采烈他说，这是“嫁接接出新机制”。

　　上海，一个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城市，记者们现在把跟睛盯着产权市场，有报道说，上市交易的国有企业有1556家，涉及资产总额95亿元。只不过，已成交的国有企业资产为数甚少，大约7亿元。

　　在福州，政府已将企业改革理出口条线索，其中之一是继续抓好股份制的试点。
　　青岛说，他们的56家正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全都充满活力。

　　在杭州，有若干企业推出新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意识；令上海不少企业大有感触，于是想到“要学习兄弟省市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新经验”。
　　在这无可计数的乐观消息面前，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闭目以思，就会发现其中若干耐人寻味之处。

　　积过去40多年的经验可知，中国的事情，大家一味欢呼的时候，其实不一定那么好；大家一味痛斥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那么坏。
　　我国自70年代未便着手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最初的行动发生在四川．又经过京、津、沪、闽四省市的扩展，遍行全国，叫做“扩大企业自主权”．也即“放权”。今天，稍有记忆的人都会知道，那时报纸上面的说法是“一放就活”。

　　此后，改革的办法绵绵不绝，舆论也总是给我们以快乐的消息：

　　政府说“利改税”，报纸上便“一改就灵”；政府说“承包制”，报纸上便“一包就灵”；政府说“优化组合”．报纸上又是‘’一优就灵”；现在政府又说“股份制”了，报纸上于是“一股就灵”；我们不断开出良方，每用一剂，便道“活了”可是到头来大家定心一看，却发现，还是“不活”。现在政府翻过来说，过去的一切都不是治本之策，治本之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于是，推出100家企业、18个城市来试点。

　　我们是否又要告诉人们“一试就灵”呢？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政府用的心思最多。但却收效最少；传经送室最多，但却始终没有出现一个有说服力的能够显示改革之途的国有企业。

　　我们打败日本人的入侵用了8年。打败蒋介石800万军队，用了3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已经长得所有人都不能容忍，10年。农村的第一步改革千难万险，也只用6年便大获全胜。

　　可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尽管已有16年，到今天，还是在试点。

　　一战不胜，必有战术上的失误：屡战而下胜，必有战略上的失误。
　　1995年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成功，主要在物价方面。只不过。
　　控制通货膨胀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行政的手段，而且我们还付出了另外的代价。为了大局的稳定，延缓国有企业的改革，即是其中最大的代价。

　　今天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们不能设想有一剂包治百病的良药，现在的情景，更加可能是欲治一病必施百药。
　　如果说没有一点进步，也不公平。

　　真正的进步不是发生在“搞活“的方面，而是在“搞死”的方面，也即是让那些明显该死的国有企业彻底地死掉。从这一年开始。
　　“破产”终于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个必然的环节。不断有企业破产的消息传来，也不再会引起人们的愤愤不平。一连串新的概念也渐渐确立，诸如“重在建立制度而下是重在倾斜政策”。“搞好国有经济不等于搞好每一家国有企业”“经营资产而下是经营某一个产品”……这些局面和这些观念，如若推回几年，难道都是可能的么？以今天衡昨日．尽管我们仍有“犹抱琵琶半途面”的感慨，但毕竟可见改革的进步。

　　古人有云：大胆者行天下，小心人飓尺间。把“该死的”的“搞死”．还有一个价值，这就是，把推进改革的胆量放得更大些。举个例子，山东省有个诸城市，把国有企业卖了，把集体企业也卖了，所以人家把市委书记陈光骂作“陈卖光”。可是，省委书记赵志浩却说，“诸城改革的路于是对头的”。

　　捍卫陈光的力量还不仅仅来自上级的保护，而且还有事实。

　　陈光改制两年的时间，诸城的工业利润增长了1倍，税金增长68％。卖出企业收回资产1亿元，投回企业因而每年收回利息1000多万元，比原来全市国有企业承包总利润还要多。这事实当然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一卖就灵”，但却可以说明，今天的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我们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量。胆子大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是“山穷水尽”的感叹。

　　不独国有企业有山穷水尽的问题，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当中，哪一个不是在“山穷水尽“中走过来的呢？当初人民公社难道不是山穷水尽么？如果我们没有否定“一大二公”的勇气，农村能够开辟出新路么？计划经济体制难道不是山穷水尽么？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能够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么？今天的中国，需要再来一次1978年和1992年那样的思想解放。

　　从金钱到人性从人性到理性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1995年。

　　一个是关于钱的：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均将资金紧缺列为今日经济发展之最大障碍，其中包括，农业部负责人在北京谈到，这是乡镇企业的最大困难；上海市政府工作会议说，这是国有工业运行中的第一个问题。
　　另一个也是关于钱的：用卡车把一个集装箱在我们国家的地面上运200公里到香港，其费用比从美国或者欧洲运到香港的费用还要高。

　　这两件事，一件有如老百姓所说，是“哭穷”；一件又似是最为富有奢侈的人所为。究竟哪件更可信？这两年，企业资金紧缺，既然有那么多的人在说。想必不虚。

　　但是，昂贵的花费却并不仅仅出现在我们国家的运送集装箱上。
　　在经济的领域中，你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边喊穷一边随手抛出大笔金钱的事例。过分高的成本，已经成为许多境外企业站在中国大门之外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例子是，台湾南亚塑胶有限公司正在美国建厂，最终产品将要返销亚洲。这也难怪，我们现在的许多花费，即使在最有钱的西方老板看来也是过分挥霍的行为。
　　然而还有一些事情更加令人瞠目。报纸上有消息说。某县30家集体企业中，共有864人拖欠公款179万元。这些钱。占企业全部流动资金的37．3％，并且大部分拖欠在半年以上。另一家规模并不大的国有企业，全部职136人，其中欠公款者竟有32人，人均欠公款2万元。另外一家工厂，厂长听说弟弟做生意缺钱，立即借出3万元，这张借据在财务室已逾8年。还有一件”拿公款抵充赃款”的事：一家公司总经理受贿20多万元被逮捕，副总经理便拿出公家转账支票为其退赔赃款，居然令受贿者缓刑，而且还能回到原公司官复原职。

　　公款有着这样多的去处，还能不紧缺么？《经济参考报》说，这是“被忽视的腐败”，想来所有人都会同意。但是，还有更要紧的，要想此种腐败的事情能够成功，显然须有两个前提。

　　其一，钱是公家的，也即所谓公有制，如果是私人的，便决不会任人挥霍或者有借无还：

　　其二，公家的钱就如同他自己的，只要有了权力，便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地随意使用，所以，所谓“公有”．其实只是最有权力的人所有。
　　我们已经提到了山东省诸城市的改革，也提到这场改革的核心就是产权。
　　在产权的改革之前，这里曾经有过这样一次问卷调查。问题提得很奇怪：假如你看见有人在工厂里偷公家的东西；你会怎么办？多数人选择“装作没有看见”；一部分入选择“跟着一块偷”；只有大约10％的人选择了“和他作斗争”。
　　在这次调查之后不久，诸城开始了产权的改革。相当多的工人现在自己持有工厂的股票了。在他们的眼里，工厂是他们自己的了。也就是说，倘若再有小偷，那就不仅是偷工厂的，也是在们自己的。可惜没有人再作一次类似的调查。不过，却发生了一件可以说明问题的事。有一天，某厂的领导开会，会议主题是，在一个工厂成就展示会上给与会者送些什么礼品。人人皆知，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企业请客送礼早已蔚然成风，以至于不请客不送礼反而会被视为反常。然而，这一次，会场上面偶然地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不是这家工厂的领导，只是一个电工，碰巧在这里修电灯。
　　听到老板们在讨论的事情，他当即从梯子上跳下来说，“怎么？拿我们大伙儿的钱送礼？问过股东们吗？“这件事情的结局是，领导们没有送礼。

　　金钱的背后是人性：不是自己的钱，不花白下花：自己的钱，决不肯白花。
　　回过头来再说”缺钱”．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这样喊。比如在福建省的泉州市，似乎听不到这样的呼声，那里的企业没有向政府伸手要钱的习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国有企业，满眼企业大部是私营或者合资，他们知道，政府不会给钱，所以“全靠自己救自己”。

　　这样看来，所谓·‘缺少资金”的背后，其实是缺少一种有效运用资产的制度。也即专家所说“资本制度”，或者叫做“财产制度。
　　用更加通俗的话讲，就是“所有制”。

　　这正是今天中国改革难能深入的关键所在。

　　所以，就提出了股份制。

　　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里，理性的探讨多于实际的步骤。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的王冷一博士对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说，国有企业股份制在中国的讨论有两派：北派和南派。其理论的主张有明显的区别。
　　南方，特别是上海、广东等地，主张采取典型的西方式股份制。

　　即私人占有超过50％的股份，典型的股份制企业仅仅是资金的联合，不以劳动联合为前提。股东一般不是企业的劳动者，而企业的劳动者是由资本雇来的。资本支配劳动，不是劳动支配资本。

　　北方，包括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则是主张让职工人人持有股份的股份合作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企业兴衰与职工利益直接相关，搞好了人人得利，搞不好，人人受损。

　　王泠一大约是“南派”他说，股份合作制“是一种低层次的股份制”，目前在农村和西部、中部、北方等经济不发达地区可能还有一些作用，但对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对几个国际性大都市如上海、广州等地，已经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他说，上海目前许多人的观点就是个人控股掌握一个企业。

　　他认为，股份制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比如那些极端困难的企业，还是应当通过优胜劣汰的法则，让其自行消亡或者慢慢淘汰。
　　他说，“国有企业不动真格的已经是不行了。关键是推行哪一种制度才适合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

　　众说纷坛，见仁见智。我们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这是一个从人性到理性的过程。

　　朱熔基撒泪为商鞅中国的事情，看清楚已经不易，做到就更难。

　　很多事，不是没有看清，而是装糊涂；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敢做。有如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风格所说，”要说话不敢张嘴。
　　要走路不敢动腿。
　　什么都不做的人，其乐无穷；什么都想做的人，苦不堪言。如果你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那就要准备好了：不仅吃苦，还要伤心。

　　1996年岁末，朱铬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殃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2000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入慨叹。
　　朱铬基给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韧不拔之人莫能为也”，还说他“敢说，因为他说的是心里话，是真话，不是八股老套。”

　　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撒剧场么下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朱铬基的“有感而发“。

　　1996年12月18日，朱铬基副总理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6000人。关于这件事，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只在头版下面放了一条300多字的消息，全然一篇官样文字。读者在这简洁的消息当中，不会读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外人或许以为，朱铬基对他的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何有意思的后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者冷淡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两场戏。

　　朱铬基的讲话在当天被复制录音带若干，在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共产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有幸聆听全部内容的人大都以为，这是朱铬基副总理自他主持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演说，发自内心，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有详细交待。

　　朱铬基在1991年由上海来到北京副总理任上。，然而朱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展开，其标志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亦从这时候开始，朱铬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典型的表现，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往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
　　其实，“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失去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不能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大体上说，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第三代领导人来执政，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铬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1996年12月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0％，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赤字还是在中央”。
　　朱铅基所主持的宏观调控，成就值得自豪。
　　首先，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61％，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30％；1995年，17％；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2％。

　　其次，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1200亿元。那时是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1530亿元；1994年，1424亿元；1q95年，590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800亿元，后来发到1000亿元。因为农业大丰收，需要增加收购资金。

　　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200亿公斤，1996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4D0亿公斤，这年初是200亿公斤，年末快到450亿公斤了。朱铬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

　　第四，对供求关系的控制：朱铬基说：“现在95％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

　　尽管如此，朱铬基还是相当坦率地叙述了一些令人头痛的事。他说，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是重复建设。
　　中央政府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朱铬基说，现在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民有三分之一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至。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险，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问题，有如朱铬基对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铬基主张坚决地”一刀切”。“一个项目也不上。
　　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然则朱铬基只能声明自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然是商量而非命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榕基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中央政府的领导经济的权力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依靠强制，这是一个显例。

　　朱铬基是目前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比如他知道现在全国的彩电生产能力已经达到年产3000万台，而其中三分之一的部分为市场无法销售，亦即专家所说“过剩”。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也就是用好的企业去淘汰坏的企业。朱铬基也确曾发现，有一家叫做“长虹”的企业在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规模，还曾亲临这家工厂来探寻企业改造的秘密。结果他就知道了该厂将在1997年生产580万台彩电，1998年生产800万台，占市场份额几近半数，故令无数其它企业如临深渊。按照朱铬基的本意，他是应当大大轻松一下的，因为这正好贯彻了他的“优胜劣汰”的初衷。然而他对“长虹”总裁说，你如果在资本主义，是好的，优胜劣汰。你生产越多，成本越低。可是我社会主义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我其它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找我来要工资，我怎么办？“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不汰”，朱铬基说。
　　初衷为消灭重复建设，结果却不得不维持重复建设。无论我们国家怎样力挽狂澜，都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典型一例。

　　朱铬基副总理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在这一次演讲中，他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
　　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55％，合作制36％，这两个加起来，91％，私营和外资不到10％。1995年，国有制工业34％，乡镇企业合作制36％，私营个体三资占30％。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没有危险。公有制再降到60％，也没有危险。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儿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不是在委婉地回答“万言书”的～些观点呢？对于朱铬基的掌握大局的能力，最新的证明是对股市的控制。
　　深沪股市在进入1996年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过去，一天成交1亿元左右，12月；最高的一天成交300多亿元。所以在第四季度里面，中央政府作了三件事。其一是立法，也就是朱铬基说的“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其二是严惩违规；其三，加强股民风险意识。然而三个月的间接干预完全没有效果。所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时为12月16日。深沪股市果然如所期待地全面下跌。甚至可以说是暴跌，直至股指壮出跌停板来“免战”。股民们纷纷责怪朱铬基，有人说“现在中国，既无‘牛市’，也无‘熊市’，是‘猪（朱）市…。朱铬基举出此例来说明人们对他的不能理解和不能支持。

　　说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嘛”。他解释道，本来想完全不干预，但考虑上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晚跌不如早跌，所以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果然，股市全线下跌。

　　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回合。今天中国的股市，暴涨固然不行，但暴跌也不行。中央政府倘若真的具有掌握大局的能力，就要在制止了股市的暴涨之后，还要能够不使股市暴跌。此后几个月中，股市大致“牛”与“熊”你来我往，涨涨跌跌，总的走势，不离大谱。

　　但是，股市上的一派风云中还有一个更深的意味：普通百姓的追逐实际利益的热情，正逐渐取代追求意识形态的热情，这为第三次思想解放提供了潜在的社会基础。

　　到了1996年岁末，也即朱铬基观看《商鞅》沧然涕下的时候。

　　他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首次超过了利润，是为净亏损。上半年，每元销售利润仅为0．9分（1994年为5．5分；1995年大约3分）。下半年稍有恢复，但全年总计，30多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大约20％，其中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了5596。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是1985年的28．6倍。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4096、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6％，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1996年，冲销了大约200亿元；但是对国肴企业的巨大的呆账坏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看来，1997年还要开列一个更大的冲销坏账的计划。

　　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1979亿元，每100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20元是借来的。这是80年代以来第十次发行国债。前9次总计已经借了大约5000亿元国债，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94年1028亿元；1995年1510亿元。

　　企业可以借债不还，国家却不能，所以，1996年新债当中大约50％的部分，是拿去还老债的。
　　假如我们都有商秧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上一页 cnlu.net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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