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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伟人身后“狼烟”四起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的那个傍晚，京城晴空万里。

　　日月东西相向。天地俱澄澈。

　　5天后，也即2月24日，邓小平遗体火化，烈焰青烟，暮雹沉沉，寒风瑟瑟。

　　在邓小平逝去的日子里，所有的报纸都变得多愁善感：日月、天地、风雨、山河……世间万物似乎全都懂得人世的悲哀。
　　这种时候走在京城街头巷尾，便会禁不住想起毛泽东逝世的那些日子。较之20年前的那个时刻，这一次，人们在伟人失去之后的反应，其实并不是悲天动地，而是平静。

　　平心而论，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邓小平的影响和贡献是不逊于毛泽东的。这一点，当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便已经知道，但是，只是在他去世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他对于我们民族的贡献。

　　不仅仅在于他留给我们的思想和业绩，而且还在于，他让老百姓们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
　　失去伟人的中国邓小平是希望在他身后的中国能够平静如常的。

　　事实上。他早就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准备了。

　　1989年11月13日，他会见一个日本经济访华团的时候，宣布他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他是在那一年的11月9日正式“退下来“的。邓小平所说“百分之百”，乃是“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所以，《人民日报》次日刊登这个消息的时候说：“邓小平会见最后一批外宾。”
　　邓小平公开宣布“告别政治”，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的事。他对美国的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然而邓小平的放心是有条件的。他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
　　这些都是他在那时候说的话。如若没有从那时到现在的7年的过渡，如若没有这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如若没有1978年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和1992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想来我们不能够这样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1992年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又讲了一次话，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看来，尽管他已宣布“向政治生涯告别”．但中国的政治却不会那么轻易地告别他。他的讲话令全国上下的空气为之一变，老百姓兴奋了好几年。

　　现在，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1992年春他的南巡的场面还在电视的画面上不断涌现，引起人们无尽的回忆。

　　中国能够习惯没有伟入的日子么？在1997年的这个早春，表面的万众一心背后，众说纷坛。仅就2月的话题来看，有北京西客站的建筑质量问题；有海南建设中的工业污染；有“左”的问题是否已从根本上解决；有改革何以没有更快地推进；有文化事业能否为了不“出事”便宁可牺牲繁荣……
　　在党中央为邓小平逝世发布的公告以及江泽民所作的悼词当中，有一段话引人注目：“80年代未、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这种表述旗帜鲜明地重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新时代在它的起点上仍有些模糊不清。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当新时代开始的时候，世人出现了两种心态：一个是担心中国的日愈强大会打破现有的世界秩序，危及世界的稳定，至少会令已经承受极大压力的世界资源增加新的压力。一个是担心中国内部的种种矛盾会发展到不能控制的程度，以至危及中国的发展甚至出现大范围的混乱。前一种担心主要出在国外，出在一些以为了解中国但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人中间。后一种担心主要出在国内，出在一些真正了解中国一些情况的人中间。

　　平心而论，出现这些情绪是不奇怪的。这个春天人们谈论的事情还有，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意见、对于过去的总结和认识、国有企业改革的苦无出路、城市正在出现的新贫困、农民利益的被侵犯、腐败问题、人口过剩问题、资源紧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乍暖还寒“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十五大上谁去谁留的问题……有了这些问题，我们的确应当承认，新时代的开端是并不平静也并不轻松的。
　　看来最为沉重的地方也是我们最不能割舍的方面，这就是国有企业。将来如果中国经济方面出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这里。

　　而我们却还在等待、在没完没了地争论改革“姓什么”，这局面说它“沉重”，是不为过分的。

　　邓小平逝世后，沪深股市在跌一下之后，很快便又回升。2月27日，全国政协会议照常开幕。又几天后，全国人大会议也将按照计划进行……
　　比之20年前毛泽东去世时的情景，中国的确已经进步。
　　从1997年2月19日起，不论我们是否习惯，中国开始了一个“后伟人时代”。

　　接下来的几个月还是不平静的。
　　山东大旱，已迫使相当多的工厂停产，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人民币，432万人和99万头牲畜没有足够的饮用水，46万公顷农田无法耕种。

　　广东暴雨成灾，乃是500年来仅见，山洪倾泻，堤坝决口，大批房屋倒塌，105人丧生，数十人失踪，数万人无家可归。
　　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上，开创了反对票和弃权票的新纪录：
　　表决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赞成者为1839人，反对者515A，弃权者331人，另外有35人未按表决器。反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代表有675名，赞成者1621人，弃权者有390人，另有34人未按表决器。

　　北京西单商场车站发生炸弹爆炸案，凶手具有明显的报复社会的目的。

　　河南鲁山县煤矿爆炸，86人死亡、12人受伤。

　　深圳黄田机场空难，70人伤亡。

　　95岁的彭真逝世。

　　《中国引进报》发表了带有自由化倾向的文章，还擅自报道少数民族的骚乱，所以在1997年3月被撤销。

　　差不多同时，京城出现第四份“万言书”。

　　第四份“万言书”：“走资派”名单录在邓小平去世前后的日子里，有一批人始终在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报刊，每日静心研读，把他们认为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一一摘录，其作者之姓名和报刊之名称，也一律记录在案。此种环绕意识形态斗争的尺度寻章摘句、分类合并之方法，令人难免想到那个专门搜集整理走资派“反动言论”以“供批判用”的年代。这一次“寻章摘句”的成果，仍旧是一份材料，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虽未标明“供批判用”或者“反动言论”之类，但读者一望而知，作者是希望有一天拿来“供批判用”的。
　　这就是第四份“万言书”，其最后的完成，大约在1997年：月到2月间。
　　像第三份“万言书”一样，这一次作者仍然在开头引述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作为依据。

　　作者引述的邓小平的话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作者引述的江泽民的话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注意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以下为主要内容：
　　十二届四中全会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状况：
　　第一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1991年，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认真地组织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清理和批判．结合”制乱平暴”后的清查和清理，有效地抑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势头。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在发生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国际背景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

　　《历史的潮流》和《防左备忘录》公开出版，资产阶级自由化占领了新闻、出版、学术、教育、文艺等阵地。
　　第三阶段，从1995年开始，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讲政治·，和“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等几个界限”，内在地具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遏制力量，但因舆论宣传部门响应不力，故没有形成声势。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享有发表的自由。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虽然写上了“反对资产阶级囱由化也要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但由于缺乏具体措施和实际行动，因而也没有遏制住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

　　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部分主要言论：

　　一、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

　　二、要求抛弃和“消解”马克思主义。

　　三、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

　　四、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

　　五在文学艺术上，有人针对毛译东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伏出了三旬反动口号。

　　1、社会主义为文艺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2、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3、源于生活，低于生活。
　　六、主张重新培育一个资产阶级。
　　第四份“万言书”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名单。在这些所谓的“自由化分子”中，不乏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作家、法学家、理论家。他们的言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所以“万言书”作者指责《读书》《书摘）、（中华读书报）、《东方）、（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今日先锋）等媒体基本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把持；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等舆论机构让“自由化分子”露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各省党报党刊近几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基本上绝迹”。
　　“万言书”的作者还列举了发表过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报刊和单位：主要有《学术月刊）〈原道》〈经济学消息报》、《明报〉（香港）、《经济研究）、《当代经济研究》〈改革》〈当代学术信息）、〈中国工商〉〈江淮论坛）、《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国法学）、（中国研究调日本）〈经济研究资料）、《法学研究》〈北京文艺）、〈真理的追求》、《战略与管理》。

　　“万言书”的作者还点了一批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和倾向的书籍。

　　第四份“万言书”的最鲜明的特点是，作者通过“注释”的办法，直截了当地将他们认为“推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报刊，列举出来，也即中国人在“大批判”的年代中通常说的“点名”“万言书”认为，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锋头，越来越健。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已逐步占据了北京一批重要报刊，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在《人民日报》〈求是）这样的党报党刊上也已经绝迹。它的作者声明，列举这些所谓”党内改革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著作和言论，是要纠正当前各级党委没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现象。

　　与前几份“万言书”一样，“出口转内销”，海外全文刊登，国内大肆流传。
　　有耐心的读者只要分析一下，就可以得出一个尴尬的结论：在中国，除了几家刊物之外，主要报刊几乎都在搞“自由化”或者在容忍“自由化”。

　　道德复苏运动席卷全国在第四份”万言书”的作者看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报刊都不再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甚至还有不少舆论机构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把持。但是，在国外新闻媒体上撰写文章的一些人却认为，中国国内的舆论宣传不仅没有“自由化”，而是”向左转”，其最突出的证明是，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一场社会主义道德复苏运动。

　　在1996年和1997年相交的这个冬季，我们国家的确渡过了一个“精神文明的冬季”。

　　1996年10月召开的党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主要的议题不是经济，而是建设精神文明。但是，由全会通过井全文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经济建设仍然居有“中心“的位置。“决议”里面反反复复地申明。
　　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精神文明，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认定，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文明的敌人，而是文明的推动力。明眼人应当可以看得懂，强调经济的内容，是本次党中央关于精神文明的决议中的最突出的特征。·不过，尽管有了这些说明，在这个冬天里，主张“精神治国”以及“主义优先”之人，还是会自认为有了卷土重来的机会。

　　《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各省市地区学习贯彻这个“决议”

　　的消息，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武汉、三明、荆沙、张家港、烟台和石家庄。应该说，这在我们国家，是舆论宣传的既定程序，并不过分。
　　然而，公开的宣传方面似乎并没有拘泥于这些程序。在中央的决议颁发前后，报纸电台电视台还在弘扬着一场道德复苏的运动。有首都以及全国各地报纸发表一系列评比来阐明精神文明建世的重大价值：有北京举行会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江泽民总书记发表讲话、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有首都举行大型文艺晚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有《人民日报〉发表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全篇阐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有中央军委举行红军老战士座谈会；有江泽民等军队领导人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题词；有《人民日报〉发表的江泽民总书记的文章：《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对先进模范的宣传也开始第二轮高潮……

　　相形之下，广交会的开幕尽管也被舆论方面说成“隆重”，但却不闻更多的消息。”中国21世纪议程“第二次高级圆桌会议在北京召开，只有邹家华副总理的一句话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会议的主旨，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今后乃至下个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

　　也许，经济方面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股市的飘升和前任人大委员长万里论述农村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两本专辑出版。这让人们多少想到，经济毕竟是“中心”，而且是个最活跃的因素。而改革的推进正是社会文明的最重要的动力。

　　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待的新书《亚洲大趋势〉．在德国、英国、美国和中国相继出版。像他以往的许多著作一样，这本书在相当大的范围里引起了震动。书的主要部分，描述了亚洲发展的八千趋势，但在这一年的冬季，令中国人真正感兴趣的却是，这个典型的美国人对东方的价值观念倍加推崇，并且不掩饰其对西方利益至上面道德沦丧的现状的失望。

　　约翰·奈斯比特是由一个故事生发出他的这一番感想的：在震惊全球的汉城三丰百货公司崩塌事件中，20岁的韩国青年崔明松在瓦砾中埋了10天后获救，被全国奉为英雄。于是。许多企业便想以金钱来交换英雄的形象，用作广告一类商业之途。但韩国青年拒绝了。他说：“他们满脑子只是钱，而我不信奉这个。约翰·奈斯比特感叹，在西方某些犯罪、暴力和自然灾害中，也会闪现出英雄主义的行为，但那往往是受利益的驱动。“所以，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个问题：是否应以这种亚洲式的个人与家庭价值观来带动全球的道德复苏呢？“有意思的是，中国人现在开始叹惜自己的道德沦丧，也在设法“带动”自己的”道德复苏”。

　　9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的道德复苏运动，是由一些模范人物的被推出为契机的。先是孔繁森、然后是李国安、李素丽、徐虎，等等，总计有14个先进个人和10个先进集体。宣传模范的办法。乃是经由统一的部署，国内若干报纸电台电视台派出记者，组成庞大的采访团，在既定的时间里联合采访，又在既定的时间里同时发表，一个接着一个，接踵而至，并且伴有一连串的评论、文件、号召。
　　领导接见、报告会和座谈会。所以，在过去了的1996年里，各级宣传部门就成为最繁忙也最有成就的部门。

　　最新的模范人物徐虎，是上海市一家房管所的房修水电工。

　　《人民日报〉的评论说，“我们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徐虎。”中宣部和建设部召开会议，讨论“徐虎精神”。山西省要求各界人士推荐身边的“徐虎”，然后评出山西的“徐虎”来。上海由于自己是徐虎的所在地，所以分外自豪。，市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和全市人民，进一步学习徐虎同志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当地的报纸上紧接着宣布，已经出现一群“徐虎”。
　　徐虎其人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按照报纸上的报道、他的职业是“掏马桶、通管道”．连续21年，无怨无悔无私无畏地为老百姓做事。毫无疑问，政府的鼓励徐虎，乃是在鼓励一种精神，也即敬业、奉献和把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

　　依靠利害得失还是依靠道德观念来驱动人们的行为，这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一个区别。不过，赚够了钱的西方人现在有些崇尚东方的“价值观念”，就如同听厌了“道德”的中国人现在热衷于仿效西方的“利益机制”。现代经济理论已经摈弃了把道德、精神、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截然分开的传统，甚至越来越倾向干将其归结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认为，道德的激励和约束力量，只属于制度中“无形的”和”非正式”的部分。

　　就一种制度的有效性来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部分似乎都是不能缺少的。有时候，“无形的”和“非正式的”规则要比“有形的”和“正式的”规则更加有力量，比如我们已经有了“破产法”．可是大多数本应依法破产的企业却不能破产；又比如我们三令五申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终究不能遏制这种社会现象的愈演愈烈。

　　这便是因为有无数“非正式”的规则在起作用。但是，“正式的”制度却能够为人们提供确定的行为准则，减少随意性。所以，专家们倾向于认为，在更多的时候，中国必须依靠”正式的”的制度，制度越是正式，越是有正规的机构来监督奖惩，也就越是能够有效地约束或者激励人们的行为。

　　用这样的逻辑来衡量目前我们的”道德复苏”的努力，就不能简单地作出”是”或“否”的结论。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教导所有的人都做孔繁森或者徐虎，而是在于我们对非正式的制度太刻意，而对正式的制度太随意。试想，在法律都可以当作儿戏的情况下，道德的感召又能有多少力量呢？把话说回来，不论亚洲的大趋势有多少，中国改革目前最重要的趋势是一个，即“制度的创新”．或者叫作“制度的建设”，应当说。

　　这主要是指“正式的”和“有形的”制度，而不是指“非正式的”和“无形的”制度。
　　经济作为一种文明，决不仅仅只有物质的价值，它也包含着深深的精神方面的含义。所以，物质的文明和精神的文明是一面二、二而一的事。说到底，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我们才说，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受到任何事情的干扰。倘若我们不能够透彻地理解这件事，就有可能让潜伏着的“左”的思潮酿成大气候。
　　口诛笔伐厉有为伴随着第四份“万言书”的出现，1997年早春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对深圳市委书记厉有力的批判。这一次，批判的矛头不是特区“该不该继续’特”这样的问题，而是针对厉有力在中共中央党校写的一篇文章。

　　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对一个领导干部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其方法仍然采取了以往发布“万言书”的办法，写成书面的材料，并且附加厉有力的文章作为“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打印成册。广为散发。

　　这份材料中批判厉有力的一段话，全文如下：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力在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
　　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18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屈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

　　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厉有力的报告，是一份及时而难道（得）的反面教材。它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同七十多年前列宁批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袖之一奥托·鲍威尔时所说：“鲍威尔的书是共产主义教科书有益而独特的补充物。如果要‘测验’是否领会了共产主义。
　　出下面这样的试题是最好不过的：试分析奥托·鲍威尔书中的任何一节或任何一个论点，指出其中的孟什维克主义，指出他背叛社会主义以及与克伦斯基、谢德曼等等同流合污的思想根源。要是你解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你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最好不要加入共产党。”

　　可以说，对这份报告的态度，是当前改革的关键时刻，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清醒地认识到真假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金石。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起来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作坚决的斗争。
　　文字虽简短，但却极为严厉和不留余地。作者的文笔老辣，读过马列的经典，深悟政治批判之诀窍，并且满怀着致人于政治死地的义愤。令人想到“文革年代”的口诛笔伐。
　　然而还有更加严厉的事。
　　1997年2月10日，某研究会的通讯刊登了进一步批判厉有力的材料：〈厉有力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力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

　　由这个题目可知，这一回，已经不是一个人的辣笔，而是一大批很有地位的学者的声音。

　　此次行动时为1997年1月8日。据组织者说，大约20多位教授、专家和学者参加了这个会议。他们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通讯〉说，厉有力的文章“包含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极有害的政治主张”，“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震惊人“丈中提出的问题重大，事关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要不要坚持，事关我们党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加之这些话出自他这样的领导干部之口，并在筹备党的十五大期间散布，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蕴，绝不能等闲视之。”
　　但是，《通讯〉并没有列举这些“教授、专家和学者”或者“有识之上”的姓名，全文所叙述的对于厉有力的批判，均用“首都理论界人士”或者“与会专家学者指出”。批判的要点集中于四个问题。
　　摘录如下：
　　第一，厉文说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我们搞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则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也是为他主张要毁掉我国的全民所有制，搞私有化，编造理论根据。
　　第二，厉文抹煞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经济基础上的本质区别，宣扬“趋同论”．以为其在我国推行私有化的主张；制造舆论准备。

　　第三，厉文提出的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私人股份化的方案，是一个道地的私有化方案。就是要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通过搞非国有化，化公为私，去培植和养肥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第四，厉文公开要求改变我们党的性质。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明显带有纲领性和鼓动性。所代表的是那些己拥有私产和企图拥有大量私产与私人股权的一些人。
　　“大批判”进行到这个人候，《通讯》终于说出了最关键的话：
　　与会的专家学者建议并要求反映：像厉有力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之重要的领导职务。
　　由于有了这样一些“批判”和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建议”我们就有可能做出一个大致的估计。本次行动的组织者选择厉有力力攻击的对象、似乎有看相当慎密的策略上的考虑：其一、厉有力其人官职不小不大；其二，厉有力所领导的深圳在90年代已经远不如在80年代那样走红；其三，厉有力提出的“所有制理论“在今天中国的改革理论中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且有破绽可寻；其四，攻击一人而对大多数人施加影响；其五，就算还不能在理论上影响党中央的决策，也可以在十五大的组织安排上给党中央施加压力。

　　现在来看厉有力的遭到严厉批判的文章到底说了些什么。

　　厉有力的文章的题目是，《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顾名恩义，他是在集中谈论所有制的问题。按照他在7个月后的解释，他写作此文的总的看法是，所有制问题还在束缚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所有制模式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对不上号”。所以，他就从深圳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厉有力说，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摘要如下。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不妥，还是我们目前尚未达到他们预言的条件？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的社会主人叫作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一一一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初级阶段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为的去改变生产关系——财产占有方式，实行全民所有制式的公有制，就类似于拔苗助长，违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

　　显然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还离我们很远。
　　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从1979年到1991年我国造成无效的投资高达6800亿元，新建大中型企业有三分之一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去年国有企业亏损461亿元，比1990年增加182亿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不情愿的对比，足以使我们猛醒。而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和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把经济工作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可是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国有企业效益越来越差，亏损越来越多．总是转不过来呢？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二、什么所有制最先进？我们以往的传统的看法是越“公”越先进。还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认为公有与私有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的关系。实践已经证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存、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一面。
　　什么所有制最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什么所有制就最先进。
　　三、从生产资料占有上怎么样来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我们设想，在我国显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有没有可能是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占有形式。

　　全民所有制的占有形式对我们日前的历史阶段来说是理论上的，理想化的，不是实际的占有形式。如果对全民企业的职工来说，他们对国有资产是体现占有的话，那么对全民企业职工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没体现占有，他们和国有资产的利益关联度极低。他们的所有权是没有任何财产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的空洞的、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所有权。我们所说的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是指确确实实、实实在在的占有，这种所有权是既有财产处置权又有收益分配权的实际占有。

　　四、除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以外．有没有第三种所有制形式？从有国家开始，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公有制经济是各种国家都有的一般所有制形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公有制所占比例多少，而在于要多数人实际上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多数人实际享受到所创造的多数剩余价值。

　　有第三种所有制存在形式。它介乎于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既有私有制属性，同时又具有公有制的性质。它的特征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是若干私人资产的集合；组成不可能分割的集体资产，但是并没有剥夺私人资产的所有权，只是使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它为全体资产所有者谋利益，因而它具有公有制的性质和社会的属性。我们可以称这种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
　　五、什么是“私有化”？什么下是“私有化”？90年代初批判“私有化”之空气甚浓。有的写文章批判道，股份化是私有化的潜行。但是，当他们大批“私有化”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说清楚什么是“私有化”，什么不是“私有化”

　　的问题。

　　我的理解，把国有企业无偿地或者以有价证券形式分配给职工和居民个人的行为可以称为私有化。在我国国情的情况下，“私有化”的路于是走不通的。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弄明白什么不是“私有化”。
　　首先，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
　　其次，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私有化。

　　再次，国有资产的产权经过市场流通和交易，有买有卖。

　　不是私有化。

　　六、在我国私有经济是谁的经济基础？．有人回答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我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1，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严格受到我国制度和法制的制约。
　　第2，是补充公有制的不足。

　　第3．是我国经济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4．解决了一大批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

　　第5．是通过诚实的劳动和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起到示范作用先富带后富。

　　第6．多交税，多创汇。

　　有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认识，就是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出发，认为所有制关系要反过来适应社会政治制度，从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的观念出发，认为私有经济发展了．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其结论就是多一分私有经济，就多一分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是极其有害的。

　　七、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哪些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八、革命成功后的无产阶级是不是永远是无产阶级？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使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后代成为有产的劳动阶级，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的大平台．社会上最富有的剥削阶级和最贫穷的无产阶级两头是极少数。这样我们共产党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基本上实现了。

　　我们党的纲领和章程要与新的理论和目标任务相一致。

　　对那些不相适应的地方要在适当时机作出适当的修改。
　　九、上层建筑怎么样适应这种经济基础、适应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很明显。这样的文章不仅阐述了与“万言书”完全不同的观点。

　　而且还直接地批驳了“万言书”的基本论点。而这样一篇文章居然出自这样一个领导干部，出自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班上，出自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后的新认识。对于写作“万言书”的那些人来说，这样的局面之不能容忍，是很自然的。
　　对于厉有力这样故干部展开如此严厉的批判，显然牵涉着全局的走势，于是。事情闹到中南海。一位中央领导说，厉有力是在党校内部的讨论会上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如果这样的发言也要批判，那么今后谁还敢说话？这话直到1997年秋季，还只是在私下流传。没有人能够证实。然而有一个事实已经不容怀疑：对于厉有力的“大批判”，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便出现了“流产”的征兆，因为我们从未看到这一场“口诛笔伐”的续篇。到了这一年的9月11日，也即十五大召开的前一天，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厉有力已经渡过这一次危机。这一天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对厉有力的专访。
　　专访刊登在《十五大代表访谈系列〉栏题下面，令入一望而知厉有力不仅还是深圳市委书记，而且已经成为中共十五大的代表。

　　这是厉有力自年初以来第一次公开回答对他的“批判”。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事情的关键更在于，如若不是对这时中国的政治局面具有透彻的理解，乃至自信掌握了其中最微妙也最有利的时机，北京的报纸断不敢给厉有力提供“反击”的机会。

　　中国经济时报社记者是在9月3日专程飞赴深圳采访厉有力的。

　　、厉有力说，深圳17年来的发展速度“在国际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34．3％，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53．7％，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50％。这些话看上去仍然是两年前反驳胡鞍钢时说的那些话，但是，紧接着厉有力就开始对付“万言书”了。他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深圳历经10多年探索，“迈入了制度创新和整体搞活的新阶段”。从1992年到1996年，乃是“万言书”指责国有企业被严重削弱的五年，现在，厉有力便以这几年为例，来证明他是国有财产的真正维护者。他说，深圳的国有企业总资产从508亿元增至1329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7．2％。

　　1996年深训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占全国的1．38％，实现利润占全国的6．23％，五项经济效益的指标居全国首位，包括总资产报酬率。
　　净资产利润率、资本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和获利倍数。
　　然后，厉有力便开始为他那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辩护。他不认为这篇文章是“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只说这是他在党校学习期间的一篇“思考”。这样的“思考”他一共写了四篇，这篇文章只是其中之一，也是他的“毕业论文”。之所以叫做“毕业论文”，是因为这是他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后，以深圳的实践为基础，“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但是”，厉有力说，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毕业论文会引起那么多的非议”。
　　《中国经济时报〉的这次专访，甚至为厉有力提供了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而厉有力在陈述了他对于所有制问题的看法之后，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他说：“现在看，那篇毕业论文基本符合江总书记‘五·二九’讲话精神。
　　迄9月3日为止，除了厉有力本人，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说厉有力的观点是同党中央的理论或者同江泽民的讲话相一致的。不过，又过了几天，在中共十五大闭幕的那一夭，所有的人都发现，厉有力并没有像批判他的那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像在党的十四大上一样，厉有力在十五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有人说，预言“极左回潮”是诅咒党中央由1995年初开始，到1997年初，一连串“万言书”的作者正在明显地加快行动的节奏，直到与批判厉有力融合为一股潮流，仍然不肯罢手。其理由，也许是他们已经知道邓小平病危的消息，也许是出于一种天赋的机敏，断定1997年将是他们影响中国政治方向的最关键的一年。
　　京城里面，稍有政治嗅觉的人都在猜测这些人是谁，但却没有人真正去追究这些人的名录。人们只是从他们的言论约略知道。
　　这些人大都熟读马列经典著作，远离实际改革进程，坚定地拒绝西方意识的影响，但却有意无意地带着“文革十年”之遗风。他们拥有自己的刊物，人数虽少，但却很有能量，其基本的战术是“挟马恩以令诸侯”。
　　由1997春季的情势来看，对厉有力的批判，似乎只是一系列行动中的一环。因为，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蹊跷的事情连续不断。

　　“大批判”似有升级的迹象，其明显的征兆是，不再采用私下散发之方式，而是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其批判阵地是《中流》杂志。

　　这轮“大批判”的特点：

　　一、选择的批判对象具有相当大的知名度，但全都不牵涉全局。

　　二、批判人力集中于一些具体事实和论点，不再泛泛而论。。

　　三、不再将争论拘泥于学术或者理论的范围，而是着眼于政治，上纲上线。

　　四、着力引起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他们的批判对象的不满。

　　至少三个人成为新的批判对象。他们是，前文化部长王蒙、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任副院长刘吉和作家张贤亮。

　　“大批判”之一：王蒙是一个“党内持不同政见者”。

　　《中流》杂志在1997年第一期上发表了龚一舟的文章《王蒙其人其事》。作者开门见山地质问：“王蒙，到底是怎样一种人？”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的结论是，这是一个“党内的不同政见者”。所以“我们和王蒙的分歧，决不是无关宏旨的意见分歧，更不是什么派性或意气之争”．只是“照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去衡量一个党员”。

　　看得出来，龚一舟为了系统地揭批王蒙，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能够列举不少事实，其中许多已经过去多年。龚认为，王蒙是在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猖撅的年代中崛起的。他在“被中央文件严厉批评的作协‘四大’会议上，同刘宾雁一起扮演十分活跃的重要角色，双双被选为作协副主席。那次会议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次集中表演”。这些年来，王蒙从来不提“坚持口项基本原则”．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作者说，“在1989年反革命暴乱中，王蒙和当时作协的主要领导人采取了公开支持暴乱的错误立场”。“暴乱平息后，作为当时的中央委员和作协的主要领导成员，他‘称病’拒绝慰问戒严部队，拒绝出席党中央紧急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全会”。
　　接着，龚一舟便暗示王蒙同国外的反动势力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据报道，近些年来，向王蒙发出个人邀请的就有美国、英国。
　　德国、新加坡、日本，以及香港和台湾。这些邀请者，有怎样的政治背景？”
　　在揭发了这些政治上的严重问题之后，龚一舟开始批判王蒙的“反动言论”。
　　龚一舟写道：王蒙说，“20世纪的一大遗产正是理想主义的碰壁”。所谓“理想主义的碰壁”‘指的就是贯穿整个20世纪，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灭和失败”。王蒙说的“旧的价值体系的失败”，“难道不正是指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一不怕昔、二不怕死’，这些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价值体系的‘失败’吗？王蒙用“多元主义”“多元互补”、“躲避崇高”、“拒绝壮烈”，来取代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还居然说什么，提倡学习革命先烈‘一下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专门要大家活不成’，是‘凶猛而又欺世的大言…。江泽民总书记反复提出“讲政治”，可是王蒙“居然把’讲政治’和‘左’联系起来，说什么‘左的特征就是把一切都政治化…。还极力鼓吹文艺脱离政治，大力倡导文艺的“边缘化”，和反映”主旋律”的要求背道而驰。

　　王蒙这个人甚至还到台湾去访问，在那里说了“政府应多管一些劫机，少管一点作家”这句话。

　　龚一舟质问王蒙：“身处共产党内，却不说党的话，不办党的事，不信党的理论、理想、目标和宗旨，这又是为什么？”
　　最后，龚一舟再一次将王蒙和刘宾雁相提并论，说这两个人“心心相印”，“风云一时”，“八九风波”之后，王蒙从部长位置上去职，并非根本上改变“侧身于庙堂”的地位，刘宾雁却投身于西方的怀抱。“比起王蒙，刘宾雁只能哀叹‘望尘莫及，了！刘宾雁办不到的，王蒙却’得心应手’、轻而易举地办到了！”

　　这就等于说，在中国的这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比在美国的那一个“持卞同政见者”刘宾雁还要坏。很显然，这样的结论著能成立，则前文化部长王蒙一定是罪不容赦。
　　王蒙承受了一场无法答辩的判决。据传，王蒙在私下说，要上法庭告这些诬陷者。

　　“大批判”之二：《与总书记谈心》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
　　在揭发批判了王蒙之后，《中流》杂志在1997年第二期再接再励。这一回，是一篇题为《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的文章，作者名叫冯宝兴。

　　《与总书记谈心》这本书由多位作者联合撰写。它在1996年出版以后，影响很快超过读书界而扩展到更大的领域。平心而论，这本书的成功，不是因为它的内容有特别的过人之处，而是因为作者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名称，令人一眼望去以为作者真的同江泽民总书记有过一番面对面的椎心置腹的“谈心”。实则作者只是在凭籍江泽民总书记的一些讲话来阐明自己对于目前中国改革问题的观点。而这本书真正价值是在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交替关键时刻。以其发行几十万册的成绩，使江泽民的《论十二大关系》更为人知。

　　批判者以一贯的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只顾其一不顾其二的手法。对这本书的内容无限上纲。他写道：“此书第十二章，第八章有严重错误，集中表现在作者提出了一个不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必要条件的‘新社会主义观’。”
　　冯室兴的最严厉的指责，是认定”这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其所开列的匝据是，《与总书记谈心》篡改了党的基本路线。他写道，经过这本书的解释，“改革开放从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变成了‘中心’，而另一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被作者取消了。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并非作者的疏忽，而是作者所持的理论观点的必然表现”。冯宝兴举例说，这本书解释，江泽民同志说的“一定要讲政治”有三大要义：第一，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实质；第二，全党服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要讲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总书记所说的‘讲政治’的精髓在于划清几个界限（即六中全会决议中引用的五十界限）。这些界限在作者所说的’要义’中消失了。而划清这几个界限正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取消了邓小平理论中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根本的政治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以及思想文化体系的建设必然走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去”。
　　上述引丈所表明的批判者的逻辑已有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与总书记谈心》所表述的“讲政治”已是“很正统”“很主流”了，而冯宝兴等人却从中嗅出了“自由化”的味道，这种引申和推论只在“文革”这个疯狂的年代里出现过。
　　还有另外一些指责，也相当严厉。冯宝兴说，《与总书记谈心》主张的“新社会主义观”“删去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述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重要观点”，“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走到一起去了”：这本书主张包容整合西方思想文化，“必然导致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灭亡”；按照这本书对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反对和抵制个人主义就成了红白不分的错误”；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论证为超阶级的抽象的人类共同理想，“是本书作者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全部论点的归宿”；这本书还割裂、曲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完整论述，“按照作者所说的股份制等于私有制的否定、等于公有制的逻辑来看，跨国公司就是公有制超国界发展的新阶段”。
　　冯宝兴最后将他的对于书的批判转为对于人的批判。但是他放过了那些作者，而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作序的人。他说：“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同志作‘序’。笔者不理解，对这样一部包含有与党的一贯主张相对立、与六中全会的决议相对立、与总书记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张相对立的观点的书，为什么会受到这位领导同志如此之高的赞扬。”

　　口气委婉，但锋芒毕露，因为冯宝兴似乎是在暗示：这个作序的人有可能是这一”与中央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的幕后策划者。
　　《与总书记谈心》引起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这些年轻的作者出于顾全大局，没有作出人们期待的答复，但他们在继续做着建设性的工作，其中一些人在1997年出版了引起广泛关注的《关键时刻》一书。
　　“大批判”之三：张贤亮诅咒党中央。

　　1997年第2期《中流》杂志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是针对作家张贤亮的。文章题目是《（无法苏醒）的“真谛”是什么？》。作者署名刘贻清。
　　刘贻清拿出来批判的《无法苏醒》，是张贤亮在几年以前写的一篇小说，发表在1995年第5期《中国作家》上。编者在一篇导读中说这篇小说“艺术上的荒诞却表现了现实的真谛”。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赵鹫，也许作者是在使用“照旧”的谐音，来影射社会中还有一种复；日的思潮。：

　　赵鹫这个人不断地给大家制造“意外”。他曾经是“右派”，并巨为此坐了10年监狱，后来却又奇迹般地成了数项专利的拥有者和一个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就在人们对他刮目相看的时候，他突然不明不白地重新入狱，而所有的领导干部甚至包括公安局长本人，都不知道是谁把赵鹫关进了大狱。于是大家决定赶快放人，公安局长还亲临监狱迎接赵鹫出狱。这时，大家又意外地发现原来是赵鹫自己自愿重新人狱的，因为他要补足过去自己还未眼满的8年徒刑。看来赵鹫的精神有些问题。不过，就在他刚刚要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外面出现一片混乱：标语如海。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把赵鹫揪出来”等等革命口号。20多年以前的情景顿时浮现在赵鹫眼前。”完了，文革又来了”，赵鹫想。然后他就昏倒了，从此无法苏醒。

　　小说的确是一个荒诞的故事。问题在于，张贤亮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刘贻清认为，小说的作者是在发出一个政治预言，那就是“极左回潮”不可避免，定将取代蓬勃发展的改革开放。“在张贤亮眼里，‘极左’包含着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极左’。”“张贤亮妄盲改革开放已然倒转，’极左’的东西也已回潮。说穿了，这矛头主要就是对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或者诅咒以
　　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能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或者诬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搞“极左’，要否定改革开放路线。除此二者，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最后刘贻清作诗曰：

　　“基本路线在，光焰万丈长。不知张氏愚，哪用故谤伤？毗蟀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新左派”说，把“丈革的合理因素”制度化南街村是一个迷。
　　直到90年代，这里还在唱毛主席的颂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还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为人民服务》．还在实行“一大二公”的制度。

　　它在河南省临颖县，3000余人口，1平方公里土地。没有任何资源，1996年总产值8亿元。
　　南街村的治村方略，按照他们的说法，像一枚铜钱，“外圆内方”。

　　“外圆”，就是外部圆滑地和市场经济接轨。

　　“内方”，就是内部与本村民意接轨，规规矩矩。

　　南街村经济10年增长110多倍。发展的秘密看来在于他们能够面对市场，市场要什么工厂就生产什么，并且还从毛主席的游击战术的启示里找到了市场制胜的法宝，也有十六字：你无我有。

　　你有我优，你优我廉，你廉我转。

　　不过，这里还在“吃大锅饭”。党员干部全部义务劳动，从老百姓手里集资也不分红。村庄里面一草一木都姓”公”。所有村民均能享受14项免费的福利，诸如水、电、医疗、年货、上学、入托，等等。
　　村里还有文工团，演的是革命戏。
　　这一罕有的案例经过新闻记者的发掘，在全国广泛传播，时在1995年。报刊的热衷此道，也许是出于猎奇，也许是为了媚俗，也许是有些怀旧，也许还包含着要在已经瓦解的旧体制和正在建立的新体制之间寻找某些可以贯通的要点，也许所有这些因素全都有一些，但我们可以肯定他说，在这时候，新闻记者们并没有想要在这中间开辟出“回归文革”的道路。

　　所以，南街村这个“谜”，在热闹了一阵之后便过去了。即使在最热闹的时候，也没有人去努力揭开它的秘密。
　　不料，两年后，有一些人似乎在南街村发现了“新大陆”。他们对于这种由道德观念推动的集体致富如痴如醉，甚至在这里面看到了，“挽救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出路”。有如“薪茅”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所说，“有一个一心为公的带头人，有一批具有一定集体主义觉悟的农民，在当年分田风盛行时他们或硬挺住了，或先分后又集中，或明分暗不分”。薪茅的文章依此类推，又说：“像孔繁森。
　　李国安、徐虎这样的好干部、好工人，他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已经在一部分先进者中间生根的象征。正是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支撑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自觉不自觉地抵制着个人主义的侵蚀，削弱着形形色色的西化论的影响，使对社会主义不利的那些言论和事情不得不有所收敛或带上种种假面具，从而有力地阻滞着私有化的进程。”

　　从90年代中期以来，诸如此类的议论渐渐多起来，成为“左”

　　的思潮中的一个分支，其主旨也是对我们国家既定的改革方向提出质疑，但在论述的要点和风格方面却又有着独特的地方。所以，京城的人们在私下里称之为“新左派”。

　　“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不是藏在暗处，他们敢于以真名发表文章，理直气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其文章，不像过去那样，总是马克思如何说，也不是一般地强调姓，‘社”姓“资”或者姓“公”姓“私”。
　　这些人多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中不少曾经留学西方。
　　接受了西方理论的系统教育，现在也还身怀绿卡留居西方，所以特别善于从西方的经典当中引经据典。他们总是先论经济，后论文化，再后论文明。他们并不真正相信马克思的理论，他们所凭借的恰是在西方学到的东西。“新左派”年龄较小．其中很多人在“文革”中间只不过为襁褓中人，对那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全无切肤之痛，所以也就无所顾忌地要在“文革”或者“文革“之前的岁月中寻找“合理因素”，并且想要发扬光大。以往的左派想要恢复经他们解释过的马克思，”新左派”则要恢复经他们解释过的毛泽东。这方面的最突出的例证，是将自己的文章署名“薪茅”。很显然，“薪茅”是”新毛”的谐音。
　　“新左派”其实也可以说是“新民族主义”或者“新国家主义”。
　　一个学者在《战略研究与管理》上发表文章，力驳西方文明可以救世界的理论。这种说法显然很有道理，但他在1997年4月在《北京青年报》上继续发表文章《为万世开太平》．主张拿中国的文化来拯救世界，则又令入党得可疑。他说，“中国不能以别人的规则为规则，因为按照西方的规则中国即使玩赢了也没有意义”。所以，中国在现代化之后必须超越西方式的现代化，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有一个伟大的文化复兴，“这种文化复兴不仅是一族一种的光荣，而是关乎到全人类的未来”。这样一种口气和论述问题的方式，令人想到“文革”之后以玩世不恭之立场处世待人的“现代”青年，也令人想到“文革“时代我们曾经满怀“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劳苦大众”的豪情。这种”东风压倒西风”的思潮尚未形成中国的主流，但是，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所阐述的对西方说“不”的理论，显然从“新左派”的理论当中摄取了不少的东西。

　　自然，”新左派·’最关注的领域，是经济，而不是文化。

　　在经济的领域中，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是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和“薪茅”

　　的《改革与经济人》。

　　崔之元，1963年出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助理教授。此人生长于中国而受教于美国，其学术的指向，自然也就扬其所长将中国的事情和美国的事情融会贯通。

　　崔之元的代表文章是《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发表在国内出版的《读书》杂志上。顾名思义，文章正是他的中美合窒的结晶。
　　他认为，现在经济领域当中所掀起的肚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正是30多年前毛泽东提倡的〈鞍钢宪法〉的精神。〈鞍钢宪法》之精髓——“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用今天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团队合作”。

　　换句话说，日本、瑞典、美国等等发达国家正在他们的工厂里面纷纷实行的“团队合作”，其实不过是我们几十年前搞过的《鞍钢宪法）。而我们今天却已经不再提及《鞍钢宪法〉，原因是“大跃进”和“丈革”中的混乱使得贯彻《鞍钢宪法》与原本的意愿大有出入。崔之元的意思是，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比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还要高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已经解决了西方现代经济学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他进而提出了“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的主张。这是“文革”结束以来第一次有人公开用这种方式来谈论“文革”，其与以往我们的“彻底否定‘丈革…的主张，明显不同。崔之元引用尼采的话。‘记忆能把一个民族杀死”，以此来嘲讽那些对“文革”的“伤痕”
　　念念不忘的人。他说，现在我们不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应该看到‘文革’群众运动中也包含了一些合理因素”。而他所说的那个年代的“婴儿”或者“合理因素”就是群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
　　崔之元也提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但是他的理论武器却是来自西方的思想库。事实上他还批评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主张的集权式的工厂管理。他所阐述的理论似乎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西方式民主的奇怪混合物。他说，我们今天就是要使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即群众民主参与制度化。
　　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薪茅的文章《改革与经济人》发表在境外的刊物上，时在1996年，洋洋万余言。就其系统化和尖锐的程度，以及对中国既定之改革道路的批判来说，比之四份·‘万言书”犹有过之。不过，薪茅所依据的理论不是马克恩和恩格斯，而是西方的经济学。

　　薪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猫论”“摸论”“说不清论”不腔而走，“三个有利于”成了人们瓜分国有资产的挡箭牌。在蓬勃发展的非国有经济中，一个中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为之服务的舆论呼之欲出，从文艺界、哲学界：文化界、经济学界，都在“冒出阴风”。
　　“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暗流”。薪茅作出结论：“中国全面私有化的准备比演变前的苏东更加充分。”所以他迫切地希望找到一种真正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

　　薪茅进一步分析说，迄今为止的改革全部是“以经济人为导向”的，也就是要解决利益机制的问题，即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增进共同利益。这个理论同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阐述惊人地相似。
　　尽管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成为以后大多数经济学流派的前提，但是，薪茅否定这种理论，他甚至否定80年代那场对“大锅饭”的批判，也否定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他认为：我国工业在主要技术经济方面的历史最高水平，相当大部分是在“大锅饭”和“计划经济”的50年代、60年代创造的。

　　薪茅几乎对中国每一改革的行动都不同意。他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只知道为自己的收成劳动”．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和封建地主对农民来说都是一样的”。工商企业的”‘承包制”，使得“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集体观念遭到根本性打击”。商品经济的本质和社会主义方向相去甚远，因为公有制是以集体主义为推动力，而商品经济却“在实践中设计和培养出来越来越多的利益主体”。改革所大力倡导的合资、拍卖、股份制，正在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而这正是国有企业每况愈下的原因。
　　有鉴于此，薪茅认为，改革的出路不是向前走，而是回到过去的年代，即让工人和干部以主人翁姿态而下是以经济人姿态参加生产劳动和管理。“这样的经济将具有任何形式的私有制所不能比拟的效率，能使效率和公平不再成为j对矛盾，正如我国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所初步展示的那样。”

　　至于以”经济人”为导向的改革，薪茅认为，这无疑“强化了个人主义价值观”，也造成了从企业到地方每一个利益主体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还是经济犯罪如此猖撅之祸根，而且，它还“必然呼唤私有制”。
　　薪茅最后深深地怀念了毛泽东时代，并且发出异常尖锐的“警世之言”。
　　他说：“在苏联东欧变修的年代里，毛泽东同志和经济人倾向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带出了一个共产主义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远强千苏东的党，卓有成效地提高了人民克己奉公意识。”今天，“扭转改革的经济人导向是挽救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出路”．“任何对中间道路的幻想都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丧失最后生存的机会”。

　　“新左派”的理论自有其独特的角度，但是，他们对于“文革”以及旧体制的称赞，仍然令国内几乎所有的人不以为然。如此忘情地赞颂过去的时代，在许多人看来，也包含着贬低邓小平时代、否定改革开放的明显倾向。
　　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1992年2月，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说，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说，会大多，文章太长，不行。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1997年2月，当邓小平去世以后，江泽民总书记说，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牢牢地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子这个中心。

　　平心而论，1997年中国思想领域的形势，很有些像1978年。

　　那一次，持有“左”的理论的人，大部不是身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
　　不能体会经济的濒临崩溃，更不去透彻地了解人民公社的破败以及农民的艰辛，只一味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以为只要令中国的现状适应毛泽东的理论，便可以万事大吉。这一次，“万言书”的作者们和一些持有“左”的理论的人，仍然不是身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因此仍然不能体会经济建设中无数的难题，不会了解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正在给人民的财产带来怎样的损失。只一味拿着马克思的“本本”作标准来对改革的实践说长论短。从“主义”

　　出发，或者可能连“主义”的问题还不能准确说明，只能说是从“条条”出发，无时不在告诫别人“应该怎样做”，却不问实际的情形究竟怎样，以及究竟“能够怎样做”。
　　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谈，有一句话便可以概括这种情况，叫做：“争论的不干事”。

　　“左”的思潮在邓小平去世前后拉开一派批评改革进程的势头，并且凭借着种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但在改革第一线的人们却有一个最简单也有效的武器，这就是实践。

　　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年代里，人们手里的思想武器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次思想解放直到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年代里，人们手里的武器是“三个有利于”、“不争论，干实事”。
　　“我们没有时间争论”，上海市的一位领导这样说，“每天要做的事情大多了。

　　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谈，也有一句话可以概括这种情况，叫做：“干事的不争论”。
　　“争论的”接二连三发起争论的时候，“干事的”一如既往地干事。
　　到1997年初，也即邓小平去世的这个月里，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较之1995年初“万言书”出现的时候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仅仅个体工业，在全部工业中已经占有大约16％的份额。个体商业则更多，占有大约30％的份额。

　　1992年，全国有2699万人在个体私营企业中，大约占从业人员总数的4％，到1997年初，我们国家每100个就业者中，已有大约9人在个体私营企业中从业。在这段时间里，城镇里面的新的就业者，每10人中有1人是进入个体私营企业，其作用的增长是无声无息的，只有一些调查材料可以让人们投以惊讶的目光。这些调查当中有一份来自河北省，结果是，这个省里，90％以上的商业零售饮食服务业网点属于个体或者私营，城里居民每天饭桌上的饮食，有70％来自个体私营的营销。

　　当然还不能说个体私营已经掌握了“国计”．但若说个体私营已经掌握“民生”，却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然而最重要的变化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者叫做“四不像”的经济组织形式的迅速蔓延。

　　在浙江省温州市，80年代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要部分的经济，到90年代中期，已经是股份合作制的天下。其非国有的工商企业的税收，已经占政府全部税收80％以上。不仅如此，在这里。

　　股份制这种形式还在更大的领域拓展。道路、桥梁、学校、水电，等等，大部是官民并举，公私混合兴建起来的。

　　在福建省泉州市，被当地人叫做“混合经济”那一部分企业，已经占全市企业的90％，其缴纳之税金，在政府的财政收入占了85％以上。全市37家国有工业企业全部同外资合资，此后3年，综合经济效益指标一跃而上，无一亏损。泉州市长何立峰说，“非公有”和“公有”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非公有经济成分可以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他所说的这些话，正是深圳市委书记厉有力所阐述过的遭到批判的论点。而现在，却能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成为“解放思想”的新认识广为传扬。

　　温州和泉州，都是民营经济最先崛起的地方，尽管如此，发生这样的变化依然令人有“换了人间”的感慨。不过，更大的意外发生在那些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曾经占有统治地位的地方。
　　山东省诸城市，自从1995年出了一个“陈卖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便迅速加快，两年当中，诸城工业经济的所有制，已经完全是多样化之天下。其工业的严重亏损局面，也就从此成为过去。
　　安徽省风阳县，如前所述，它在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年代里，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但在80年代后期的几年中，凤阳不断发出苦无出路的感叹：那时的工厂不是亏损，就是干脆关门。财政入不敷出，县长吴庭美最头痛的事情是不能痛痛快快地给机关于部发工资。“那是一个痛苦的年代”．他说，“老干部见了我便骂，连工资都发不出，还不如‘文革’。“第一次思想解放带来的喜悦，似乎消失殆尽。从1995年开始，凤阳不再用“公”与“私”来约束自己。数百家一直挂着“集体”招牌的私营企业，在这一年全部摘掉了”红帽子”。

　　第二年，也即1996年，数百家集体企业，全部实行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第三年，也即1997年，企业改制的行动推进到国有企业。
　　已经做了县委书记的吴庭美说，过去我们敢”包”．打破了农村里的“一大二公”，现在我们敢“卖”，打破城镇里的“一大二公”显然。

　　凤阳现在已经不再有意识形态的“左”与“右”的阻力，但是吴庭美说，他面临着另外一种阻力，这就是“利益的冲突”。比如县里最大的国有水泥厂，投资数千万元建起来，多年以来只是在积累亏损，从来没有向国家交过税。现在要拍卖，但工厂里数十名国家干部全都不能同意，他们问，工厂卖了他们吃什么？他们的干部级别还算不算？尽管有这些事，但是在凤阳，人人都说，改革的道路已经再一次开通，思想解放也不会一劳永逸。一位副县长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凤阳今后不再搞单一公有制的企业。：
　　在四川省，3700多家国有小企业的产权已经不再属于国有。
　　它们被民间资金购买后变成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的企业。省长宋室瑞说，尽管这种做法在中国没有先例，但四川总共近5000家国有小企业可能在1997年内全部完成产权制度改革。

　　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和常州三十市，亦称“苏南”，是经济最为发达的所在。这里在80年代曾经创造了影响全国的业绩。“以集体经济为主体”是他们最引以自豪的方针。“苏南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就同“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交相辉映。
　　现在，苏南也在反省自己。相当普遍的看法是“集体企业体制存在着潜在的危机”，不然，就不会出现效益不高和“穷庙富方丈”的现象，苏南乡村两级集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就不会达到63％，更不会出现经济增长赶不上亏损增长的局面。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说，苏南的很多企业已经染上国有经济的毛病，所以也有一个继续改革的问题。而苏南“继续改革”的最为突出的例证是宜兴。在过去的两年中，宜兴将90％以上的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止业。
　　1997年5月6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皓若、洪虎和王东，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许多省市有50％以上的国有小企业进行了改革。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出现使许多改制后的企业普遍提高了经济效益。还说，“国有企业的突破性进展是股份制改革试点蓬勃发展。到1996年底，全国以国有企业为主改建或新建的股份有限公司9200家，股本金6000亿元，共向社会筹集资金1500亿元。上市公司530家，其中373家国家控股，集体企业控股83家，国家集体控股的占总数的85％。

　　于是，有记者问，推行股份制改革是否意味着缓慢地实行私有制？副主任们的回答是：“股份制改革与实行私有制没有任何关系。
　　大约3个月后，《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凤阳“过去敢‘包’．现在敢‘卖’，胆量来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一天后，新华社发布了国家体改委一个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的指导意见，其中说道，“尊重群众的实践，尊重群众的意愿，尊重群众的选择”，还鼓动大家“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在四面八方风起云涌的企业转制潮流中，大多数地区自行其是，转制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包括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

　　以及拍卖、祖赁、承包，等等。很多新生的企业亦“股”亦“合”，亦“公”亦“私”．没有人能够说清它们到底属于什么，它们不像任何一种既成的所有制形式，如同马和驴交配之后生出来的东西、非马非驴，是骡子，或者是“四不像”。

　　不过，最普遍地推行着的转制方式，可以归并为两种：股份制和拍卖制。实际的进程中，拍卖企业更加盛行，但在公开的舆论中，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途面”的味道。报刊的编辑们似乎不好意思一下子将局面彻底地摊开，只是在说股份制如何如何，而较少提到“拍卖”的事。至于那些实际主持转制步骤的领导者们，则在统计的方面不断玩弄花样，强化那些看上去较有“公有”色彩的数字。

　　淡化那些看上去较有”私有”色彩的统计。比如江苏省某市政府提出的材料说，全市乡镇企业365家，已经转制的322家企业当中主要是依靠股份制，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拍卖的企业。这些数字自然没有虚构，但是，在152家股份制的企业当中，只有23家原属集体企业，其余则本来就是私营。而42家拍卖、转让、破产、停产的企业，全部属于集体。换句话说，这里在企业转制中”卖掉”的大致是集体企业，“股份”的大多数是私营企业。这样的事实，则又极少为人关注。

　　北京一位名叫秦晖的教授注意到这个事实。他主持的清华大学中国农村乡镇企业转制问题调查组最近完成了《十字路口看乡企》的报告。他之所谓”十字路口”，显然是在说乡镇企业现在正处志们去何从之时刻。他赞成让群众在实践中开辟企业振兴的最佳道路，甚至还引述了80年代农村改革中最著名的农业问题专家社润生的话说：“不论创什么制度，不能不经历公共选择”。但是，看来他对如火如荼的股份化潮流还是有着很强烈的担忧。他说，1993年一1997年间浙江乡镇企业转制普遍推行。从1996年至今，转制潮又波及江苏，目前尘埃未落。“但是，与目前传媒对股份合作制的热情宣传相比，我们此次调查所涉及的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造案，却是失败多于成功。“秦晖列举典型案例说，江苏省江阴市，真正由集体企业转制为股份制的只有寥寥几家，除了个别企业外，多数效果不理想，这使“该市上下都有一种怀疑股份合作制是否可行的空气”。政府的文件也说，“前两年推行股份合作制，转换机制的作用不甚明显”。就厂长而言，职工成了股东后就更难对付，招待客人吃顿饭也要看职工脸色，在分配方面，大股和小股闹矛盾，持大股者要多搞按股分红；持小股的要多搞按劳分红；股东希望多分红，经营者希望多积累。

　　永康市对乡企转制作了肯定的评价。但秦晖说，他在那里看到的情况远非如此。有的企业转制之后可以说是每况愈下。但是即便如此，基层方面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许多企业转制之后虽然没有好起来，但如下转制就会更糟。一位管理企业的干部说，集体企业办好了会争论分配，办糟了会争论责任，无论办好办坏，都容易产生矛盾。而私人企业无论办好办坏，都是责任在自身，没有人士说三道四。转制的效果无非如此。
　　秦晖的结论是，通过改制使经营者、劳动者与企业结成，‘命运共同体“的设想看来并没有达到。

　　但是，秦晖提出的报告并没有由此反对股份制的推进。他说。
　　现在，几种企业转制形式都存在问题，不宜贸然肯定，但在更有效的制度创新被实践所证明之前，我们也不宜贸然否定任何可能的方案。继续试验但不“一哄而起，’是可取的做法。一般说来，工人并不反对转制，他们主要是反对这种买卖过程的不公平，而不是反对产权转让本身。所以，企业的改制就必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
　　实事求是，宁可慢些，但要实在；其二，公正，也即坚决制止转制当中的谋私行为。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冷静的报告，其对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评价也能令人心服，而且，在1997年里对于股份制的形形色色的褒贬当中，它也能够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1997年春天，中国人关心的事情的确很多。不过，有了这些“万言书”的流传，有了这接二连三的“大批判”的展开，京城里面不少人的脑子里还在想着谁“左”谁“右”、谁“公”谁“私”的问题。一个消息就在这时流传于京城。这消息说江泽民总书记将要发表一次重要的讲话，其中极有可能牵涉这些问题，甚至还会正面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消息流传了至少两月，对于它的可靠性，却没有人出来证实也没有人出来否定。官方在公开场合总是说，党内目前并没有所谓的“左派阵营”或“极左派阵营”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物目前在党内也没有影响力，并没有时现行的改革开放路线形成挑战或干扰。这种说法虽属事实，但却不能让那些“万言书”带给整个社会的不安定的心理平息下来。

　　虽有“干事的下争论”之说，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们的心里没有种种问题需要解释。。
　　宪法不会对改革说“不”
　　眼前就有一个问题、非认真解释不可。
　　京城里面，某研究所所长提出了“保卫宪法”的紧迫性。按照他的意见，宪法中明确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目前国有企业的某些改革改变了产权的归属，等于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另一位研究所所长用不同的话表达了大致同样的内容。他说：”维护宪法”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不论用什么形式、什么口实否定和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是违反宪法的。

　　按照这样的分析，中国现在的改革，就有“违宪”的嫌疑。

　　“护宪“的呼声是在1997年春夏时节响起来的。

　　中国人习惯于把宪法叫作“根本大法”，而中国之古训里面，凝结着诸多的关于“根本”的智慧，比如有所谓“欲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的说法。换言之。“根本”也就是影响全局之盛衰的所在。修宪，也就是修正根本。护宪，也就意味着保护根本。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问题：当改革的进程当中发生了超越宪法条文的事情时，怎么办？这样的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是第三次遇到。
　　在1988年春天，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改革与宪法某些条文的不能一致：宪法不允许搞私营经济，为什么出来那么多私营业主？宪法不允许土地的出卖转让，为什么到处都在转让土地使用权？那一年的2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3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人民代表开始审议此案，13天后通过。
　　此次宪法修正的要点有二，其一，宪法第十一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其二，宪法第十条第四款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这样两条修正开创了两个“第一”，一个是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私营经济；一个是第一次在法律上认定了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

　　在1993年春天，我们第二次感觉到改革的新形势与宪法之既成条文不相符合。比如宪法上分明讲的是“计划经济”，党的十四大却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一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修正宪法的动议。3月2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修正的内容总计八条。八项之中要点有四：其一，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写进宪法，表明了中国政治与经济方针的基本线索；其二，是将“改革开放”写进宪法；其三。
　　用“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来取代“人民公社”；其四，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

　　宪法本来应该是极稳定的，若非特别必要，不会改变。中国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次修正宪法，均为改革之高潮中间，可见修宪与改革的推进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
　　过去十年的历程已经证明，当改革的进程渐与宪法的某些条文发生冲突，以至“违宪”之事越来越多的时候，并不能用宪法来约束改革，而只能用修正宪法的办法来为改革打开道路。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他说，宪法不会对改革说“不”。
　　改革在不断地推进，宪法也需不断地修正。1988年没有能够修正的地方，1993年改起来却已顺理成章；1993年还没有能够修正的东西，到了1998年却也有可能顺理成章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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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的那个傍晚，京城晴空万里。

　　日月东西相向。天地俱澄澈。

　　5天后，也即2月24日，邓小平遗体火化，烈焰青烟，暮雹沉沉，寒风瑟瑟。

　　在邓小平逝去的日子里，所有的报纸都变得多愁善感：日月、天地、风雨、山河……世间万物似乎全都懂得人世的悲哀。
　　这种时候走在京城街头巷尾，便会禁不住想起毛泽东逝世的那些日子。较之20年前的那个时刻，这一次，人们在伟人失去之后的反应，其实并不是悲天动地，而是平静。

　　平心而论，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邓小平的影响和贡献是不逊于毛泽东的。这一点，当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便已经知道，但是，只是在他去世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他对于我们民族的贡献。

　　不仅仅在于他留给我们的思想和业绩，而且还在于，他让老百姓们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
　　失去伟人的中国邓小平是希望在他身后的中国能够平静如常的。

　　事实上。他早就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准备了。

　　1989年11月13日，他会见一个日本经济访华团的时候，宣布他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他是在那一年的11月9日正式“退下来“的。邓小平所说“百分之百”，乃是“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所以，《人民日报》次日刊登这个消息的时候说：“邓小平会见最后一批外宾。”
　　邓小平公开宣布“告别政治”，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的事。他对美国的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然而邓小平的放心是有条件的。他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
　　这些都是他在那时候说的话。如若没有从那时到现在的7年的过渡，如若没有这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如若没有1978年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和1992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想来我们不能够这样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1992年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又讲了一次话，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看来，尽管他已宣布“向政治生涯告别”．但中国的政治却不会那么轻易地告别他。他的讲话令全国上下的空气为之一变，老百姓兴奋了好几年。

　　现在，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1992年春他的南巡的场面还在电视的画面上不断涌现，引起人们无尽的回忆。

　　中国能够习惯没有伟入的日子么？在1997年的这个早春，表面的万众一心背后，众说纷坛。仅就2月的话题来看，有北京西客站的建筑质量问题；有海南建设中的工业污染；有“左”的问题是否已从根本上解决；有改革何以没有更快地推进；有文化事业能否为了不“出事”便宁可牺牲繁荣……
　　在党中央为邓小平逝世发布的公告以及江泽民所作的悼词当中，有一段话引人注目：“80年代未、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这种表述旗帜鲜明地重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新时代在它的起点上仍有些模糊不清。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当新时代开始的时候，世人出现了两种心态：一个是担心中国的日愈强大会打破现有的世界秩序，危及世界的稳定，至少会令已经承受极大压力的世界资源增加新的压力。一个是担心中国内部的种种矛盾会发展到不能控制的程度，以至危及中国的发展甚至出现大范围的混乱。前一种担心主要出在国外，出在一些以为了解中国但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人中间。后一种担心主要出在国内，出在一些真正了解中国一些情况的人中间。

　　平心而论，出现这些情绪是不奇怪的。这个春天人们谈论的事情还有，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意见、对于过去的总结和认识、国有企业改革的苦无出路、城市正在出现的新贫困、农民利益的被侵犯、腐败问题、人口过剩问题、资源紧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乍暖还寒“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十五大上谁去谁留的问题……有了这些问题，我们的确应当承认，新时代的开端是并不平静也并不轻松的。
　　看来最为沉重的地方也是我们最不能割舍的方面，这就是国有企业。将来如果中国经济方面出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这里。

　　而我们却还在等待、在没完没了地争论改革“姓什么”，这局面说它“沉重”，是不为过分的。

　　邓小平逝世后，沪深股市在跌一下之后，很快便又回升。2月27日，全国政协会议照常开幕。又几天后，全国人大会议也将按照计划进行……
　　比之20年前毛泽东去世时的情景，中国的确已经进步。
　　从1997年2月19日起，不论我们是否习惯，中国开始了一个“后伟人时代”。

　　接下来的几个月还是不平静的。
　　山东大旱，已迫使相当多的工厂停产，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人民币，432万人和99万头牲畜没有足够的饮用水，46万公顷农田无法耕种。

　　广东暴雨成灾，乃是500年来仅见，山洪倾泻，堤坝决口，大批房屋倒塌，105人丧生，数十人失踪，数万人无家可归。
　　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上，开创了反对票和弃权票的新纪录：
　　表决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赞成者为1839人，反对者515A，弃权者331人，另外有35人未按表决器。反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代表有675名，赞成者1621人，弃权者有390人，另有34人未按表决器。

　　北京西单商场车站发生炸弹爆炸案，凶手具有明显的报复社会的目的。

　　河南鲁山县煤矿爆炸，86人死亡、12人受伤。

　　深圳黄田机场空难，70人伤亡。

　　95岁的彭真逝世。

　　《中国引进报》发表了带有自由化倾向的文章，还擅自报道少数民族的骚乱，所以在1997年3月被撤销。

　　差不多同时，京城出现第四份“万言书”。

　　第四份“万言书”：“走资派”名单录在邓小平去世前后的日子里，有一批人始终在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报刊，每日静心研读，把他们认为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一一摘录，其作者之姓名和报刊之名称，也一律记录在案。此种环绕意识形态斗争的尺度寻章摘句、分类合并之方法，令人难免想到那个专门搜集整理走资派“反动言论”以“供批判用”的年代。这一次“寻章摘句”的成果，仍旧是一份材料，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虽未标明“供批判用”或者“反动言论”之类，但读者一望而知，作者是希望有一天拿来“供批判用”的。
　　这就是第四份“万言书”，其最后的完成，大约在1997年：月到2月间。
　　像第三份“万言书”一样，这一次作者仍然在开头引述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作为依据。

　　作者引述的邓小平的话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作者引述的江泽民的话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注意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以下为主要内容：
　　十二届四中全会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状况：
　　第一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1991年，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认真地组织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清理和批判．结合”制乱平暴”后的清查和清理，有效地抑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势头。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在发生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国际背景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

　　《历史的潮流》和《防左备忘录》公开出版，资产阶级自由化占领了新闻、出版、学术、教育、文艺等阵地。
　　第三阶段，从1995年开始，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讲政治·，和“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等几个界限”，内在地具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遏制力量，但因舆论宣传部门响应不力，故没有形成声势。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享有发表的自由。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虽然写上了“反对资产阶级囱由化也要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但由于缺乏具体措施和实际行动，因而也没有遏制住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

　　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部分主要言论：

　　一、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

　　二、要求抛弃和“消解”马克思主义。

　　三、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

　　四、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

　　五在文学艺术上，有人针对毛译东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伏出了三旬反动口号。

　　1、社会主义为文艺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2、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3、源于生活，低于生活。
　　六、主张重新培育一个资产阶级。
　　第四份“万言书”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名单。在这些所谓的“自由化分子”中，不乏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作家、法学家、理论家。他们的言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所以“万言书”作者指责《读书》《书摘）、（中华读书报）、《东方）、（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今日先锋）等媒体基本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把持；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等舆论机构让“自由化分子”露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各省党报党刊近几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基本上绝迹”。
　　“万言书”的作者还列举了发表过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报刊和单位：主要有《学术月刊）〈原道》〈经济学消息报》、《明报〉（香港）、《经济研究）、《当代经济研究》〈改革》〈当代学术信息）、〈中国工商〉〈江淮论坛）、《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国法学）、（中国研究调日本）〈经济研究资料）、《法学研究》〈北京文艺）、〈真理的追求》、《战略与管理》。

　　“万言书”的作者还点了一批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和倾向的书籍。

　　第四份“万言书”的最鲜明的特点是，作者通过“注释”的办法，直截了当地将他们认为“推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报刊，列举出来，也即中国人在“大批判”的年代中通常说的“点名”“万言书”认为，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锋头，越来越健。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已逐步占据了北京一批重要报刊，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在《人民日报》〈求是）这样的党报党刊上也已经绝迹。它的作者声明，列举这些所谓”党内改革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著作和言论，是要纠正当前各级党委没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现象。

　　与前几份“万言书”一样，“出口转内销”，海外全文刊登，国内大肆流传。
　　有耐心的读者只要分析一下，就可以得出一个尴尬的结论：在中国，除了几家刊物之外，主要报刊几乎都在搞“自由化”或者在容忍“自由化”。

　　道德复苏运动席卷全国在第四份”万言书”的作者看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报刊都不再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甚至还有不少舆论机构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把持。但是，在国外新闻媒体上撰写文章的一些人却认为，中国国内的舆论宣传不仅没有“自由化”，而是”向左转”，其最突出的证明是，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一场社会主义道德复苏运动。

　　在1996年和1997年相交的这个冬季，我们国家的确渡过了一个“精神文明的冬季”。

　　1996年10月召开的党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主要的议题不是经济，而是建设精神文明。但是，由全会通过井全文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经济建设仍然居有“中心“的位置。“决议”里面反反复复地申明。
　　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精神文明，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认定，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文明的敌人，而是文明的推动力。明眼人应当可以看得懂，强调经济的内容，是本次党中央关于精神文明的决议中的最突出的特征。·不过，尽管有了这些说明，在这个冬天里，主张“精神治国”以及“主义优先”之人，还是会自认为有了卷土重来的机会。

　　《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各省市地区学习贯彻这个“决议”

　　的消息，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武汉、三明、荆沙、张家港、烟台和石家庄。应该说，这在我们国家，是舆论宣传的既定程序，并不过分。
　　然而，公开的宣传方面似乎并没有拘泥于这些程序。在中央的决议颁发前后，报纸电台电视台还在弘扬着一场道德复苏的运动。有首都以及全国各地报纸发表一系列评比来阐明精神文明建世的重大价值：有北京举行会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江泽民总书记发表讲话、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有首都举行大型文艺晚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有《人民日报〉发表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全篇阐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有中央军委举行红军老战士座谈会；有江泽民等军队领导人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题词；有《人民日报〉发表的江泽民总书记的文章：《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对先进模范的宣传也开始第二轮高潮……

　　相形之下，广交会的开幕尽管也被舆论方面说成“隆重”，但却不闻更多的消息。”中国21世纪议程“第二次高级圆桌会议在北京召开，只有邹家华副总理的一句话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会议的主旨，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今后乃至下个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

　　也许，经济方面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股市的飘升和前任人大委员长万里论述农村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两本专辑出版。这让人们多少想到，经济毕竟是“中心”，而且是个最活跃的因素。而改革的推进正是社会文明的最重要的动力。

　　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待的新书《亚洲大趋势〉．在德国、英国、美国和中国相继出版。像他以往的许多著作一样，这本书在相当大的范围里引起了震动。书的主要部分，描述了亚洲发展的八千趋势，但在这一年的冬季，令中国人真正感兴趣的却是，这个典型的美国人对东方的价值观念倍加推崇，并且不掩饰其对西方利益至上面道德沦丧的现状的失望。

　　约翰·奈斯比特是由一个故事生发出他的这一番感想的：在震惊全球的汉城三丰百货公司崩塌事件中，20岁的韩国青年崔明松在瓦砾中埋了10天后获救，被全国奉为英雄。于是。许多企业便想以金钱来交换英雄的形象，用作广告一类商业之途。但韩国青年拒绝了。他说：“他们满脑子只是钱，而我不信奉这个。约翰·奈斯比特感叹，在西方某些犯罪、暴力和自然灾害中，也会闪现出英雄主义的行为，但那往往是受利益的驱动。“所以，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个问题：是否应以这种亚洲式的个人与家庭价值观来带动全球的道德复苏呢？“有意思的是，中国人现在开始叹惜自己的道德沦丧，也在设法“带动”自己的”道德复苏”。

　　9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的道德复苏运动，是由一些模范人物的被推出为契机的。先是孔繁森、然后是李国安、李素丽、徐虎，等等，总计有14个先进个人和10个先进集体。宣传模范的办法。乃是经由统一的部署，国内若干报纸电台电视台派出记者，组成庞大的采访团，在既定的时间里联合采访，又在既定的时间里同时发表，一个接着一个，接踵而至，并且伴有一连串的评论、文件、号召。
　　领导接见、报告会和座谈会。所以，在过去了的1996年里，各级宣传部门就成为最繁忙也最有成就的部门。

　　最新的模范人物徐虎，是上海市一家房管所的房修水电工。

　　《人民日报〉的评论说，“我们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徐虎。”中宣部和建设部召开会议，讨论“徐虎精神”。山西省要求各界人士推荐身边的“徐虎”，然后评出山西的“徐虎”来。上海由于自己是徐虎的所在地，所以分外自豪。，市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和全市人民，进一步学习徐虎同志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当地的报纸上紧接着宣布，已经出现一群“徐虎”。
　　徐虎其人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按照报纸上的报道、他的职业是“掏马桶、通管道”．连续21年，无怨无悔无私无畏地为老百姓做事。毫无疑问，政府的鼓励徐虎，乃是在鼓励一种精神，也即敬业、奉献和把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

　　依靠利害得失还是依靠道德观念来驱动人们的行为，这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一个区别。不过，赚够了钱的西方人现在有些崇尚东方的“价值观念”，就如同听厌了“道德”的中国人现在热衷于仿效西方的“利益机制”。现代经济理论已经摈弃了把道德、精神、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截然分开的传统，甚至越来越倾向干将其归结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认为，道德的激励和约束力量，只属于制度中“无形的”和”非正式”的部分。

　　就一种制度的有效性来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部分似乎都是不能缺少的。有时候，“无形的”和“非正式的”规则要比“有形的”和“正式的”规则更加有力量，比如我们已经有了“破产法”．可是大多数本应依法破产的企业却不能破产；又比如我们三令五申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终究不能遏制这种社会现象的愈演愈烈。

　　这便是因为有无数“非正式”的规则在起作用。但是，“正式的”制度却能够为人们提供确定的行为准则，减少随意性。所以，专家们倾向于认为，在更多的时候，中国必须依靠”正式的”的制度，制度越是正式，越是有正规的机构来监督奖惩，也就越是能够有效地约束或者激励人们的行为。

　　用这样的逻辑来衡量目前我们的”道德复苏”的努力，就不能简单地作出”是”或“否”的结论。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教导所有的人都做孔繁森或者徐虎，而是在于我们对非正式的制度太刻意，而对正式的制度太随意。试想，在法律都可以当作儿戏的情况下，道德的感召又能有多少力量呢？把话说回来，不论亚洲的大趋势有多少，中国改革目前最重要的趋势是一个，即“制度的创新”．或者叫作“制度的建设”，应当说。

　　这主要是指“正式的”和“有形的”制度，而不是指“非正式的”和“无形的”制度。
　　经济作为一种文明，决不仅仅只有物质的价值，它也包含着深深的精神方面的含义。所以，物质的文明和精神的文明是一面二、二而一的事。说到底，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我们才说，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受到任何事情的干扰。倘若我们不能够透彻地理解这件事，就有可能让潜伏着的“左”的思潮酿成大气候。
　　口诛笔伐厉有为伴随着第四份“万言书”的出现，1997年早春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对深圳市委书记厉有力的批判。这一次，批判的矛头不是特区“该不该继续’特”这样的问题，而是针对厉有力在中共中央党校写的一篇文章。

　　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对一个领导干部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其方法仍然采取了以往发布“万言书”的办法，写成书面的材料，并且附加厉有力的文章作为“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打印成册。广为散发。

　　这份材料中批判厉有力的一段话，全文如下：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力在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
　　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18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屈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

　　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厉有力的报告，是一份及时而难道（得）的反面教材。它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同七十多年前列宁批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袖之一奥托·鲍威尔时所说：“鲍威尔的书是共产主义教科书有益而独特的补充物。如果要‘测验’是否领会了共产主义。
　　出下面这样的试题是最好不过的：试分析奥托·鲍威尔书中的任何一节或任何一个论点，指出其中的孟什维克主义，指出他背叛社会主义以及与克伦斯基、谢德曼等等同流合污的思想根源。要是你解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你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最好不要加入共产党。”

　　可以说，对这份报告的态度，是当前改革的关键时刻，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清醒地认识到真假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金石。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起来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作坚决的斗争。
　　文字虽简短，但却极为严厉和不留余地。作者的文笔老辣，读过马列的经典，深悟政治批判之诀窍，并且满怀着致人于政治死地的义愤。令人想到“文革年代”的口诛笔伐。
　　然而还有更加严厉的事。
　　1997年2月10日，某研究会的通讯刊登了进一步批判厉有力的材料：〈厉有力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力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

　　由这个题目可知，这一回，已经不是一个人的辣笔，而是一大批很有地位的学者的声音。

　　此次行动时为1997年1月8日。据组织者说，大约20多位教授、专家和学者参加了这个会议。他们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通讯〉说，厉有力的文章“包含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极有害的政治主张”，“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震惊人“丈中提出的问题重大，事关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要不要坚持，事关我们党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加之这些话出自他这样的领导干部之口，并在筹备党的十五大期间散布，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蕴，绝不能等闲视之。”
　　但是，《通讯〉并没有列举这些“教授、专家和学者”或者“有识之上”的姓名，全文所叙述的对于厉有力的批判，均用“首都理论界人士”或者“与会专家学者指出”。批判的要点集中于四个问题。
　　摘录如下：
　　第一，厉文说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我们搞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则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也是为他主张要毁掉我国的全民所有制，搞私有化，编造理论根据。
　　第二，厉文抹煞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经济基础上的本质区别，宣扬“趋同论”．以为其在我国推行私有化的主张；制造舆论准备。

　　第三，厉文提出的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私人股份化的方案，是一个道地的私有化方案。就是要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通过搞非国有化，化公为私，去培植和养肥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第四，厉文公开要求改变我们党的性质。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明显带有纲领性和鼓动性。所代表的是那些己拥有私产和企图拥有大量私产与私人股权的一些人。
　　“大批判”进行到这个人候，《通讯》终于说出了最关键的话：
　　与会的专家学者建议并要求反映：像厉有力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之重要的领导职务。
　　由于有了这样一些“批判”和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建议”我们就有可能做出一个大致的估计。本次行动的组织者选择厉有力力攻击的对象、似乎有看相当慎密的策略上的考虑：其一、厉有力其人官职不小不大；其二，厉有力所领导的深圳在90年代已经远不如在80年代那样走红；其三，厉有力提出的“所有制理论“在今天中国的改革理论中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且有破绽可寻；其四，攻击一人而对大多数人施加影响；其五，就算还不能在理论上影响党中央的决策，也可以在十五大的组织安排上给党中央施加压力。

　　现在来看厉有力的遭到严厉批判的文章到底说了些什么。

　　厉有力的文章的题目是，《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顾名恩义，他是在集中谈论所有制的问题。按照他在7个月后的解释，他写作此文的总的看法是，所有制问题还在束缚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所有制模式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对不上号”。所以，他就从深圳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厉有力说，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摘要如下。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不妥，还是我们目前尚未达到他们预言的条件？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的社会主人叫作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一一一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初级阶段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为的去改变生产关系——财产占有方式，实行全民所有制式的公有制，就类似于拔苗助长，违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

　　显然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还离我们很远。
　　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从1979年到1991年我国造成无效的投资高达6800亿元，新建大中型企业有三分之一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去年国有企业亏损461亿元，比1990年增加182亿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不情愿的对比，足以使我们猛醒。而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和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把经济工作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可是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国有企业效益越来越差，亏损越来越多．总是转不过来呢？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二、什么所有制最先进？我们以往的传统的看法是越“公”越先进。还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认为公有与私有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的关系。实践已经证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存、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一面。
　　什么所有制最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什么所有制就最先进。
　　三、从生产资料占有上怎么样来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我们设想，在我国显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有没有可能是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占有形式。

　　全民所有制的占有形式对我们日前的历史阶段来说是理论上的，理想化的，不是实际的占有形式。如果对全民企业的职工来说，他们对国有资产是体现占有的话，那么对全民企业职工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没体现占有，他们和国有资产的利益关联度极低。他们的所有权是没有任何财产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的空洞的、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所有权。我们所说的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是指确确实实、实实在在的占有，这种所有权是既有财产处置权又有收益分配权的实际占有。

　　四、除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以外．有没有第三种所有制形式？从有国家开始，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公有制经济是各种国家都有的一般所有制形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公有制所占比例多少，而在于要多数人实际上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多数人实际享受到所创造的多数剩余价值。

　　有第三种所有制存在形式。它介乎于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既有私有制属性，同时又具有公有制的性质。它的特征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是若干私人资产的集合；组成不可能分割的集体资产，但是并没有剥夺私人资产的所有权，只是使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它为全体资产所有者谋利益，因而它具有公有制的性质和社会的属性。我们可以称这种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
　　五、什么是“私有化”？什么下是“私有化”？90年代初批判“私有化”之空气甚浓。有的写文章批判道，股份化是私有化的潜行。但是，当他们大批“私有化”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说清楚什么是“私有化”，什么不是“私有化”

　　的问题。

　　我的理解，把国有企业无偿地或者以有价证券形式分配给职工和居民个人的行为可以称为私有化。在我国国情的情况下，“私有化”的路于是走不通的。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弄明白什么不是“私有化”。
　　首先，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
　　其次，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私有化。

　　再次，国有资产的产权经过市场流通和交易，有买有卖。

　　不是私有化。

　　六、在我国私有经济是谁的经济基础？．有人回答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我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1，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严格受到我国制度和法制的制约。
　　第2，是补充公有制的不足。

　　第3．是我国经济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4．解决了一大批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

　　第5．是通过诚实的劳动和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起到示范作用先富带后富。

　　第6．多交税，多创汇。

　　有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认识，就是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出发，认为所有制关系要反过来适应社会政治制度，从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的观念出发，认为私有经济发展了．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其结论就是多一分私有经济，就多一分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是极其有害的。

　　七、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哪些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八、革命成功后的无产阶级是不是永远是无产阶级？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使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后代成为有产的劳动阶级，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的大平台．社会上最富有的剥削阶级和最贫穷的无产阶级两头是极少数。这样我们共产党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基本上实现了。

　　我们党的纲领和章程要与新的理论和目标任务相一致。

　　对那些不相适应的地方要在适当时机作出适当的修改。
　　九、上层建筑怎么样适应这种经济基础、适应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很明显。这样的文章不仅阐述了与“万言书”完全不同的观点。

　　而且还直接地批驳了“万言书”的基本论点。而这样一篇文章居然出自这样一个领导干部，出自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班上，出自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后的新认识。对于写作“万言书”的那些人来说，这样的局面之不能容忍，是很自然的。
　　对于厉有力这样故干部展开如此严厉的批判，显然牵涉着全局的走势，于是。事情闹到中南海。一位中央领导说，厉有力是在党校内部的讨论会上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如果这样的发言也要批判，那么今后谁还敢说话？这话直到1997年秋季，还只是在私下流传。没有人能够证实。然而有一个事实已经不容怀疑：对于厉有力的“大批判”，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便出现了“流产”的征兆，因为我们从未看到这一场“口诛笔伐”的续篇。到了这一年的9月11日，也即十五大召开的前一天，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厉有力已经渡过这一次危机。这一天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对厉有力的专访。
　　专访刊登在《十五大代表访谈系列〉栏题下面，令入一望而知厉有力不仅还是深圳市委书记，而且已经成为中共十五大的代表。

　　这是厉有力自年初以来第一次公开回答对他的“批判”。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事情的关键更在于，如若不是对这时中国的政治局面具有透彻的理解，乃至自信掌握了其中最微妙也最有利的时机，北京的报纸断不敢给厉有力提供“反击”的机会。

　　中国经济时报社记者是在9月3日专程飞赴深圳采访厉有力的。

　　、厉有力说，深圳17年来的发展速度“在国际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34．3％，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53．7％，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50％。这些话看上去仍然是两年前反驳胡鞍钢时说的那些话，但是，紧接着厉有力就开始对付“万言书”了。他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深圳历经10多年探索，“迈入了制度创新和整体搞活的新阶段”。从1992年到1996年，乃是“万言书”指责国有企业被严重削弱的五年，现在，厉有力便以这几年为例，来证明他是国有财产的真正维护者。他说，深圳的国有企业总资产从508亿元增至1329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7．2％。

　　1996年深训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占全国的1．38％，实现利润占全国的6．23％，五项经济效益的指标居全国首位，包括总资产报酬率。
　　净资产利润率、资本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和获利倍数。
　　然后，厉有力便开始为他那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辩护。他不认为这篇文章是“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只说这是他在党校学习期间的一篇“思考”。这样的“思考”他一共写了四篇，这篇文章只是其中之一，也是他的“毕业论文”。之所以叫做“毕业论文”，是因为这是他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后，以深圳的实践为基础，“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但是”，厉有力说，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毕业论文会引起那么多的非议”。
　　《中国经济时报〉的这次专访，甚至为厉有力提供了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而厉有力在陈述了他对于所有制问题的看法之后，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他说：“现在看，那篇毕业论文基本符合江总书记‘五·二九’讲话精神。
　　迄9月3日为止，除了厉有力本人，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说厉有力的观点是同党中央的理论或者同江泽民的讲话相一致的。不过，又过了几天，在中共十五大闭幕的那一夭，所有的人都发现，厉有力并没有像批判他的那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像在党的十四大上一样，厉有力在十五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有人说，预言“极左回潮”是诅咒党中央由1995年初开始，到1997年初，一连串“万言书”的作者正在明显地加快行动的节奏，直到与批判厉有力融合为一股潮流，仍然不肯罢手。其理由，也许是他们已经知道邓小平病危的消息，也许是出于一种天赋的机敏，断定1997年将是他们影响中国政治方向的最关键的一年。
　　京城里面，稍有政治嗅觉的人都在猜测这些人是谁，但却没有人真正去追究这些人的名录。人们只是从他们的言论约略知道。
　　这些人大都熟读马列经典著作，远离实际改革进程，坚定地拒绝西方意识的影响，但却有意无意地带着“文革十年”之遗风。他们拥有自己的刊物，人数虽少，但却很有能量，其基本的战术是“挟马恩以令诸侯”。
　　由1997春季的情势来看，对厉有力的批判，似乎只是一系列行动中的一环。因为，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蹊跷的事情连续不断。

　　“大批判”似有升级的迹象，其明显的征兆是，不再采用私下散发之方式，而是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其批判阵地是《中流》杂志。

　　这轮“大批判”的特点：

　　一、选择的批判对象具有相当大的知名度，但全都不牵涉全局。

　　二、批判人力集中于一些具体事实和论点，不再泛泛而论。。

　　三、不再将争论拘泥于学术或者理论的范围，而是着眼于政治，上纲上线。

　　四、着力引起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他们的批判对象的不满。

　　至少三个人成为新的批判对象。他们是，前文化部长王蒙、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任副院长刘吉和作家张贤亮。

　　“大批判”之一：王蒙是一个“党内持不同政见者”。

　　《中流》杂志在1997年第一期上发表了龚一舟的文章《王蒙其人其事》。作者开门见山地质问：“王蒙，到底是怎样一种人？”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的结论是，这是一个“党内的不同政见者”。所以“我们和王蒙的分歧，决不是无关宏旨的意见分歧，更不是什么派性或意气之争”．只是“照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去衡量一个党员”。

　　看得出来，龚一舟为了系统地揭批王蒙，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能够列举不少事实，其中许多已经过去多年。龚认为，王蒙是在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猖撅的年代中崛起的。他在“被中央文件严厉批评的作协‘四大’会议上，同刘宾雁一起扮演十分活跃的重要角色，双双被选为作协副主席。那次会议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次集中表演”。这些年来，王蒙从来不提“坚持口项基本原则”．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作者说，“在1989年反革命暴乱中，王蒙和当时作协的主要领导人采取了公开支持暴乱的错误立场”。“暴乱平息后，作为当时的中央委员和作协的主要领导成员，他‘称病’拒绝慰问戒严部队，拒绝出席党中央紧急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全会”。
　　接着，龚一舟便暗示王蒙同国外的反动势力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据报道，近些年来，向王蒙发出个人邀请的就有美国、英国。
　　德国、新加坡、日本，以及香港和台湾。这些邀请者，有怎样的政治背景？”
　　在揭发了这些政治上的严重问题之后，龚一舟开始批判王蒙的“反动言论”。
　　龚一舟写道：王蒙说，“20世纪的一大遗产正是理想主义的碰壁”。所谓“理想主义的碰壁”‘指的就是贯穿整个20世纪，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灭和失败”。王蒙说的“旧的价值体系的失败”，“难道不正是指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一不怕昔、二不怕死’，这些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价值体系的‘失败’吗？王蒙用“多元主义”“多元互补”、“躲避崇高”、“拒绝壮烈”，来取代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还居然说什么，提倡学习革命先烈‘一下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专门要大家活不成’，是‘凶猛而又欺世的大言…。江泽民总书记反复提出“讲政治”，可是王蒙“居然把’讲政治’和‘左’联系起来，说什么‘左的特征就是把一切都政治化…。还极力鼓吹文艺脱离政治，大力倡导文艺的“边缘化”，和反映”主旋律”的要求背道而驰。

　　王蒙这个人甚至还到台湾去访问，在那里说了“政府应多管一些劫机，少管一点作家”这句话。

　　龚一舟质问王蒙：“身处共产党内，却不说党的话，不办党的事，不信党的理论、理想、目标和宗旨，这又是为什么？”
　　最后，龚一舟再一次将王蒙和刘宾雁相提并论，说这两个人“心心相印”，“风云一时”，“八九风波”之后，王蒙从部长位置上去职，并非根本上改变“侧身于庙堂”的地位，刘宾雁却投身于西方的怀抱。“比起王蒙，刘宾雁只能哀叹‘望尘莫及，了！刘宾雁办不到的，王蒙却’得心应手’、轻而易举地办到了！”

　　这就等于说，在中国的这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比在美国的那一个“持卞同政见者”刘宾雁还要坏。很显然，这样的结论著能成立，则前文化部长王蒙一定是罪不容赦。
　　王蒙承受了一场无法答辩的判决。据传，王蒙在私下说，要上法庭告这些诬陷者。

　　“大批判”之二：《与总书记谈心》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
　　在揭发批判了王蒙之后，《中流》杂志在1997年第二期再接再励。这一回，是一篇题为《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的文章，作者名叫冯宝兴。

　　《与总书记谈心》这本书由多位作者联合撰写。它在1996年出版以后，影响很快超过读书界而扩展到更大的领域。平心而论，这本书的成功，不是因为它的内容有特别的过人之处，而是因为作者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名称，令人一眼望去以为作者真的同江泽民总书记有过一番面对面的椎心置腹的“谈心”。实则作者只是在凭籍江泽民总书记的一些讲话来阐明自己对于目前中国改革问题的观点。而这本书真正价值是在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交替关键时刻。以其发行几十万册的成绩，使江泽民的《论十二大关系》更为人知。

　　批判者以一贯的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只顾其一不顾其二的手法。对这本书的内容无限上纲。他写道：“此书第十二章，第八章有严重错误，集中表现在作者提出了一个不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必要条件的‘新社会主义观’。”
　　冯室兴的最严厉的指责，是认定”这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其所开列的匝据是，《与总书记谈心》篡改了党的基本路线。他写道，经过这本书的解释，“改革开放从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变成了‘中心’，而另一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被作者取消了。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并非作者的疏忽，而是作者所持的理论观点的必然表现”。冯宝兴举例说，这本书解释，江泽民同志说的“一定要讲政治”有三大要义：第一，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实质；第二，全党服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要讲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总书记所说的‘讲政治’的精髓在于划清几个界限（即六中全会决议中引用的五十界限）。这些界限在作者所说的’要义’中消失了。而划清这几个界限正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取消了邓小平理论中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根本的政治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以及思想文化体系的建设必然走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去”。
　　上述引丈所表明的批判者的逻辑已有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与总书记谈心》所表述的“讲政治”已是“很正统”“很主流”了，而冯宝兴等人却从中嗅出了“自由化”的味道，这种引申和推论只在“文革”这个疯狂的年代里出现过。
　　还有另外一些指责，也相当严厉。冯宝兴说，《与总书记谈心》主张的“新社会主义观”“删去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述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重要观点”，“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走到一起去了”：这本书主张包容整合西方思想文化，“必然导致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灭亡”；按照这本书对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反对和抵制个人主义就成了红白不分的错误”；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论证为超阶级的抽象的人类共同理想，“是本书作者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全部论点的归宿”；这本书还割裂、曲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完整论述，“按照作者所说的股份制等于私有制的否定、等于公有制的逻辑来看，跨国公司就是公有制超国界发展的新阶段”。
　　冯宝兴最后将他的对于书的批判转为对于人的批判。但是他放过了那些作者，而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作序的人。他说：“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同志作‘序’。笔者不理解，对这样一部包含有与党的一贯主张相对立、与六中全会的决议相对立、与总书记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张相对立的观点的书，为什么会受到这位领导同志如此之高的赞扬。”

　　口气委婉，但锋芒毕露，因为冯宝兴似乎是在暗示：这个作序的人有可能是这一”与中央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的幕后策划者。
　　《与总书记谈心》引起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这些年轻的作者出于顾全大局，没有作出人们期待的答复，但他们在继续做着建设性的工作，其中一些人在1997年出版了引起广泛关注的《关键时刻》一书。
　　“大批判”之三：张贤亮诅咒党中央。

　　1997年第2期《中流》杂志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是针对作家张贤亮的。文章题目是《（无法苏醒）的“真谛”是什么？》。作者署名刘贻清。
　　刘贻清拿出来批判的《无法苏醒》，是张贤亮在几年以前写的一篇小说，发表在1995年第5期《中国作家》上。编者在一篇导读中说这篇小说“艺术上的荒诞却表现了现实的真谛”。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赵鹫，也许作者是在使用“照旧”的谐音，来影射社会中还有一种复；日的思潮。：

　　赵鹫这个人不断地给大家制造“意外”。他曾经是“右派”，并巨为此坐了10年监狱，后来却又奇迹般地成了数项专利的拥有者和一个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就在人们对他刮目相看的时候，他突然不明不白地重新入狱，而所有的领导干部甚至包括公安局长本人，都不知道是谁把赵鹫关进了大狱。于是大家决定赶快放人，公安局长还亲临监狱迎接赵鹫出狱。这时，大家又意外地发现原来是赵鹫自己自愿重新人狱的，因为他要补足过去自己还未眼满的8年徒刑。看来赵鹫的精神有些问题。不过，就在他刚刚要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外面出现一片混乱：标语如海。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把赵鹫揪出来”等等革命口号。20多年以前的情景顿时浮现在赵鹫眼前。”完了，文革又来了”，赵鹫想。然后他就昏倒了，从此无法苏醒。

　　小说的确是一个荒诞的故事。问题在于，张贤亮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刘贻清认为，小说的作者是在发出一个政治预言，那就是“极左回潮”不可避免，定将取代蓬勃发展的改革开放。“在张贤亮眼里，‘极左’包含着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极左’。”“张贤亮妄盲改革开放已然倒转，’极左’的东西也已回潮。说穿了，这矛头主要就是对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或者诅咒以
　　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能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或者诬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搞“极左’，要否定改革开放路线。除此二者，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最后刘贻清作诗曰：

　　“基本路线在，光焰万丈长。不知张氏愚，哪用故谤伤？毗蟀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新左派”说，把“丈革的合理因素”制度化南街村是一个迷。
　　直到90年代，这里还在唱毛主席的颂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还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为人民服务》．还在实行“一大二公”的制度。

　　它在河南省临颖县，3000余人口，1平方公里土地。没有任何资源，1996年总产值8亿元。
　　南街村的治村方略，按照他们的说法，像一枚铜钱，“外圆内方”。

　　“外圆”，就是外部圆滑地和市场经济接轨。

　　“内方”，就是内部与本村民意接轨，规规矩矩。

　　南街村经济10年增长110多倍。发展的秘密看来在于他们能够面对市场，市场要什么工厂就生产什么，并且还从毛主席的游击战术的启示里找到了市场制胜的法宝，也有十六字：你无我有。

　　你有我优，你优我廉，你廉我转。

　　不过，这里还在“吃大锅饭”。党员干部全部义务劳动，从老百姓手里集资也不分红。村庄里面一草一木都姓”公”。所有村民均能享受14项免费的福利，诸如水、电、医疗、年货、上学、入托，等等。
　　村里还有文工团，演的是革命戏。
　　这一罕有的案例经过新闻记者的发掘，在全国广泛传播，时在1995年。报刊的热衷此道，也许是出于猎奇，也许是为了媚俗，也许是有些怀旧，也许还包含着要在已经瓦解的旧体制和正在建立的新体制之间寻找某些可以贯通的要点，也许所有这些因素全都有一些，但我们可以肯定他说，在这时候，新闻记者们并没有想要在这中间开辟出“回归文革”的道路。

　　所以，南街村这个“谜”，在热闹了一阵之后便过去了。即使在最热闹的时候，也没有人去努力揭开它的秘密。
　　不料，两年后，有一些人似乎在南街村发现了“新大陆”。他们对于这种由道德观念推动的集体致富如痴如醉，甚至在这里面看到了，“挽救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出路”。有如“薪茅”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所说，“有一个一心为公的带头人，有一批具有一定集体主义觉悟的农民，在当年分田风盛行时他们或硬挺住了，或先分后又集中，或明分暗不分”。薪茅的文章依此类推，又说：“像孔繁森。
　　李国安、徐虎这样的好干部、好工人，他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已经在一部分先进者中间生根的象征。正是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支撑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自觉不自觉地抵制着个人主义的侵蚀，削弱着形形色色的西化论的影响，使对社会主义不利的那些言论和事情不得不有所收敛或带上种种假面具，从而有力地阻滞着私有化的进程。”

　　从90年代中期以来，诸如此类的议论渐渐多起来，成为“左”

　　的思潮中的一个分支，其主旨也是对我们国家既定的改革方向提出质疑，但在论述的要点和风格方面却又有着独特的地方。所以，京城的人们在私下里称之为“新左派”。

　　“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不是藏在暗处，他们敢于以真名发表文章，理直气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其文章，不像过去那样，总是马克思如何说，也不是一般地强调姓，‘社”姓“资”或者姓“公”姓“私”。
　　这些人多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中不少曾经留学西方。
　　接受了西方理论的系统教育，现在也还身怀绿卡留居西方，所以特别善于从西方的经典当中引经据典。他们总是先论经济，后论文化，再后论文明。他们并不真正相信马克思的理论，他们所凭借的恰是在西方学到的东西。“新左派”年龄较小．其中很多人在“文革”中间只不过为襁褓中人，对那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全无切肤之痛，所以也就无所顾忌地要在“文革”或者“文革“之前的岁月中寻找“合理因素”，并且想要发扬光大。以往的左派想要恢复经他们解释过的马克思，”新左派”则要恢复经他们解释过的毛泽东。这方面的最突出的例证，是将自己的文章署名“薪茅”。很显然，“薪茅”是”新毛”的谐音。
　　“新左派”其实也可以说是“新民族主义”或者“新国家主义”。
　　一个学者在《战略研究与管理》上发表文章，力驳西方文明可以救世界的理论。这种说法显然很有道理，但他在1997年4月在《北京青年报》上继续发表文章《为万世开太平》．主张拿中国的文化来拯救世界，则又令入党得可疑。他说，“中国不能以别人的规则为规则，因为按照西方的规则中国即使玩赢了也没有意义”。所以，中国在现代化之后必须超越西方式的现代化，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有一个伟大的文化复兴，“这种文化复兴不仅是一族一种的光荣，而是关乎到全人类的未来”。这样一种口气和论述问题的方式，令人想到“文革”之后以玩世不恭之立场处世待人的“现代”青年，也令人想到“文革“时代我们曾经满怀“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劳苦大众”的豪情。这种”东风压倒西风”的思潮尚未形成中国的主流，但是，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所阐述的对西方说“不”的理论，显然从“新左派”的理论当中摄取了不少的东西。

　　自然，”新左派·’最关注的领域，是经济，而不是文化。

　　在经济的领域中，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是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和“薪茅”

　　的《改革与经济人》。

　　崔之元，1963年出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助理教授。此人生长于中国而受教于美国，其学术的指向，自然也就扬其所长将中国的事情和美国的事情融会贯通。

　　崔之元的代表文章是《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发表在国内出版的《读书》杂志上。顾名思义，文章正是他的中美合窒的结晶。
　　他认为，现在经济领域当中所掀起的肚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正是30多年前毛泽东提倡的〈鞍钢宪法〉的精神。〈鞍钢宪法》之精髓——“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用今天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团队合作”。

　　换句话说，日本、瑞典、美国等等发达国家正在他们的工厂里面纷纷实行的“团队合作”，其实不过是我们几十年前搞过的《鞍钢宪法）。而我们今天却已经不再提及《鞍钢宪法〉，原因是“大跃进”和“丈革”中的混乱使得贯彻《鞍钢宪法》与原本的意愿大有出入。崔之元的意思是，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比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还要高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已经解决了西方现代经济学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他进而提出了“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的主张。这是“文革”结束以来第一次有人公开用这种方式来谈论“文革”，其与以往我们的“彻底否定‘丈革…的主张，明显不同。崔之元引用尼采的话。‘记忆能把一个民族杀死”，以此来嘲讽那些对“文革”的“伤痕”
　　念念不忘的人。他说，现在我们不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应该看到‘文革’群众运动中也包含了一些合理因素”。而他所说的那个年代的“婴儿”或者“合理因素”就是群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
　　崔之元也提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但是他的理论武器却是来自西方的思想库。事实上他还批评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主张的集权式的工厂管理。他所阐述的理论似乎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西方式民主的奇怪混合物。他说，我们今天就是要使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即群众民主参与制度化。
　　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薪茅的文章《改革与经济人》发表在境外的刊物上，时在1996年，洋洋万余言。就其系统化和尖锐的程度，以及对中国既定之改革道路的批判来说，比之四份·‘万言书”犹有过之。不过，薪茅所依据的理论不是马克恩和恩格斯，而是西方的经济学。

　　薪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猫论”“摸论”“说不清论”不腔而走，“三个有利于”成了人们瓜分国有资产的挡箭牌。在蓬勃发展的非国有经济中，一个中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为之服务的舆论呼之欲出，从文艺界、哲学界：文化界、经济学界，都在“冒出阴风”。
　　“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暗流”。薪茅作出结论：“中国全面私有化的准备比演变前的苏东更加充分。”所以他迫切地希望找到一种真正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

　　薪茅进一步分析说，迄今为止的改革全部是“以经济人为导向”的，也就是要解决利益机制的问题，即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增进共同利益。这个理论同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阐述惊人地相似。
　　尽管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成为以后大多数经济学流派的前提，但是，薪茅否定这种理论，他甚至否定80年代那场对“大锅饭”的批判，也否定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他认为：我国工业在主要技术经济方面的历史最高水平，相当大部分是在“大锅饭”和“计划经济”的50年代、60年代创造的。

　　薪茅几乎对中国每一改革的行动都不同意。他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只知道为自己的收成劳动”．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和封建地主对农民来说都是一样的”。工商企业的”‘承包制”，使得“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集体观念遭到根本性打击”。商品经济的本质和社会主义方向相去甚远，因为公有制是以集体主义为推动力，而商品经济却“在实践中设计和培养出来越来越多的利益主体”。改革所大力倡导的合资、拍卖、股份制，正在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而这正是国有企业每况愈下的原因。
　　有鉴于此，薪茅认为，改革的出路不是向前走，而是回到过去的年代，即让工人和干部以主人翁姿态而下是以经济人姿态参加生产劳动和管理。“这样的经济将具有任何形式的私有制所不能比拟的效率，能使效率和公平不再成为j对矛盾，正如我国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所初步展示的那样。”

　　至于以”经济人”为导向的改革，薪茅认为，这无疑“强化了个人主义价值观”，也造成了从企业到地方每一个利益主体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还是经济犯罪如此猖撅之祸根，而且，它还“必然呼唤私有制”。
　　薪茅最后深深地怀念了毛泽东时代，并且发出异常尖锐的“警世之言”。
　　他说：“在苏联东欧变修的年代里，毛泽东同志和经济人倾向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带出了一个共产主义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远强千苏东的党，卓有成效地提高了人民克己奉公意识。”今天，“扭转改革的经济人导向是挽救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出路”．“任何对中间道路的幻想都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丧失最后生存的机会”。

　　“新左派”的理论自有其独特的角度，但是，他们对于“文革”以及旧体制的称赞，仍然令国内几乎所有的人不以为然。如此忘情地赞颂过去的时代，在许多人看来，也包含着贬低邓小平时代、否定改革开放的明显倾向。
　　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1992年2月，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说，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说，会大多，文章太长，不行。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1997年2月，当邓小平去世以后，江泽民总书记说，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牢牢地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子这个中心。

　　平心而论，1997年中国思想领域的形势，很有些像1978年。

　　那一次，持有“左”的理论的人，大部不是身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
　　不能体会经济的濒临崩溃，更不去透彻地了解人民公社的破败以及农民的艰辛，只一味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以为只要令中国的现状适应毛泽东的理论，便可以万事大吉。这一次，“万言书”的作者们和一些持有“左”的理论的人，仍然不是身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因此仍然不能体会经济建设中无数的难题，不会了解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正在给人民的财产带来怎样的损失。只一味拿着马克思的“本本”作标准来对改革的实践说长论短。从“主义”

　　出发，或者可能连“主义”的问题还不能准确说明，只能说是从“条条”出发，无时不在告诫别人“应该怎样做”，却不问实际的情形究竟怎样，以及究竟“能够怎样做”。
　　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谈，有一句话便可以概括这种情况，叫做：“争论的不干事”。

　　“左”的思潮在邓小平去世前后拉开一派批评改革进程的势头，并且凭借着种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但在改革第一线的人们却有一个最简单也有效的武器，这就是实践。

　　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年代里，人们手里的思想武器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次思想解放直到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年代里，人们手里的武器是“三个有利于”、“不争论，干实事”。
　　“我们没有时间争论”，上海市的一位领导这样说，“每天要做的事情大多了。

　　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谈，也有一句话可以概括这种情况，叫做：“干事的不争论”。
　　“争论的”接二连三发起争论的时候，“干事的”一如既往地干事。
　　到1997年初，也即邓小平去世的这个月里，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较之1995年初“万言书”出现的时候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仅仅个体工业，在全部工业中已经占有大约16％的份额。个体商业则更多，占有大约30％的份额。

　　1992年，全国有2699万人在个体私营企业中，大约占从业人员总数的4％，到1997年初，我们国家每100个就业者中，已有大约9人在个体私营企业中从业。在这段时间里，城镇里面的新的就业者，每10人中有1人是进入个体私营企业，其作用的增长是无声无息的，只有一些调查材料可以让人们投以惊讶的目光。这些调查当中有一份来自河北省，结果是，这个省里，90％以上的商业零售饮食服务业网点属于个体或者私营，城里居民每天饭桌上的饮食，有70％来自个体私营的营销。

　　当然还不能说个体私营已经掌握了“国计”．但若说个体私营已经掌握“民生”，却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然而最重要的变化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者叫做“四不像”的经济组织形式的迅速蔓延。

　　在浙江省温州市，80年代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要部分的经济，到90年代中期，已经是股份合作制的天下。其非国有的工商企业的税收，已经占政府全部税收80％以上。不仅如此，在这里。

　　股份制这种形式还在更大的领域拓展。道路、桥梁、学校、水电，等等，大部是官民并举，公私混合兴建起来的。

　　在福建省泉州市，被当地人叫做“混合经济”那一部分企业，已经占全市企业的90％，其缴纳之税金，在政府的财政收入占了85％以上。全市37家国有工业企业全部同外资合资，此后3年，综合经济效益指标一跃而上，无一亏损。泉州市长何立峰说，“非公有”和“公有”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非公有经济成分可以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他所说的这些话，正是深圳市委书记厉有力所阐述过的遭到批判的论点。而现在，却能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成为“解放思想”的新认识广为传扬。

　　温州和泉州，都是民营经济最先崛起的地方，尽管如此，发生这样的变化依然令人有“换了人间”的感慨。不过，更大的意外发生在那些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曾经占有统治地位的地方。
　　山东省诸城市，自从1995年出了一个“陈卖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便迅速加快，两年当中，诸城工业经济的所有制，已经完全是多样化之天下。其工业的严重亏损局面，也就从此成为过去。
　　安徽省风阳县，如前所述，它在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年代里，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但在80年代后期的几年中，凤阳不断发出苦无出路的感叹：那时的工厂不是亏损，就是干脆关门。财政入不敷出，县长吴庭美最头痛的事情是不能痛痛快快地给机关于部发工资。“那是一个痛苦的年代”．他说，“老干部见了我便骂，连工资都发不出，还不如‘文革’。“第一次思想解放带来的喜悦，似乎消失殆尽。从1995年开始，凤阳不再用“公”与“私”来约束自己。数百家一直挂着“集体”招牌的私营企业，在这一年全部摘掉了”红帽子”。

　　第二年，也即1996年，数百家集体企业，全部实行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第三年，也即1997年，企业改制的行动推进到国有企业。
　　已经做了县委书记的吴庭美说，过去我们敢”包”．打破了农村里的“一大二公”，现在我们敢“卖”，打破城镇里的“一大二公”显然。

　　凤阳现在已经不再有意识形态的“左”与“右”的阻力，但是吴庭美说，他面临着另外一种阻力，这就是“利益的冲突”。比如县里最大的国有水泥厂，投资数千万元建起来，多年以来只是在积累亏损，从来没有向国家交过税。现在要拍卖，但工厂里数十名国家干部全都不能同意，他们问，工厂卖了他们吃什么？他们的干部级别还算不算？尽管有这些事，但是在凤阳，人人都说，改革的道路已经再一次开通，思想解放也不会一劳永逸。一位副县长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凤阳今后不再搞单一公有制的企业。：
　　在四川省，3700多家国有小企业的产权已经不再属于国有。
　　它们被民间资金购买后变成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的企业。省长宋室瑞说，尽管这种做法在中国没有先例，但四川总共近5000家国有小企业可能在1997年内全部完成产权制度改革。

　　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和常州三十市，亦称“苏南”，是经济最为发达的所在。这里在80年代曾经创造了影响全国的业绩。“以集体经济为主体”是他们最引以自豪的方针。“苏南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就同“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交相辉映。
　　现在，苏南也在反省自己。相当普遍的看法是“集体企业体制存在着潜在的危机”，不然，就不会出现效益不高和“穷庙富方丈”的现象，苏南乡村两级集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就不会达到63％，更不会出现经济增长赶不上亏损增长的局面。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说，苏南的很多企业已经染上国有经济的毛病，所以也有一个继续改革的问题。而苏南“继续改革”的最为突出的例证是宜兴。在过去的两年中，宜兴将90％以上的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止业。
　　1997年5月6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皓若、洪虎和王东，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许多省市有50％以上的国有小企业进行了改革。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出现使许多改制后的企业普遍提高了经济效益。还说，“国有企业的突破性进展是股份制改革试点蓬勃发展。到1996年底，全国以国有企业为主改建或新建的股份有限公司9200家，股本金6000亿元，共向社会筹集资金1500亿元。上市公司530家，其中373家国家控股，集体企业控股83家，国家集体控股的占总数的85％。

　　于是，有记者问，推行股份制改革是否意味着缓慢地实行私有制？副主任们的回答是：“股份制改革与实行私有制没有任何关系。
　　大约3个月后，《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凤阳“过去敢‘包’．现在敢‘卖’，胆量来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一天后，新华社发布了国家体改委一个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的指导意见，其中说道，“尊重群众的实践，尊重群众的意愿，尊重群众的选择”，还鼓动大家“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在四面八方风起云涌的企业转制潮流中，大多数地区自行其是，转制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包括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

　　以及拍卖、祖赁、承包，等等。很多新生的企业亦“股”亦“合”，亦“公”亦“私”．没有人能够说清它们到底属于什么，它们不像任何一种既成的所有制形式，如同马和驴交配之后生出来的东西、非马非驴，是骡子，或者是“四不像”。

　　不过，最普遍地推行着的转制方式，可以归并为两种：股份制和拍卖制。实际的进程中，拍卖企业更加盛行，但在公开的舆论中，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途面”的味道。报刊的编辑们似乎不好意思一下子将局面彻底地摊开，只是在说股份制如何如何，而较少提到“拍卖”的事。至于那些实际主持转制步骤的领导者们，则在统计的方面不断玩弄花样，强化那些看上去较有“公有”色彩的数字。

　　淡化那些看上去较有”私有”色彩的统计。比如江苏省某市政府提出的材料说，全市乡镇企业365家，已经转制的322家企业当中主要是依靠股份制，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拍卖的企业。这些数字自然没有虚构，但是，在152家股份制的企业当中，只有23家原属集体企业，其余则本来就是私营。而42家拍卖、转让、破产、停产的企业，全部属于集体。换句话说，这里在企业转制中”卖掉”的大致是集体企业，“股份”的大多数是私营企业。这样的事实，则又极少为人关注。

　　北京一位名叫秦晖的教授注意到这个事实。他主持的清华大学中国农村乡镇企业转制问题调查组最近完成了《十字路口看乡企》的报告。他之所谓”十字路口”，显然是在说乡镇企业现在正处志们去何从之时刻。他赞成让群众在实践中开辟企业振兴的最佳道路，甚至还引述了80年代农村改革中最著名的农业问题专家社润生的话说：“不论创什么制度，不能不经历公共选择”。但是，看来他对如火如荼的股份化潮流还是有着很强烈的担忧。他说，1993年一1997年间浙江乡镇企业转制普遍推行。从1996年至今，转制潮又波及江苏，目前尘埃未落。“但是，与目前传媒对股份合作制的热情宣传相比，我们此次调查所涉及的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造案，却是失败多于成功。“秦晖列举典型案例说，江苏省江阴市，真正由集体企业转制为股份制的只有寥寥几家，除了个别企业外，多数效果不理想，这使“该市上下都有一种怀疑股份合作制是否可行的空气”。政府的文件也说，“前两年推行股份合作制，转换机制的作用不甚明显”。就厂长而言，职工成了股东后就更难对付，招待客人吃顿饭也要看职工脸色，在分配方面，大股和小股闹矛盾，持大股者要多搞按股分红；持小股的要多搞按劳分红；股东希望多分红，经营者希望多积累。

　　永康市对乡企转制作了肯定的评价。但秦晖说，他在那里看到的情况远非如此。有的企业转制之后可以说是每况愈下。但是即便如此，基层方面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许多企业转制之后虽然没有好起来，但如下转制就会更糟。一位管理企业的干部说，集体企业办好了会争论分配，办糟了会争论责任，无论办好办坏，都容易产生矛盾。而私人企业无论办好办坏，都是责任在自身，没有人士说三道四。转制的效果无非如此。
　　秦晖的结论是，通过改制使经营者、劳动者与企业结成，‘命运共同体“的设想看来并没有达到。

　　但是，秦晖提出的报告并没有由此反对股份制的推进。他说。
　　现在，几种企业转制形式都存在问题，不宜贸然肯定，但在更有效的制度创新被实践所证明之前，我们也不宜贸然否定任何可能的方案。继续试验但不“一哄而起，’是可取的做法。一般说来，工人并不反对转制，他们主要是反对这种买卖过程的不公平，而不是反对产权转让本身。所以，企业的改制就必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
　　实事求是，宁可慢些，但要实在；其二，公正，也即坚决制止转制当中的谋私行为。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冷静的报告，其对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评价也能令人心服，而且，在1997年里对于股份制的形形色色的褒贬当中，它也能够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1997年春天，中国人关心的事情的确很多。不过，有了这些“万言书”的流传，有了这接二连三的“大批判”的展开，京城里面不少人的脑子里还在想着谁“左”谁“右”、谁“公”谁“私”的问题。一个消息就在这时流传于京城。这消息说江泽民总书记将要发表一次重要的讲话，其中极有可能牵涉这些问题，甚至还会正面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消息流传了至少两月，对于它的可靠性，却没有人出来证实也没有人出来否定。官方在公开场合总是说，党内目前并没有所谓的“左派阵营”或“极左派阵营”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物目前在党内也没有影响力，并没有时现行的改革开放路线形成挑战或干扰。这种说法虽属事实，但却不能让那些“万言书”带给整个社会的不安定的心理平息下来。

　　虽有“干事的下争论”之说，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们的心里没有种种问题需要解释。。
　　宪法不会对改革说“不”
　　眼前就有一个问题、非认真解释不可。
　　京城里面，某研究所所长提出了“保卫宪法”的紧迫性。按照他的意见，宪法中明确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目前国有企业的某些改革改变了产权的归属，等于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另一位研究所所长用不同的话表达了大致同样的内容。他说：”维护宪法”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不论用什么形式、什么口实否定和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是违反宪法的。

　　按照这样的分析，中国现在的改革，就有“违宪”的嫌疑。

　　“护宪“的呼声是在1997年春夏时节响起来的。

　　中国人习惯于把宪法叫作“根本大法”，而中国之古训里面，凝结着诸多的关于“根本”的智慧，比如有所谓“欲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的说法。换言之。“根本”也就是影响全局之盛衰的所在。修宪，也就是修正根本。护宪，也就意味着保护根本。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问题：当改革的进程当中发生了超越宪法条文的事情时，怎么办？这样的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是第三次遇到。
　　在1988年春天，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改革与宪法某些条文的不能一致：宪法不允许搞私营经济，为什么出来那么多私营业主？宪法不允许土地的出卖转让，为什么到处都在转让土地使用权？那一年的2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3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人民代表开始审议此案，13天后通过。
　　此次宪法修正的要点有二，其一，宪法第十一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其二，宪法第十条第四款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这样两条修正开创了两个“第一”，一个是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私营经济；一个是第一次在法律上认定了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

　　在1993年春天，我们第二次感觉到改革的新形势与宪法之既成条文不相符合。比如宪法上分明讲的是“计划经济”，党的十四大却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一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修正宪法的动议。3月2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修正的内容总计八条。八项之中要点有四：其一，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写进宪法，表明了中国政治与经济方针的基本线索；其二，是将“改革开放”写进宪法；其三。
　　用“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来取代“人民公社”；其四，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

　　宪法本来应该是极稳定的，若非特别必要，不会改变。中国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次修正宪法，均为改革之高潮中间，可见修宪与改革的推进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
　　过去十年的历程已经证明，当改革的进程渐与宪法的某些条文发生冲突，以至“违宪”之事越来越多的时候，并不能用宪法来约束改革，而只能用修正宪法的办法来为改革打开道路。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他说，宪法不会对改革说“不”。
　　改革在不断地推进，宪法也需不断地修正。1988年没有能够修正的地方，1993年改起来却已顺理成章；1993年还没有能够修正的东西，到了1998年却也有可能顺理成章地修正。 上一页 cnlu.net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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