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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从思想解放到理论解放


　　1997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先遣部队40人进入香港。边境的这一边，驻港部队司令刘镇武将军亲自送行，边境的那一侧．驻香港英军将领亲自迎接。

　　中国军人慢车进入落马洲，将士全都笑口常开，军车也夹杂在忙乱的车辆中，几乎没有引起港人的留意。如果不是已者的包围和张扬，恐怕不会有多少人留意到解放军已经人城。但是，这平静的进军却有着异常不平静的影响。香港的报纸评论说，“这是155年以来的第一件历史大事”。当年是英国军队的进入中国军队的退出，现在，中国军队终于再次踏上了这一块土地。

　　英国在1997年7月1日零点结束其在香港的统治，香港亦在此刻回归祖国。
　　对于英国来说，和平地撤出殖民地并且移交政权的例子不是没有，仅仅在亚洲，就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和缅甸。不过，香港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个世界最著名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经贸中心。从这样一个世界级大都会退出，在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对于中国来说，将西方列强逼迫之下失去的领土收回来，也不是第一次。昔日，国民政府也曾从欧洲列强手中陆续收回上海、武汉、厦门、大连、青岛等地的租界与租借地。但是，今日之收回香港，较之当日收回那些地方，有着更加重要的价值：香港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乃是“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

　　这一方针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一个伟大创造，是一个最富想象力又最具现实精神的结合体。
　　邓小平曾经说过，要在中国建多个香港！看来，中国人不仅想要维持香港的安定与繁荣，而且期待着通过香港去带动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不过。香港回归的高潮还要在好几周以后才会到来时，在1997年的4月里，中南海面临的事情真是不少。
　　月初，美国副总统戈尔来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一系列会谈，出席了一个在香港保留美国领事馆的仪式，还参加了一项飞机买卖的协议签署。戈尔表示，美国愿意看到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旬，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会上，以27票赞成，17票反对和9票弃权，否决了由丹麦主提议，并获得一些西方国家支持的“谴责中国人权状况议案”。这是第七次否决类似的议案。尽管美国人赞扬了丹麦的议案，但他们还是为自己留着余地。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告诉电视新闻网：“直接同他们交往，同时在我们不赞同的领域同他们直接交涉，好过跟这个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决裂。不久前才辞职的负责东亚和太子洋事务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洛德警告说：“对中国及其前途进行辩论是免不了的，也是正常的，但目前有一种把中国的威胁扩大，把它当作魔鬼的倾向，这几乎是忘怀不了苏联的结果。我们不应认定中国在下个世纪会敌视美国，这样的想法可能弄假成真，而且是不正确的，就跟我们没有理由认定中国将是善良的一样。”

　　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官员充分估价着邓小平去世以后的中国形势。担任过副国务卿的佐利克说，跟25年前美中两国重新建立联系时相比，“中国人现在享有更多自由，有更多选择，也有更多机会了解世界”。但是他又说，中国的领导人目前正在设法应付“重要的紧张局面”。
　　下旬，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来到中国。他说，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攻坚的阶段。他还说，他会晤的中国领导人，清楚地向他表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愿。他还用他的眼光评价了一番中国的发展之路：“中国不可能在没有外部世界的合作和协作下，取得持续的增长，因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非常有利的。”

　　事情的确有些怪，在西方，不少人都在谈论着“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这个话题是否过分耸人听闻；在中国，人们谈论得更多的，是当代中国第三思想解放的高潮即将到来。

　　“五·二九”：主要是针对“左”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他的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后来的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作”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向外界提前传递了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的主要精神，或者这个讲话的“底本”就是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的组成部分；有人说，中国将以这个讲话的主旨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的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

　　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这是将要在秋季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的最重要的思想准备。

　　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着全国的听众，尤其对着所有的高级干部说的，所谓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办的领导人。会场不准录音，公开报道的部分则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

　　讲话全文共2万多字，但新华社公开发表的新闻，仅仅摘要其中4000多字。

　　按照已经公开的部分，江泽民讲了四个问题：
　　一、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四、关于党的建设。
　　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之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江泽民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这三个方面围绕现代化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江泽民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江泽民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因为它始终严格地以事实作为自己的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程度在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所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实际生活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这里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单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里的片言只语找答案还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实际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同时一定要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力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孤立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没有出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坚持马克恩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江泽民说：“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是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江泽民说：“近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

　　江泽民说：“全党要保持清醒头脑，排除各种干扰，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江泽民说：“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要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根据后来报纸上面的宣传，江泽民“五。二九”讲话的要旨有二：一个是高举邓小平的旗帜；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沦。其实，这两个方面，严格说，并不是全新的东西。关于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二大已经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党的十二大也已有过详细的阐述。
　　“五·二九”讲话当中所包含的新鲜的含义，是在另外的地方。
　　在公开发表的“五·二九”讲话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其中有直接涉及”万言书”或者“万言书”的观点的文字，更没有看到其中涉及了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甚至也没有看到有对“左”的思潮干扰的直接批评。但是，据在现场听到江泽民讲话的人说，江泽民说的很多后，实际上要比公开发表出来的部分更加直截了当，也更加尖锐。他直接地批评“左”的思潮的干扰，还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活，“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即使我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些没有公开的话，而仅仅能够阅读那个公开发表的消息，也可以断言，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主要是针对“左”的干扰的。很多读过‘，万言书”的人还可以发现，江的讲话中包含了很多明显针对“万言书”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就一定是针对”万言书”
　　里明显的否定邓小平理沦的倾向。比如江泽民谈到“学风”问题。
　　提出“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一定是在批评“万言书”的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比如江泽民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显然也是针对“万言书”指斥改革开放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万言书”引起的姓“公”姓“私“的争论。江泽民所说的“排除各种干扰”，当然包含着“警惕右”的意思，但由他的全部论述可知，他的主要倾向，是在防止“左”。
　　因之我们可以说，这是两年多来党中央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中国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反“左”的声音立即就强大起来。
　　北京的理论界认为，江泽民“五·二九”讲话，为我们国家建国以来第三次思想解放带来了历史契机。

　　5月29日，江泽民讲话的同一天，乔石在河南说，“要继续大胆探索，敢于突破”。
　　第三次思想解放将突破什么？突破姓“公”姓“私”的禁区。
　　“左”倾思潮的最后一搏吗19g7年春夏之交，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已呈走火流光的势头。
　　我们的国家之所以有迫切的必须再来一次思想解放，是因为，改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阻力之一，来自意识形态方面“左”的禁锢。

　　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甚至还有政治方面的某些问题，比如腐败），几乎全都同所有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但是，迄今为止的改革中，所有制还是一个禁区。相当多的人口避触及所有制的问题，即使实际的行动已经造成了所有制的变化，也是只做不说。
　　比如农村的改革，土地之外的其他生产资料已经属于农户所有，甚至土地也可以转包了，这已经是所有制的多样化以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其成功亦为世所公认，可是，我们始终不说是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只说是经营方式的变化。又比如城市企业的改革，推行企业责任制，说是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可是经营权真的同所有权无关吗？明明是在探索国有制的更好的实现形式，明明提出了“产权明晰”的问题，但就是不说所有制的不合理。政府正在大力提倡建立新的经营机制，但难道经营机制不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吗？“明明是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和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晓亮批评说，“却不说所有制改革”。
　　“我们在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总是说，所有制是生产关系诸因素当中最关键的因素”，经济学者樊纲说，“为什么说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时，就不承认这一条了呢？“改革已经推进到传统体制的核心部分”，吴敬法说，“而在这个领域内传统思想的影响又表现得特别强烈和有害。
　　人们之所以认为1997年5月29日这一天是一个转折，原因正在这里。
　　改革的锋芒，已经公开地指向所有制。这也许是改革的力量最难过的一关。
　　改革的阻力，也全力地集中于所有制。这也许是”左”的势力的最后一搏。
　　《当代思潮）和《真理的追求》两种期刊，仍然顽强地坚守着他们的言论阵地。

　　每逢双月的20日，是《当代思潮》杂志出版的日子。从1997年春天开始，每逢这一天，我们便可以在这本杂志上看到至少一篇文章，这些文章前赴后继，一律严厉地批评“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主张。其中有些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发，似乎是要让文章增加一些权威的光彩。

　　1997年4月20日．第44期《当代思潮》上刊登“特约评论员”

　　文章，《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和实质》，其中大部内容，出自“第三份万言书”。作者指责，“提出改变公有制或改变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主张，实际上就是私有化。”还说，有人把马克思讲的公有制说成是股份制，“是严重的误解和曲解”。这些内容，曾经由第三份“万言书”详细论说。现在又能择要发表，看来作者对于自己的观点有着极大信心，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将争论进行下去，并且使其公开化。

　　1997年6月20日．也即江泽民“五，二九”讲话一个月后，《当代思潮）第45期发行，上载文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战略方针》。

　　作者说，必须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一～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这个“必要补充”就是非公有制的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度”，超过这个“度”，不真正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不能说是正确地贯彻国家经济方针了。作者的意思相当明确：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能由非公有的“补充地位”来保证，否则公有制经济就将大势去矣。所以，他又说，“现在的问题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已经威胁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且，“已经出现的多元化的经济利益关系，产生了为非公有制经济服务的意识形态及专为其利益辩护的代言人。

　　对于国有经济的苦无出路，作者有另外的看法。他说，那是因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在对国家对社会负担上的严重的不平等。公有制经济几乎提供了改革开放（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的）全部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证，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
　　在作出这种判断之后，作者进一步指斥”一股非议、责难公有制经济的舆论”，说这是“不承认并进而要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要用私有化代替国家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井同发展的方针。”

　　1997年8月20日，《当代思潮》第46期刊登文章：《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作者名叫宗寒。这时候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已经世人皆知。想来宗寒在写作此文的时候已经读到，所以笔下谨慎，语调平和，看上去也是摆事实的。
　　不再仅仅凭着马克思的本本作依据，而是听从了江泽民的关于学风的劝告，开始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来讨论问题。

　　作者论述的焦点，仍然是所有制，不然，他就不会说“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也不会断言“如果不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些基本关系（包括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联合劳动分工合作按劳分配，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整个社会的性质也就随之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作者显然试图针对“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相反的根据。道理很明显，既然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理论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保卫原有的所有制体系，也就必须保卫原有的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
　　按照作者的结论，中国的城市经济“基本上是社会化大生产”、“集体所有制工业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也呈不断提高之势”。
　　作者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他的结论。他说，1995年底。我国30多万家工业企业中，有国有企业8．7万多家，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4．6万多家。国有工业拥有固定资产净值21363．8亿元，平均每个企业实有资产1248．8万元。其中4685家国有大型企业平均每个拥有资产超过6亿元，固定资产净值2。96亿元；10983家国有中型企业平均每家拥有资产8604万元，固定资产净值3691万元；72237家小型国有企业平均每家也拥有资产1124．8万元，固定资产净值473．3万元。一个鞍钢，固定资产净值比1952年全国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净值要大1．2倍，钢产量比1952年全国钢产量大5．6倍。宝钢的固定资产净值比1952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大9倍。即使是那些小企业，也并不是很小。目前全国国有小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净值，比建国初期全国固定资产净值的总和大19倍，流动资金大18．5倍。平均每个小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比建国初期全国大中小企业平均额大7．6倍。全国国有小企业的资产总额比1985年全国大中型企业的资产总和高78％。
　　依据这些数字，作者说，城市工业集中了全部生产资料的大部分，并且已经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工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在全社会固定资产中占的比重，1952年为44．6％，1994年为62％；定额流动资金在全社会定额流动资金中占的比重，1952年为2％。

　　1993年为54．3％；总产出占的比重，1952年为34．4％，1993年为71．4％；创造的国民收入所占比重，1952年为19．5％。1993年为51．7％。与美、英、日、德、意、法功口等七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总和相比，目前我国的钢产量已经相当于三分之一，煤产量相当于159％，石油产量也是三分之一。“可见，我国目前主要工业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程度，不仅已经大大高于马克思生活时代的西方工业国家的社会化程度，而且与当前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也是很可观的。”

　　作者接着谈到集体企业的“集中程度”：大型集体企业的资本金和固定资产高于和相当于国有中型企业，更大大高干国有小型企业：中型集体企业与国有中型企业不相上下，也大大高于国有小型企业，小型集体企业的集中程度低一些，也相当千国有小型企业的36％。“所以，一说到集体所有制，就一律地认为它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规模很小，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

　　作者的结论是，“既然生产资料这么集中，既然这些生产资料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劳动的结晶和成果，那么，它就不能归个人所有，而必须归劳动者共同所有，即归国家代表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
　　作者显然是想要证明他一直没有说出来的一个结论：中国已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初级阶段”了，所以也不能以这种理论为根据来确定改革的方针。

　　在1997年的夏季，的确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陷入思想和理论上的歧路，甚至是“茫茫迷雾”、“大风大浪”。
　　就在8月20日这一期《当代思潮》里，编者写道：“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这是人们普遍希望弄清楚的问题，更是社会主义理论中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只有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在茫茫迷雾（一些人已经制造并还在继续制造种种思想的和理论的迷雾误导人们）里，在大风大浪中，自觉地坚定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也才会懂得怎样科学地完整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当代思潮）编者的这一番活，乃是为发表爱因斯但的一篇文章而作。那篇文章写于1949年5月，题为《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爱因斯但在文章里愤怒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掠夺资本，掠夺劳动的“无政府状态”，指出资本家控制政党、把立法机构和选民分离开来、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报纸电台和教育，造成一支失业大军，并且也造成了对人的社会意识的摧残，而“摧残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罪恶。
　　他说：“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消灭这种邪恶的灾祸，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但是，爱因斯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反而指出“计划经济还不是祉会主义，计划经济完全可能滋生出对个人的奴役。
　　社会主义的建成，还需要解决若干极其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
　　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如何才能防止行政官员具有无限权力和傲慢自负？个人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和如何确保民主力量制约行政权力？”
　　很明显，爱国斯但在40年代留下来的问题，仍然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从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国人在争论和探索着的问题。《当代思潮》的编者似乎并不想理会爱因斯但提出的问题。
　　只是凭借爱因斯但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来抒发自己对于中国今日改革现状的愤怒。

　　这些编者的苦心孤诣，还体现在这同一期杂志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当中。那篇文章的作者郝立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正在焕发出勃勃生机，因为他亲眼看到了1996年盛夏伦敦马克思主义大会的盛况。“这次大会令人瞩目，盛况空前。气氛热烈。

　　场面感人”，作者写道，伦敦市中心的一些主要街道和许多大学校园增添了一道新景观。许多印有鲜艳红旗图案和“MARIXISM96”
　　字样的宣传画格外引人注目。来自英国各地以及西欧、北美、亚洲十多个国家的6000多名代表云集伦敦，举行了为期一周的…96马克思主义大会。会议地点设在伦敦大学，共举行了260多场报告会和讨论会。在众多的与会者中，工人、学者和大学生占主要成分。许多大学生身穿印有“马克思主义”字样丫恤衫，来回奔忙。

　　义务为大会服务。大会专门设点出售各种理论书籍，包括数百种正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研究书刊。

　　很明显，《当代思潮》第46期的编者期望读者产生一种持久的联想：连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但都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消灭邪恶，连现代西方都在兴起马克恩主义的热潮，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那种种否定社会主义的“茫茫迷雾”？在以往一些理论的争论当中，《真理的追求》一向为《当代思潮》的盟友，这一回自下例外。它在1997年第6期发表一篇文章来概述一次理论研讨会的观点。文章题为《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理论研讨会综述》。其中说道：“国有制是全民所有制的唯一形式”“用‘国家控股制’代替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以改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企业，企业的所有权就发生变更。所有者将不再是以国家为代表的全体人民，而是出资者。”作者还“综述“这个理论研讨会的观点说：“迄今为止，由于实行了股份制改造而取得了明显经济效益的实例，一个也没有。
　　此后，不知是由于听到了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还是由于其它的原因，《真理的追求》的批判锋芒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指向人，而是批判书；不再直接批判他们认为错误的观点，而是借题发挥。它1997年第7期上刊登文章：《（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是怎样编造经典作家的论述的》作者肖力严正地指出，南德研究院编写的《股份制就是公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股份制》公然篡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

　　肖力批评的这本书，的确是在用“语录”来阐述马克思主义。这本身就是已经失败且被人们抛弃了的方法。但是肖力所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语录本身具有极大的问题。
　　肖力说，当他从南德集团主办的《南德视界》第276期上读到该书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2条语录后，不禁为之愕然。他列举出3条语录，指出，其中两条是篡改，一条纯属伪造，另外的9条，也充满着歪曲的伎俩。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股份制的全部论述，都是针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讲的，并无只言片语涉及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股份制。日此，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制就是社会主义要求的那种公有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然后，肖力指出，”南德研究院恰恰是在（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这个大论断下和大标题下来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的。
　　显然这是把编者的看法强加在了经典作家头上，从而在总体上构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歪曲。”“肖力最后摆出了从实际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的态度。他说，”简单地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标准来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股份制，或者用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办法来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股份制，都是不正确的。
　　这一段话看上去是不偏不倚的，但实际上还是具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否定股份制只是“简单”的问题，而肯定股份制则是“歪曲”。

　　《真理的追求》批判的第二本书名叫《理解市场经济》。作者仲一夫说它的要害是“为私有化献策”。仲一夫的文章发表在9月11日出版的1997年第9期上，这是十二大召开的前一天。
　　被批判的书的作者是几个外国人、包括奥斯陆挪威管理学院教授A·J·伊萨克森、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副教授、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C·B·汉米尔顿，和冰岛大学教授、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T·吉尔法松。199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它的英文版。

　　仲一夫说，这本书的“实质性内容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怎样全面实行私有化”。其“为私有化献策”的内容有：

　　一～宣称私有化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核心内容，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私有制。
　　——断言没有所有权，没有资本家，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市场经济，新政府的任务是要制定保护私有制的法律。

　　——声言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最重要的改革。

　　——提出国有小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出售。

　　——提出国有大企业私有化的方式：建立投资公司，将国有大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向居民出售或赠送股票。

　　一一一主张让外国人购买国有企业。

　　一～推销波兰一学者的主张：多给官员股票，让他们从改革的阻力变为改革的动力。
　　“他们真可谓用心良苦！”仲一夫感叹，“但他们的用心没有白费，所提主要论点和主张，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差不多都已经一一变成现实。

　　在文章结尾处，仲一夫悲愤地写道：
　　“在那里，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观点在政府决策层和主流经济学家中已占支配地位”；“在那里，已经制定了保护私有制的宪法和法律”；“在那里，国有企业私有化却是成了最重要的改革、“在那里，国有企业私有化按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进行，小私有化即把国有小企业出售给本企业职工、劳动集体、个人或外国人；大私有化即把国有企业股份化，建立股份公司”：
　　“在那里，私有化已经造成了两极分化，并且已经造成了新的资产阶级”：
　　“在那里，私有化已经从根本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制度”。
　　仲一夫没有提到《理解市场经济》的观点是否正在影响中国的改革，但是他提到这本书的中译版在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的批判这本书的文章，题目就叫作《一本为私有化献策的书》。

　　不想争论也不行《中国经济时报》是一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报纸，对开，周四刊。像《当代思潮》一样，这张报纸在1997年夏季也选择了一个日子来表述一些观点，不过，不是“20日”而是“周二”。它所表述的观点，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中国经济时报》显然是在从事一次有组织的活动。它在头版头条位置开辟了“时报专访”的专栏，专门请一些知名人物来发表见解。从7月底开始，每逢周二刊出一次。经过若干星期，忽然停止，几周之后恢复，仍然是学者文章，但已取消“时报专访“的栏题。
　　第一篇“时报专访”刊登在7月29日，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赏思教授与记者斯人的对话录。斯人特别注明，邢责恩是在离京赴北戴河前夕接受采访的。
　　中国人几乎全都知道，中央领导人每年夏季要在那个海滨胜地召开会议，所以，记者的这个”注明”就不免让人产生某种联想。
　　一年多以前，邢责恩曾经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他在那篇文章里面说，在当今中国。确实存在着从不同方面怀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现在有人理直气壮地打着中央强调的’不争论’这一旗号。散布一些错误思想。‘不争论’有个前提，不能让一些错误思想干扰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中央提出的‘不争论’是指不搞无谓的争论。”此文发表于1996年6月6日，他在那一天所说的“错误思想”看来是针对“左”和“右”两个方面。但是，在1997年7月，邢贯思在谈论这场争论的时候，开始毫不容情地指责“左”的干扰。他所谈论的题目便是“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决防止’左’。”

　　他说，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个讲话至今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倒不仅仅是由于有些同志写了一些长篇东西对我们的现行政策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小平同志的理论不以为然。这不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党内外还不是很一致。为什么江泽民同志这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看‘左’的东西现阶段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就是超越历史阶段。无非是你们现在搞的一套东西右了，你们这套东西不符合马列。那么我要间究竟什么叫马列呢？难道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是右？还是你们自己要搞的那一套东西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

　　应当说，党的高级干部将几年来的争论直接地公开在报纸上。

　　这还是第一次。然而邢贪思的这一段话当中还有更加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乃是针对“万言书”（邢责思称之为“一些长篇东西”）中“左“的倾向而发。

　　邢责恩接下来的话更加激烈：“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

　　接着，邢贫思便谈到了一年前他写的那篇文章。他说；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几个重要会议上提出，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七个重要界限，他想讲一讲邓小平理论。”当前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用一个什么东西作参照系。如果按照一百多年前马恩的理论观点来作参照系，那么最后反到我们自己头上来了。因为马克思没有讲市场经济；队这样划分的结果，把我们自己划到反马克思主义这一边了。最后一棍子就打到我们自己头上，这也正是一些思想僵化、保守的人们所欢迎的。所以，起初我们讲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他们拍手称好。为什么？在他们看来，是时候了，按照他们的逻辑，前一段时间反马克思主义大厉害了。其实，他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那一套，僵化的。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他们划入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了。还有，江泽民同志提出要讲政治。有人就利用这一点，认为邓小平只讲经济，把第二代领导与第三代领导对立起来，同时达到他们批邓的根本国的。再加上七个界限，一时好像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认为时机来了。我当时隐隐约约已经感觉到有人利用我们‘讲政治’。‘要划清七个界限’来造谣，煽风点火，进行挑拨。所以这事事关重大（因为实质是要否定邓小平理论。我认为新的社会主义观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根本区别，前者突出经济，后者突出政治。好像一字之差，这是一个根本的转折。我理解讲政治是针对有些地方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对政治方面的问题有所忽视而言的，不是从根本上、从理论上来强调讲政治。江泽民去年‘两会’在解放军代表团上就讲过，当前讲政治，最大的政治就是要把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下去，更没有任何意思要以政治代替经济。”．。

　　以如此激烈的语言公开地指向“左”的思潮，这是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以来的第一次。

　　这篇谈话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使人们不再回避同“左”的思潮的正面交锋。两年多的私下“争论”由此涌到表面，再也没有必要支吾其辞。
　　7月31日．吴敬琏说，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人士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持有异议，断定“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因素的减弱，甚至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他们反对国家为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等不同经济成分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这种说法，在部分干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因而需要给予回答。
　　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记者班明丽的述评，其中说，目前的“种种疑虑，仍然没有超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8月12日．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说，过去人们对市场经济姓“社”姓“资”有疑问，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十口大上已经解决了。现在姓“社”姓“资”的问题进一步深入到所有制层次上，具体地表现为姓“公”姓“私”的问题。“对于怎么解决已经出现的种种困惑和疑惑，有人从马克思的本本中找答案。在去年和今年初一些流传的打印稿中，就出现成段成段地引用马、恩的著作，来说明公有制应该是怎样的。相应地，不赞成这种观点的一些同志为了推进改革，也从马克思的本本中去找证据，论证与之相反的观点。这就出现了我们历史上常见到的奇特现象，观点相左的双方都从马克思本本里面找证据，而且接下来又围绕马列经典作家的这段后和那段话发生争论。比如在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问题上，有的人举出马克思的某句话论证股份制是’私有制’，有的人举出马克思的另一句话论证股份制是向公有制发展的过渡环节。

　　江泽民讲的‘学风问题’就是针对这个误区的。”李君如还说，总书记的讲话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冲破了姓”公”姓”私”问题上的疑惑。“从总书记讲话的大背景看，存在的种种困惑包括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错误观念，但主要是那些超越阶段的‘左’的观念引起的。

　　李锐1997年9月8日写道：“目前不仅是建国以来，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如果不能彻底解决防‘左’的问题，今后还有可能出现麻烦，甚至再走弯路。”他还说，“不要怕马克思，我们做的已超过了马克思。…‘党的76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他还建议总结197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连串“不能回避讨论”的问题。包括，是否存在、为什么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问题？今后如何防止“左”？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复辟或存在严重复辟的危险？如何以公有制企业为主？初级阶段将经历多长时间？还有邓小平甫巡前后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姓“公”姓“私”和姓“社”姓“资”的问题。
　　9月9日．董辅扔说：“前一段时间看到仍有人在文章里写道。

　　市场经济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更换了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还是有姓社姓资的问题，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表面上看来是承认了市场经济是我们改革的方向，但实际上最后拐弯抹角又把问题扯到姓社姓资上来了。”“整天纠缠干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中，这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党得这种现象不可小看，需要重新澄清认识问题的疑惑。”

　　差不多同时，《经济日报》刊登记者张曙红的文章。张说：“姓‘社’姓‘资’的争论渐息，随之姓‘公，姓‘私’的纠葛渐起。”作为姓“社”姓“资”之争的延续，姓“公”姓“私”的问题“成为新形势下困扰人们思想的主要障碍。”。

　　于光远说，“有人散布一种错误观点，即用公与私的抽象对立来取代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其实这就是改革前‘一大二公’思想的翻版。…9月13日．任仲夷在十二大小组会上说，5年前，他在十四大小组会上发言时就曾说过，“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阻力和干扰，很可能还是出在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上，当然也有可能表现的形式不同。”现在他有些“不幸而言中”的感叹。他说，十四大以来，特别是近两年，姓“社”姓“资”的问题又从姓“公”姓“私”的争论表现出来。一直有人在用各种方式宣扬”左”和极左的恩想。

　　可见“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反“左”仍然是长期的任务。他说，我们要谨记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邓小平有一个重要思想，这些年始终被人们念念不忘，这就是·‘不争论”。。

　　可是，现在看来，中国的事情，已经到了”不想争论也不行了”

　　的程度。

　　这是1997年夏季出现的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动向。
　　外国人争说“谁上谁下”，中国人惊问“姓公姓私“天安门广场被鲜花簇拥着。一半为了国庆，一半为了十五大。

　　广场中心盘踞着一个巨大的花坛，据说其直径可达68米。一股泉水由花坛中央喷射出来，四周则有15个小喷泉紧紧环绕。水池之间均有如意花卉图案相联系，花坛名曰：“万众一心”。

　　广场的四角另有4个花坛。与“万众一心”遥相呼应。“西北”

　　与“东北”乃是相互对称的巨大花篮，名为“万紫千红”。“东南”的花坛表现着粮囤和果篮，一派丰收气象。“西南”的花坛凸显长城、山海关以及嘉峪关的姿态，似乎要将祖国山河之美尽收一隅。
　　两条鲜花组成的标语，分列入民英雄纪念碑左右。
　　一边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周年”；一边是，“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但北京的老百姓已经看惯了鲜花，他们希望能够看到鲜花后面的东西。

　　几百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聚集在京城，更多的记者、学者、官员在海外发表评论。

　　外国记者看到了鲜花的后面一片空旷：一个画匠正在修饰毛泽东的巨幅肖像，然后是大会的召开。广场戒严了。这是惯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妇女似乎是不习惯，她走到禁区里面。三十警察驱前阻止，并且把她带出禁区。诸如此类的事情为外国的记者广为张扬，作为中国政治仍然不能开放的一个证明。
　　鲜花的后面正在涌出无数“谣言”。
　　．香港股市上传出消息，说朱铬基副总理没有和江泽民一同去参观那个”辉煌的五年”展览，乃是因为健康原因。而在美国，《时代周刊）猜测到：“朱铬基将于明年继任下任总理。”

　　还有其他种种猜测，全都关乎“谁上谁下”。

　　外国人正在做他们的“预测游戏”。每家报纸似乎都是消息权威，或者是先知先觉。他们甚至也开始关注“选票”的作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言论预测说：完全可能出现“部分相当重要的政治人物在选举过程中落选，或某个意想不到的人物突然冒升”。按照这家报纸的判断，既然在选举“十五大代表”的过程中，已有一些人意外地落选，那么，选举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候补委员的时候，“落选”的场面又焉能不会重演？这样，到了十五大召开的前一天，也即9月11日．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便成了“辟谣会”。
　　外国人的确能够听到无数的“谣言”，他们甚至比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还要多，并且能够找到无数证明他们观点的事实，但他们却很难理解中国。比如经济的运行由民间来操作，这在西方人眼里，从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谈及中国人正在争论姓“社”姓“资”。

　　或者说是姓“公”姓“私”，他们会觉得好笑，会说“这还用得着争吗？”

　　在1997年。西方人关注的是“克隆人”、是火星探测、是“深蓝”

　　为什么能战胜卡斯帕罗夫、是“微软”有没有违法垄断计算机软件市场之行为、是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是朝鲜的饥荒……他们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把时间用在纠缠这些无谓的问题上。
　　那是他们不能了解中国的国情，不能理解意识形态之争给中国人留下的刻骨铭心的感受。

　　李鹏：十二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不出世人所料，这个报告的主旨，也就是江泽民在“五·二九”

　　讲话当中阐述的精神。其中很多活，比如关于“旗帜问题至关紧要”的一段话、中国改革“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一段话、“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没有出路”的一段话，与“五·二九”讲话完全一样。

　　也有一些话，“五·二九“讲话中提到而后来未见公开发表、这一次则在报告中公开重申。比如“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报告说，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报告的论述相当全面和详尽。其中至少有三个部分最有新意，也最有可能令“万言书”的作者们感到不快。

　　第一，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重申10年以前十二大政治报告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扬。

　　第三，确立新的所有制理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

　　江泽民在报告中建议，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称为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称为邓小平理论。
　　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江泽民回顾了1978年冲破”两个凡是”的过程，回顾了1992年冲破“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的过程，尽管他没有使用“第一和第二次思想解放”这样的提法，但是他接着说：
　　“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加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泽民说：。

　　“这样的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论述，应当说是理论方面最具突破意义的一段。江泽民说。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他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应当说，这是党中央在正式的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进而第一次将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传统的公有制。

　　其中所包含的关键性的修正至少有10个方面：

　　一、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仍然不合理，需要调整和完善；二、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三、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
　　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针对全国而言，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可以不同；五、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六、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
　　七、选择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摈弃；八、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九、非公有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
　　江泽民在报告中坚决地维护了被”万言书”批判的”抓大放小”
　　的方针。他说：”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怎样抓好大的？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解释说，就是在每个行业当中，“抓好”

　　国有的大型企业的前几名，优先发展。要建立几家跻身“世界500强”的中国大企业。
　　“放小”呢？江泽民在报告中所说的办法，正是被“万言书”批判过的”私有化”的办法，“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

　　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此后两天。十二大会议上，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开始同仇敌汽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

　　在十二大陕西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朱馆基再一次用相当多的时间谈及所有制的问题。
　　朱铅基说，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牢牢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因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危险。

　　他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辩护道：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只会有好处，发展是硬道理，缺了一条腿，发展就快不了。

　　朱铬基说，所谓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个问题，要作客观分析。他说，”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样一算，就不一样了。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同属于公有制经济，不管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是不是控股，都不影响外资企业的地位，也不影响对外资企业的政策和其经营方式。

　　他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鼓励它们的发展，中国对各种各样的经营成分一视同仁，并且要创造条件，使它们公平竞争。

　　他还宣布，目前推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在乡镇企业中所占比例，比城镇企业为高。已经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其经济效益都比较好，因此，一般职工都欢迎这种股份合作制。

　　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出一条路”，今年上半年盈利的企业的盈利总额和去年同期比增长了1．15倍。情况已经证明，国企的改革道路是正确的，调整和改革成效已经显露。

　　他重申，中国政府有信心在3年内使大中型国企走出困境。

　　他说，本世纪末到现在，还有3年又3个月多一点，这就是所谓“用3年时间”。具体说，让国有大中企业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加大国企“兼并”和“破产”的力度。
　　劳动部长李怕勇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会对中国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造成一定的压力，人贝流动和职工下岗是难以避免的。

　　其它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更快发展，又必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有了这些来自官方的言论，我们的确可以相信李鹏总理在十五大小组讨论会上说的一句话。他说，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1997年秋季的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和零点调查公司联合作了一次调查。调查者利用快速电话系统，在北京、上海、广州3个城市访问了205位企业经理。在所有被访问的经理层人员中，国有、非国有、三资企业经理，各占三分之一。注册资金在100万元、101万元一1000万元，以及1001万元以上的企业，各占三分之一。

　　有一个问题是直接涉及“国有制”的：除了有关国计民生领域的国有企业外．其它国有企业的资产使用何种组织形式较为有效？205位企业经理中，63。9％的人选择“股份制”；40％的人认为要“采取多种组织形式”；14．696的人推崇“国有民营”也即租赁和承包：12．7％的人主张出售、出让给私人。

　　主张国有独资经营的人，只占5．9％。

　　调查者的结论是：十五大提出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以及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造的思路，在这3个城市的企业经营者中被广泛地认同。

　　另外一个结论虽然没有讲出来，但也不言而喻。这就是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在十二大上说的一句话：用一切方法反对”左”
　　的思想，仍是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当然，在1997年从夏到秋的日子里，大多数省市区并没有公开地指责谁。但是他们的言论之倾向，却明摆着已经同“左”的思潮分道扬镳。
　　从8月4日开始，山东的《大众日报》以（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为题，连续报道全省各个领域取得的进展。

　　从8月底开始、深圳的（深圳商报）连续刊发评论员文章呼吁在改革开放中敢闯敢试。
　　从9月开始，广州的（粤港信息日报）连续刊发文章呼吁“让思想冲破牢笼”。
　　四川省省委书记谢世杰说，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同等重要。
　　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富民兴川的战略目标。要像抓国有大中型企业那样抓好民营企业，把发展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安徽省省长回良玉说，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

　　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应成为安徽省企业制度创新的主流形势。推行股份经济在全国的大势己不是星星之火，也不是方兴未丈，而是如火如荼，将成燎原之势。现在是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有出路。
　　江西省长舒圣佑说，“不求其纯，但求其佳”，“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而束缚自己”。

　　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摈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消除出售国有资产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
　　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说，辽宁将选择一批大企业实行委托租赁经营，由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大财团大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

　　只要有益于合作，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
　　浙江省丽水地区行署秘书长贾荣方说，贫困地区更应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在这个“让思想冲破牢笼”的季节里，建筑行业里的一个老板，迈出了藏身20年的“掩蔽所”，公开在合肥注册成立了广厦股份合作制公司。他叫沈文涛，存此念头已有多年，但始终害怕别人指责他的企业的性质，所以多年来不断更换牌子，不是挂靠在这个“集体”就是挂靠在那个“集体”。

　　现在，他说：“我决定跨出这一步。”

　　新思想与新理论于光远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是，自从90年代开始之后，他便很少公开阐述他的经济理论。

　　现在，他又开始写文章了。

　　于光远的新文章题为《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初稿》。“辞典”初稿写于1997年6月18日，并且在9月3日改毕。
　　不久后发表。他在文章的最后声明，这是“未最后定稿，正等待征求到意见。”

　　这一次，于光远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解释。
　　他说，1982年修改宪法时在公有制前边加上了“社会主义”四个字，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时举手赞成的人包括他本人在内部没有觉悟到这里面的价值，今天应该充分认识这一点。
　　意义何在？于光远说，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公有制。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所以，这种公有制才成为宪法上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他进而解释“社会所有制”的概念：“社会所有制是社会公有制的‘根本性质’。”
　　他说，社会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劳动群众的合作所有制、社会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社区所有制、社会主义的社团所有制、社会主义合作社所有制、社会主义企业所有制。
　　他说，股份制是社会所有制的一个主要形式。股份公司是属于社会所有制混合形式的一种经济组织，他认为，”将来我国社会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之一，是表现在股份公司中的股份制这种社会所有制的混合形式。”
　　于光远的“辞典”对所有这些所有制形式一一加以解释。但是，他却不认为经济现实中存在着全民所有制的形式。他说，全民所有制”是人为地构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概念”。他还坚决不能同意将全民所有制同国家所有制视为同一个东西。并且说，“这个问题到了必须下决心纠正的时候了。”
　　于光远提出了“混合形式’’和“过渡形式”的概念，“从绝对意义上说，在现实生活中一切社会所有制形式都是社会所有制的混合形式”。不少社会所有制的形式是“不稳定的，它会比较快地变成其它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于光远为什么要用“辞典”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所有制的问题？也许这位经济学家惊讶地发现，很多人其实连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也还没有搞清楚，便大义凛然地投身于姓“公”

　　姓“私“的争论。有如他在“辞典”中所说：“至今在我国还有一些人不顾大局，对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持相反意见，企图用姓‘公’姓‘私’的抽象的对立，来代替三十‘有利于’的原则，把‘公有，强调到很不适应的地位。”

　　他说，“只有把不论公有、私有都视作神圣财产，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存在，才能进步”。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必然向社会财产转化，在这里，“只存在社会化而不存在私有化。”

　　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思想理论界，继1978年、1992年之后，在1997年夏秋时节出现了第三十最活跃的时期。

　　活跃起来的理论家，不仅仅是于光远一个人。

　　还有王旺，他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他在谈到国有企业的困难时说，“我认为，现在最迫切的是解决所有制问题”。他还说，“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不是所谓公有制，也不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是劳动者成为所有者”。要让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同时成为所有者。
　　这正是厉有力曾经论述过并且遭到严厉批判的观点。
　　还有高尚全，他是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副会长，他说，“只能用‘三十有利于’的标准衡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还有董辅扔，他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就像八宝饭。八宝饭里的糯米是主要成分，没有糯米不是八宝饭，但糯米本身并不是八室饭。八宝饭里还有红枣、莲子等其他成分，这些东西本身也不等于八宝饭。但没有这些东西单有糯米，那只是糯米饭。只有把糯米和红枣、莲子等组合在一起并以糯米为主导才是八宝饭。所以“如果只有公有制经济，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会形成市场经济，从而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绝非权宜之计。如果将来生产力发展了，就不免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那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区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区分不清楚。我认为，真要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的话，关键就是看能不能把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结合起来。”

　　还有刘国光，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特邀顾问。他说：“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还有吴敬琏，此人素有“吴市场”之称。他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不能有所突破，不但国有经济有可能站不住脚，整个民族工业在大工业、大商贸、大金融的领域中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改革的最大的政治思想障碍在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所下的定义，即：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支配地位十计划经济，仍然在于部和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任何降低都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的削弱。
　　吴敬琏说，社会主义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和在国家控制下的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论断，是由斯大林在20年代末期苏联党内的严酷斗争环境中强行作出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但是它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仍被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夭经地义。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数十年追求“一大二公“的错误方针，显然就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提出的。正因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过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吴敬琏列举出不少事实，证明增加国有制的比重，并不能自然地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他说，苏东国家在政权易手时，国有经济的比重都高于我国。以苏东阵营经济最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为例，1989年11月政权易手，当时只有1．2％的劳动力2％的注册资本和可以忽略不计的国民生产总值属于私营部门，国有经济的比重不可谓不高，但政权仍旧丢失了。罗马尼亚是苏东阵营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也远远高于我国，在政权易手两年之后的1992年，人均GNP771美元，其中只有25％是私有部门创造的。所以，吴敬涟说，”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他说：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

　　只要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无论国有经济成分是多是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
　　邓小午在批评苏联模式的时候曾经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看来吴敬玻接过了邓小平的思想并且加以充分发挥，他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干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思想。”
　　还有晓亮。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经济理论界，晓亮尚未具有于光远、王汪、高尚全、刘国光和吴敬琏等人那样的名声，但是，他的理论显然更加大胆和不留余地。
　　他的研究成果名为《理论的突破与改革的突破》，发表在1997年11月20日出版的（财经问题研究）上。

　　晓亮的基本出发点是，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不进行所有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不起来的。

　　他由此提出了所有制理论上需要重新认识的10个问题：

　　一、破除国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恢复马克恩的社会所有制概念。

　　二、敢于承认国有企业的种种问题都同所有制有关，才能下决心从深层次上找原因，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三、在国有经济改革问题上；要突破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了，国有资产出卖了，会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失去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
　　四、产权制度改革是解决国有企业深层次问题的改革，只能前进，不能退缩，退缩是没有出路的。

　　五、股份制是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发展的伟大创造，是企业资产组织的高级形式。他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大胆采用。六、破除非公有经济发展了会使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的观点。

　　促使多种经济成分协调健康发展，既是改革的需要，又是发展的依托。

　　七、突破国有高于集体，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低级形式，集体要向全民过渡的传统观念，确立集体经济的独立地位。

　　八、资产同职工个人相联系，真正实行“民有。民管、民享”的合作制，是社会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更符合或接近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概念。
　　九、对民营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看法。从改革和发展的观点来看，民营经济，民族工业，民间的积极性等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十、在整个所有制改革或企业改革中，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制度的创新和建设上，放在按照规律办事的法制建设上，而不是放在人治上。

　　在对这10个问题详加论述之后，晓亮谈到一个全新的概念：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税收。这个概念本由经济学家张曙光最先提出。现在，晓亮进一步解释说：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应是税收。只要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国家掌握的税源越来越大，税收越来越多，国家办的事情就可能越来越多，国家的实力就越强，国家的经济基础就越雄厚。相反，即使国有制或公有制办了很多，但是如果办得不好，老是微利或亏损，还要国家补贴，经济基础也不能认为是巩固的。

　　所有这些论述在1997年下半年一起涌出，成为中国经济理论舞台上的主旋律。从表面上看，这些阐述还不能说是系统的和成熟的，其中也还带着某些仓促上阵的味道。但是，有一个局面已经不能置疑：所有制从此不再是一个理论的禁区。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也可以发表任何意见，包括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过的话和没有说过的话。
　　思想的解放正在带来理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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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先遣部队40人进入香港。边境的这一边，驻港部队司令刘镇武将军亲自送行，边境的那一侧．驻香港英军将领亲自迎接。

　　中国军人慢车进入落马洲，将士全都笑口常开，军车也夹杂在忙乱的车辆中，几乎没有引起港人的留意。如果不是已者的包围和张扬，恐怕不会有多少人留意到解放军已经人城。但是，这平静的进军却有着异常不平静的影响。香港的报纸评论说，“这是155年以来的第一件历史大事”。当年是英国军队的进入中国军队的退出，现在，中国军队终于再次踏上了这一块土地。

　　英国在1997年7月1日零点结束其在香港的统治，香港亦在此刻回归祖国。
　　对于英国来说，和平地撤出殖民地并且移交政权的例子不是没有，仅仅在亚洲，就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和缅甸。不过，香港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个世界最著名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经贸中心。从这样一个世界级大都会退出，在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对于中国来说，将西方列强逼迫之下失去的领土收回来，也不是第一次。昔日，国民政府也曾从欧洲列强手中陆续收回上海、武汉、厦门、大连、青岛等地的租界与租借地。但是，今日之收回香港，较之当日收回那些地方，有着更加重要的价值：香港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乃是“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

　　这一方针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一个伟大创造，是一个最富想象力又最具现实精神的结合体。
　　邓小平曾经说过，要在中国建多个香港！看来，中国人不仅想要维持香港的安定与繁荣，而且期待着通过香港去带动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不过。香港回归的高潮还要在好几周以后才会到来时，在1997年的4月里，中南海面临的事情真是不少。
　　月初，美国副总统戈尔来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一系列会谈，出席了一个在香港保留美国领事馆的仪式，还参加了一项飞机买卖的协议签署。戈尔表示，美国愿意看到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旬，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会上，以27票赞成，17票反对和9票弃权，否决了由丹麦主提议，并获得一些西方国家支持的“谴责中国人权状况议案”。这是第七次否决类似的议案。尽管美国人赞扬了丹麦的议案，但他们还是为自己留着余地。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告诉电视新闻网：“直接同他们交往，同时在我们不赞同的领域同他们直接交涉，好过跟这个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决裂。不久前才辞职的负责东亚和太子洋事务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洛德警告说：“对中国及其前途进行辩论是免不了的，也是正常的，但目前有一种把中国的威胁扩大，把它当作魔鬼的倾向，这几乎是忘怀不了苏联的结果。我们不应认定中国在下个世纪会敌视美国，这样的想法可能弄假成真，而且是不正确的，就跟我们没有理由认定中国将是善良的一样。”

　　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官员充分估价着邓小平去世以后的中国形势。担任过副国务卿的佐利克说，跟25年前美中两国重新建立联系时相比，“中国人现在享有更多自由，有更多选择，也有更多机会了解世界”。但是他又说，中国的领导人目前正在设法应付“重要的紧张局面”。
　　下旬，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来到中国。他说，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攻坚的阶段。他还说，他会晤的中国领导人，清楚地向他表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愿。他还用他的眼光评价了一番中国的发展之路：“中国不可能在没有外部世界的合作和协作下，取得持续的增长，因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非常有利的。”

　　事情的确有些怪，在西方，不少人都在谈论着“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这个话题是否过分耸人听闻；在中国，人们谈论得更多的，是当代中国第三思想解放的高潮即将到来。

　　“五·二九”：主要是针对“左”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他的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后来的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作”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向外界提前传递了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的主要精神，或者这个讲话的“底本”就是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的组成部分；有人说，中国将以这个讲话的主旨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的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

　　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这是将要在秋季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的最重要的思想准备。

　　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着全国的听众，尤其对着所有的高级干部说的，所谓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办的领导人。会场不准录音，公开报道的部分则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

　　讲话全文共2万多字，但新华社公开发表的新闻，仅仅摘要其中4000多字。

　　按照已经公开的部分，江泽民讲了四个问题：
　　一、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四、关于党的建设。
　　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之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江泽民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这三个方面围绕现代化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江泽民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江泽民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因为它始终严格地以事实作为自己的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程度在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所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实际生活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这里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单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里的片言只语找答案还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实际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同时一定要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力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孤立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没有出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坚持马克恩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江泽民说：“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是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江泽民说：“近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

　　江泽民说：“全党要保持清醒头脑，排除各种干扰，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江泽民说：“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要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根据后来报纸上面的宣传，江泽民“五。二九”讲话的要旨有二：一个是高举邓小平的旗帜；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沦。其实，这两个方面，严格说，并不是全新的东西。关于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二大已经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党的十二大也已有过详细的阐述。
　　“五·二九”讲话当中所包含的新鲜的含义，是在另外的地方。
　　在公开发表的“五·二九”讲话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其中有直接涉及”万言书”或者“万言书”的观点的文字，更没有看到其中涉及了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甚至也没有看到有对“左”的思潮干扰的直接批评。但是，据在现场听到江泽民讲话的人说，江泽民说的很多后，实际上要比公开发表出来的部分更加直截了当，也更加尖锐。他直接地批评“左”的思潮的干扰，还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活，“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即使我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些没有公开的话，而仅仅能够阅读那个公开发表的消息，也可以断言，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主要是针对“左”的干扰的。很多读过‘，万言书”的人还可以发现，江的讲话中包含了很多明显针对“万言书”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就一定是针对”万言书”
　　里明显的否定邓小平理沦的倾向。比如江泽民谈到“学风”问题。
　　提出“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一定是在批评“万言书”的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比如江泽民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显然也是针对“万言书”指斥改革开放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万言书”引起的姓“公”姓“私“的争论。江泽民所说的“排除各种干扰”，当然包含着“警惕右”的意思，但由他的全部论述可知，他的主要倾向，是在防止“左”。
　　因之我们可以说，这是两年多来党中央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中国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反“左”的声音立即就强大起来。
　　北京的理论界认为，江泽民“五·二九”讲话，为我们国家建国以来第三次思想解放带来了历史契机。

　　5月29日，江泽民讲话的同一天，乔石在河南说，“要继续大胆探索，敢于突破”。
　　第三次思想解放将突破什么？突破姓“公”姓“私”的禁区。
　　“左”倾思潮的最后一搏吗19g7年春夏之交，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已呈走火流光的势头。
　　我们的国家之所以有迫切的必须再来一次思想解放，是因为，改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阻力之一，来自意识形态方面“左”的禁锢。

　　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甚至还有政治方面的某些问题，比如腐败），几乎全都同所有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但是，迄今为止的改革中，所有制还是一个禁区。相当多的人口避触及所有制的问题，即使实际的行动已经造成了所有制的变化，也是只做不说。
　　比如农村的改革，土地之外的其他生产资料已经属于农户所有，甚至土地也可以转包了，这已经是所有制的多样化以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其成功亦为世所公认，可是，我们始终不说是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只说是经营方式的变化。又比如城市企业的改革，推行企业责任制，说是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可是经营权真的同所有权无关吗？明明是在探索国有制的更好的实现形式，明明提出了“产权明晰”的问题，但就是不说所有制的不合理。政府正在大力提倡建立新的经营机制，但难道经营机制不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吗？“明明是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和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晓亮批评说，“却不说所有制改革”。
　　“我们在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总是说，所有制是生产关系诸因素当中最关键的因素”，经济学者樊纲说，“为什么说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时，就不承认这一条了呢？“改革已经推进到传统体制的核心部分”，吴敬法说，“而在这个领域内传统思想的影响又表现得特别强烈和有害。
　　人们之所以认为1997年5月29日这一天是一个转折，原因正在这里。
　　改革的锋芒，已经公开地指向所有制。这也许是改革的力量最难过的一关。
　　改革的阻力，也全力地集中于所有制。这也许是”左”的势力的最后一搏。
　　《当代思潮）和《真理的追求》两种期刊，仍然顽强地坚守着他们的言论阵地。

　　每逢双月的20日，是《当代思潮》杂志出版的日子。从1997年春天开始，每逢这一天，我们便可以在这本杂志上看到至少一篇文章，这些文章前赴后继，一律严厉地批评“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主张。其中有些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发，似乎是要让文章增加一些权威的光彩。

　　1997年4月20日．第44期《当代思潮》上刊登“特约评论员”

　　文章，《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和实质》，其中大部内容，出自“第三份万言书”。作者指责，“提出改变公有制或改变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主张，实际上就是私有化。”还说，有人把马克思讲的公有制说成是股份制，“是严重的误解和曲解”。这些内容，曾经由第三份“万言书”详细论说。现在又能择要发表，看来作者对于自己的观点有着极大信心，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将争论进行下去，并且使其公开化。

　　1997年6月20日．也即江泽民“五，二九”讲话一个月后，《当代思潮）第45期发行，上载文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战略方针》。

　　作者说，必须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一～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这个“必要补充”就是非公有制的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度”，超过这个“度”，不真正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不能说是正确地贯彻国家经济方针了。作者的意思相当明确：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能由非公有的“补充地位”来保证，否则公有制经济就将大势去矣。所以，他又说，“现在的问题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已经威胁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且，“已经出现的多元化的经济利益关系，产生了为非公有制经济服务的意识形态及专为其利益辩护的代言人。

　　对于国有经济的苦无出路，作者有另外的看法。他说，那是因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在对国家对社会负担上的严重的不平等。公有制经济几乎提供了改革开放（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的）全部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证，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
　　在作出这种判断之后，作者进一步指斥”一股非议、责难公有制经济的舆论”，说这是“不承认并进而要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要用私有化代替国家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井同发展的方针。”

　　1997年8月20日，《当代思潮》第46期刊登文章：《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作者名叫宗寒。这时候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已经世人皆知。想来宗寒在写作此文的时候已经读到，所以笔下谨慎，语调平和，看上去也是摆事实的。
　　不再仅仅凭着马克思的本本作依据，而是听从了江泽民的关于学风的劝告，开始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来讨论问题。

　　作者论述的焦点，仍然是所有制，不然，他就不会说“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也不会断言“如果不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些基本关系（包括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联合劳动分工合作按劳分配，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整个社会的性质也就随之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作者显然试图针对“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相反的根据。道理很明显，既然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理论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保卫原有的所有制体系，也就必须保卫原有的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
　　按照作者的结论，中国的城市经济“基本上是社会化大生产”、“集体所有制工业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也呈不断提高之势”。
　　作者列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他的结论。他说，1995年底。我国30多万家工业企业中，有国有企业8．7万多家，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4．6万多家。国有工业拥有固定资产净值21363．8亿元，平均每个企业实有资产1248．8万元。其中4685家国有大型企业平均每个拥有资产超过6亿元，固定资产净值2。96亿元；10983家国有中型企业平均每家拥有资产8604万元，固定资产净值3691万元；72237家小型国有企业平均每家也拥有资产1124．8万元，固定资产净值473．3万元。一个鞍钢，固定资产净值比1952年全国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净值要大1．2倍，钢产量比1952年全国钢产量大5．6倍。宝钢的固定资产净值比1952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大9倍。即使是那些小企业，也并不是很小。目前全国国有小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净值，比建国初期全国固定资产净值的总和大19倍，流动资金大18．5倍。平均每个小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比建国初期全国大中小企业平均额大7．6倍。全国国有小企业的资产总额比1985年全国大中型企业的资产总和高78％。
　　依据这些数字，作者说，城市工业集中了全部生产资料的大部分，并且已经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工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在全社会固定资产中占的比重，1952年为44．6％，1994年为62％；定额流动资金在全社会定额流动资金中占的比重，1952年为2％。

　　1993年为54．3％；总产出占的比重，1952年为34．4％，1993年为71．4％；创造的国民收入所占比重，1952年为19．5％。1993年为51．7％。与美、英、日、德、意、法功口等七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总和相比，目前我国的钢产量已经相当于三分之一，煤产量相当于159％，石油产量也是三分之一。“可见，我国目前主要工业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程度，不仅已经大大高于马克思生活时代的西方工业国家的社会化程度，而且与当前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也是很可观的。”

　　作者接着谈到集体企业的“集中程度”：大型集体企业的资本金和固定资产高于和相当于国有中型企业，更大大高干国有小型企业：中型集体企业与国有中型企业不相上下，也大大高于国有小型企业，小型集体企业的集中程度低一些，也相当千国有小型企业的36％。“所以，一说到集体所有制，就一律地认为它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规模很小，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

　　作者的结论是，“既然生产资料这么集中，既然这些生产资料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劳动的结晶和成果，那么，它就不能归个人所有，而必须归劳动者共同所有，即归国家代表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
　　作者显然是想要证明他一直没有说出来的一个结论：中国已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初级阶段”了，所以也不能以这种理论为根据来确定改革的方针。

　　在1997年的夏季，的确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陷入思想和理论上的歧路，甚至是“茫茫迷雾”、“大风大浪”。
　　就在8月20日这一期《当代思潮》里，编者写道：“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这是人们普遍希望弄清楚的问题，更是社会主义理论中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只有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在茫茫迷雾（一些人已经制造并还在继续制造种种思想的和理论的迷雾误导人们）里，在大风大浪中，自觉地坚定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也才会懂得怎样科学地完整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当代思潮）编者的这一番活，乃是为发表爱因斯但的一篇文章而作。那篇文章写于1949年5月，题为《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爱因斯但在文章里愤怒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掠夺资本，掠夺劳动的“无政府状态”，指出资本家控制政党、把立法机构和选民分离开来、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报纸电台和教育，造成一支失业大军，并且也造成了对人的社会意识的摧残，而“摧残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罪恶。
　　他说：“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消灭这种邪恶的灾祸，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但是，爱因斯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反而指出“计划经济还不是祉会主义，计划经济完全可能滋生出对个人的奴役。
　　社会主义的建成，还需要解决若干极其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
　　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如何才能防止行政官员具有无限权力和傲慢自负？个人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和如何确保民主力量制约行政权力？”
　　很明显，爱国斯但在40年代留下来的问题，仍然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从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国人在争论和探索着的问题。《当代思潮》的编者似乎并不想理会爱因斯但提出的问题。
　　只是凭借爱因斯但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来抒发自己对于中国今日改革现状的愤怒。

　　这些编者的苦心孤诣，还体现在这同一期杂志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当中。那篇文章的作者郝立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正在焕发出勃勃生机，因为他亲眼看到了1996年盛夏伦敦马克思主义大会的盛况。“这次大会令人瞩目，盛况空前。气氛热烈。

　　场面感人”，作者写道，伦敦市中心的一些主要街道和许多大学校园增添了一道新景观。许多印有鲜艳红旗图案和“MARIXISM96”
　　字样的宣传画格外引人注目。来自英国各地以及西欧、北美、亚洲十多个国家的6000多名代表云集伦敦，举行了为期一周的…96马克思主义大会。会议地点设在伦敦大学，共举行了260多场报告会和讨论会。在众多的与会者中，工人、学者和大学生占主要成分。许多大学生身穿印有“马克思主义”字样丫恤衫，来回奔忙。

　　义务为大会服务。大会专门设点出售各种理论书籍，包括数百种正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研究书刊。

　　很明显，《当代思潮》第46期的编者期望读者产生一种持久的联想：连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但都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消灭邪恶，连现代西方都在兴起马克恩主义的热潮，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那种种否定社会主义的“茫茫迷雾”？在以往一些理论的争论当中，《真理的追求》一向为《当代思潮》的盟友，这一回自下例外。它在1997年第6期发表一篇文章来概述一次理论研讨会的观点。文章题为《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理论研讨会综述》。其中说道：“国有制是全民所有制的唯一形式”“用‘国家控股制’代替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以改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企业，企业的所有权就发生变更。所有者将不再是以国家为代表的全体人民，而是出资者。”作者还“综述“这个理论研讨会的观点说：“迄今为止，由于实行了股份制改造而取得了明显经济效益的实例，一个也没有。
　　此后，不知是由于听到了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还是由于其它的原因，《真理的追求》的批判锋芒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指向人，而是批判书；不再直接批判他们认为错误的观点，而是借题发挥。它1997年第7期上刊登文章：《（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是怎样编造经典作家的论述的》作者肖力严正地指出，南德研究院编写的《股份制就是公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股份制》公然篡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

　　肖力批评的这本书，的确是在用“语录”来阐述马克思主义。这本身就是已经失败且被人们抛弃了的方法。但是肖力所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语录本身具有极大的问题。
　　肖力说，当他从南德集团主办的《南德视界》第276期上读到该书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2条语录后，不禁为之愕然。他列举出3条语录，指出，其中两条是篡改，一条纯属伪造，另外的9条，也充满着歪曲的伎俩。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股份制的全部论述，都是针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讲的，并无只言片语涉及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股份制。日此，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制就是社会主义要求的那种公有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然后，肖力指出，”南德研究院恰恰是在（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这个大论断下和大标题下来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的。
　　显然这是把编者的看法强加在了经典作家头上，从而在总体上构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歪曲。”“肖力最后摆出了从实际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的态度。他说，”简单地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标准来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股份制，或者用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办法来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股份制，都是不正确的。
　　这一段话看上去是不偏不倚的，但实际上还是具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否定股份制只是“简单”的问题，而肯定股份制则是“歪曲”。

　　《真理的追求》批判的第二本书名叫《理解市场经济》。作者仲一夫说它的要害是“为私有化献策”。仲一夫的文章发表在9月11日出版的1997年第9期上，这是十二大召开的前一天。
　　被批判的书的作者是几个外国人、包括奥斯陆挪威管理学院教授A·J·伊萨克森、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副教授、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C·B·汉米尔顿，和冰岛大学教授、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T·吉尔法松。199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它的英文版。

　　仲一夫说，这本书的“实质性内容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怎样全面实行私有化”。其“为私有化献策”的内容有：

　　一～宣称私有化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核心内容，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私有制。
　　——断言没有所有权，没有资本家，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市场经济，新政府的任务是要制定保护私有制的法律。

　　——声言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最重要的改革。

　　——提出国有小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出售。

　　——提出国有大企业私有化的方式：建立投资公司，将国有大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向居民出售或赠送股票。

　　一一一主张让外国人购买国有企业。

　　一～推销波兰一学者的主张：多给官员股票，让他们从改革的阻力变为改革的动力。
　　“他们真可谓用心良苦！”仲一夫感叹，“但他们的用心没有白费，所提主要论点和主张，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差不多都已经一一变成现实。

　　在文章结尾处，仲一夫悲愤地写道：
　　“在那里，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观点在政府决策层和主流经济学家中已占支配地位”；“在那里，已经制定了保护私有制的宪法和法律”；“在那里，国有企业私有化却是成了最重要的改革、“在那里，国有企业私有化按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进行，小私有化即把国有小企业出售给本企业职工、劳动集体、个人或外国人；大私有化即把国有企业股份化，建立股份公司”：
　　“在那里，私有化已经造成了两极分化，并且已经造成了新的资产阶级”：
　　“在那里，私有化已经从根本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制度”。
　　仲一夫没有提到《理解市场经济》的观点是否正在影响中国的改革，但是他提到这本书的中译版在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的批判这本书的文章，题目就叫作《一本为私有化献策的书》。

　　不想争论也不行《中国经济时报》是一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报纸，对开，周四刊。像《当代思潮》一样，这张报纸在1997年夏季也选择了一个日子来表述一些观点，不过，不是“20日”而是“周二”。它所表述的观点，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中国经济时报》显然是在从事一次有组织的活动。它在头版头条位置开辟了“时报专访”的专栏，专门请一些知名人物来发表见解。从7月底开始，每逢周二刊出一次。经过若干星期，忽然停止，几周之后恢复，仍然是学者文章，但已取消“时报专访“的栏题。
　　第一篇“时报专访”刊登在7月29日，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赏思教授与记者斯人的对话录。斯人特别注明，邢责恩是在离京赴北戴河前夕接受采访的。
　　中国人几乎全都知道，中央领导人每年夏季要在那个海滨胜地召开会议，所以，记者的这个”注明”就不免让人产生某种联想。
　　一年多以前，邢责恩曾经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他在那篇文章里面说，在当今中国。确实存在着从不同方面怀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现在有人理直气壮地打着中央强调的’不争论’这一旗号。散布一些错误思想。‘不争论’有个前提，不能让一些错误思想干扰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中央提出的‘不争论’是指不搞无谓的争论。”此文发表于1996年6月6日，他在那一天所说的“错误思想”看来是针对“左”和“右”两个方面。但是，在1997年7月，邢贯思在谈论这场争论的时候，开始毫不容情地指责“左”的干扰。他所谈论的题目便是“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决防止’左’。”

　　他说，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个讲话至今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倒不仅仅是由于有些同志写了一些长篇东西对我们的现行政策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小平同志的理论不以为然。这不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党内外还不是很一致。为什么江泽民同志这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看‘左’的东西现阶段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就是超越历史阶段。无非是你们现在搞的一套东西右了，你们这套东西不符合马列。那么我要间究竟什么叫马列呢？难道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是右？还是你们自己要搞的那一套东西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

　　应当说，党的高级干部将几年来的争论直接地公开在报纸上。

　　这还是第一次。然而邢贪思的这一段话当中还有更加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乃是针对“万言书”（邢责思称之为“一些长篇东西”）中“左“的倾向而发。

　　邢责恩接下来的话更加激烈：“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

　　接着，邢贫思便谈到了一年前他写的那篇文章。他说；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几个重要会议上提出，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七个重要界限，他想讲一讲邓小平理论。”当前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用一个什么东西作参照系。如果按照一百多年前马恩的理论观点来作参照系，那么最后反到我们自己头上来了。因为马克思没有讲市场经济；队这样划分的结果，把我们自己划到反马克思主义这一边了。最后一棍子就打到我们自己头上，这也正是一些思想僵化、保守的人们所欢迎的。所以，起初我们讲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他们拍手称好。为什么？在他们看来，是时候了，按照他们的逻辑，前一段时间反马克思主义大厉害了。其实，他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那一套，僵化的。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他们划入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了。还有，江泽民同志提出要讲政治。有人就利用这一点，认为邓小平只讲经济，把第二代领导与第三代领导对立起来，同时达到他们批邓的根本国的。再加上七个界限，一时好像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认为时机来了。我当时隐隐约约已经感觉到有人利用我们‘讲政治’。‘要划清七个界限’来造谣，煽风点火，进行挑拨。所以这事事关重大（因为实质是要否定邓小平理论。我认为新的社会主义观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根本区别，前者突出经济，后者突出政治。好像一字之差，这是一个根本的转折。我理解讲政治是针对有些地方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对政治方面的问题有所忽视而言的，不是从根本上、从理论上来强调讲政治。江泽民去年‘两会’在解放军代表团上就讲过，当前讲政治，最大的政治就是要把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下去，更没有任何意思要以政治代替经济。”．。

　　以如此激烈的语言公开地指向“左”的思潮，这是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以来的第一次。

　　这篇谈话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使人们不再回避同“左”的思潮的正面交锋。两年多的私下“争论”由此涌到表面，再也没有必要支吾其辞。
　　7月31日．吴敬琏说，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人士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持有异议，断定“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因素的减弱，甚至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他们反对国家为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等不同经济成分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这种说法，在部分干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因而需要给予回答。
　　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记者班明丽的述评，其中说，目前的“种种疑虑，仍然没有超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8月12日．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说，过去人们对市场经济姓“社”姓“资”有疑问，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十口大上已经解决了。现在姓“社”姓“资”的问题进一步深入到所有制层次上，具体地表现为姓“公”姓“私”的问题。“对于怎么解决已经出现的种种困惑和疑惑，有人从马克思的本本中找答案。在去年和今年初一些流传的打印稿中，就出现成段成段地引用马、恩的著作，来说明公有制应该是怎样的。相应地，不赞成这种观点的一些同志为了推进改革，也从马克思的本本中去找证据，论证与之相反的观点。这就出现了我们历史上常见到的奇特现象，观点相左的双方都从马克思本本里面找证据，而且接下来又围绕马列经典作家的这段后和那段话发生争论。比如在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问题上，有的人举出马克思的某句话论证股份制是’私有制’，有的人举出马克思的另一句话论证股份制是向公有制发展的过渡环节。

　　江泽民讲的‘学风问题’就是针对这个误区的。”李君如还说，总书记的讲话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冲破了姓”公”姓”私”问题上的疑惑。“从总书记讲话的大背景看，存在的种种困惑包括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错误观念，但主要是那些超越阶段的‘左’的观念引起的。

　　李锐1997年9月8日写道：“目前不仅是建国以来，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如果不能彻底解决防‘左’的问题，今后还有可能出现麻烦，甚至再走弯路。”他还说，“不要怕马克思，我们做的已超过了马克思。…‘党的76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他还建议总结197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连串“不能回避讨论”的问题。包括，是否存在、为什么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问题？今后如何防止“左”？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复辟或存在严重复辟的危险？如何以公有制企业为主？初级阶段将经历多长时间？还有邓小平甫巡前后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姓“公”姓“私”和姓“社”姓“资”的问题。
　　9月9日．董辅扔说：“前一段时间看到仍有人在文章里写道。

　　市场经济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更换了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还是有姓社姓资的问题，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表面上看来是承认了市场经济是我们改革的方向，但实际上最后拐弯抹角又把问题扯到姓社姓资上来了。”“整天纠缠干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中，这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党得这种现象不可小看，需要重新澄清认识问题的疑惑。”

　　差不多同时，《经济日报》刊登记者张曙红的文章。张说：“姓‘社’姓‘资’的争论渐息，随之姓‘公，姓‘私’的纠葛渐起。”作为姓“社”姓“资”之争的延续，姓“公”姓“私”的问题“成为新形势下困扰人们思想的主要障碍。”。

　　于光远说，“有人散布一种错误观点，即用公与私的抽象对立来取代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其实这就是改革前‘一大二公’思想的翻版。…9月13日．任仲夷在十二大小组会上说，5年前，他在十四大小组会上发言时就曾说过，“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阻力和干扰，很可能还是出在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上，当然也有可能表现的形式不同。”现在他有些“不幸而言中”的感叹。他说，十四大以来，特别是近两年，姓“社”姓“资”的问题又从姓“公”姓“私”的争论表现出来。一直有人在用各种方式宣扬”左”和极左的恩想。

　　可见“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反“左”仍然是长期的任务。他说，我们要谨记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邓小平有一个重要思想，这些年始终被人们念念不忘，这就是·‘不争论”。。

　　可是，现在看来，中国的事情，已经到了”不想争论也不行了”

　　的程度。

　　这是1997年夏季出现的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动向。
　　外国人争说“谁上谁下”，中国人惊问“姓公姓私“天安门广场被鲜花簇拥着。一半为了国庆，一半为了十五大。

　　广场中心盘踞着一个巨大的花坛，据说其直径可达68米。一股泉水由花坛中央喷射出来，四周则有15个小喷泉紧紧环绕。水池之间均有如意花卉图案相联系，花坛名曰：“万众一心”。

　　广场的四角另有4个花坛。与“万众一心”遥相呼应。“西北”

　　与“东北”乃是相互对称的巨大花篮，名为“万紫千红”。“东南”的花坛表现着粮囤和果篮，一派丰收气象。“西南”的花坛凸显长城、山海关以及嘉峪关的姿态，似乎要将祖国山河之美尽收一隅。
　　两条鲜花组成的标语，分列入民英雄纪念碑左右。
　　一边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周年”；一边是，“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但北京的老百姓已经看惯了鲜花，他们希望能够看到鲜花后面的东西。

　　几百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聚集在京城，更多的记者、学者、官员在海外发表评论。

　　外国记者看到了鲜花的后面一片空旷：一个画匠正在修饰毛泽东的巨幅肖像，然后是大会的召开。广场戒严了。这是惯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妇女似乎是不习惯，她走到禁区里面。三十警察驱前阻止，并且把她带出禁区。诸如此类的事情为外国的记者广为张扬，作为中国政治仍然不能开放的一个证明。
　　鲜花的后面正在涌出无数“谣言”。
　　．香港股市上传出消息，说朱铬基副总理没有和江泽民一同去参观那个”辉煌的五年”展览，乃是因为健康原因。而在美国，《时代周刊）猜测到：“朱铬基将于明年继任下任总理。”

　　还有其他种种猜测，全都关乎“谁上谁下”。

　　外国人正在做他们的“预测游戏”。每家报纸似乎都是消息权威，或者是先知先觉。他们甚至也开始关注“选票”的作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言论预测说：完全可能出现“部分相当重要的政治人物在选举过程中落选，或某个意想不到的人物突然冒升”。按照这家报纸的判断，既然在选举“十五大代表”的过程中，已有一些人意外地落选，那么，选举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候补委员的时候，“落选”的场面又焉能不会重演？这样，到了十五大召开的前一天，也即9月11日．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便成了“辟谣会”。
　　外国人的确能够听到无数的“谣言”，他们甚至比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还要多，并且能够找到无数证明他们观点的事实，但他们却很难理解中国。比如经济的运行由民间来操作，这在西方人眼里，从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谈及中国人正在争论姓“社”姓“资”。

　　或者说是姓“公”姓“私”，他们会觉得好笑，会说“这还用得着争吗？”

　　在1997年。西方人关注的是“克隆人”、是火星探测、是“深蓝”

　　为什么能战胜卡斯帕罗夫、是“微软”有没有违法垄断计算机软件市场之行为、是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是朝鲜的饥荒……他们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把时间用在纠缠这些无谓的问题上。
　　那是他们不能了解中国的国情，不能理解意识形态之争给中国人留下的刻骨铭心的感受。

　　李鹏：十二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不出世人所料，这个报告的主旨，也就是江泽民在“五·二九”

　　讲话当中阐述的精神。其中很多活，比如关于“旗帜问题至关紧要”的一段话、中国改革“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一段话、“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没有出路”的一段话，与“五·二九”讲话完全一样。

　　也有一些话，“五·二九“讲话中提到而后来未见公开发表、这一次则在报告中公开重申。比如“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报告说，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报告的论述相当全面和详尽。其中至少有三个部分最有新意，也最有可能令“万言书”的作者们感到不快。

　　第一，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重申10年以前十二大政治报告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扬。

　　第三，确立新的所有制理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

　　江泽民在报告中建议，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称为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称为邓小平理论。
　　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江泽民回顾了1978年冲破”两个凡是”的过程，回顾了1992年冲破“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的过程，尽管他没有使用“第一和第二次思想解放”这样的提法，但是他接着说：
　　“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加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泽民说：。

　　“这样的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论述，应当说是理论方面最具突破意义的一段。江泽民说。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他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应当说，这是党中央在正式的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进而第一次将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传统的公有制。

　　其中所包含的关键性的修正至少有10个方面：

　　一、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仍然不合理，需要调整和完善；二、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三、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
　　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针对全国而言，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可以不同；五、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六、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
　　七、选择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摈弃；八、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九、非公有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
　　江泽民在报告中坚决地维护了被”万言书”批判的”抓大放小”
　　的方针。他说：”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怎样抓好大的？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解释说，就是在每个行业当中，“抓好”

　　国有的大型企业的前几名，优先发展。要建立几家跻身“世界500强”的中国大企业。
　　“放小”呢？江泽民在报告中所说的办法，正是被“万言书”批判过的”私有化”的办法，“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

　　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此后两天。十二大会议上，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开始同仇敌汽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

　　在十二大陕西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朱馆基再一次用相当多的时间谈及所有制的问题。
　　朱铅基说，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牢牢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因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危险。

　　他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辩护道：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只会有好处，发展是硬道理，缺了一条腿，发展就快不了。

　　朱铬基说，所谓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个问题，要作客观分析。他说，”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样一算，就不一样了。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同属于公有制经济，不管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是不是控股，都不影响外资企业的地位，也不影响对外资企业的政策和其经营方式。

　　他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鼓励它们的发展，中国对各种各样的经营成分一视同仁，并且要创造条件，使它们公平竞争。

　　他还宣布，目前推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在乡镇企业中所占比例，比城镇企业为高。已经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其经济效益都比较好，因此，一般职工都欢迎这种股份合作制。

　　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出一条路”，今年上半年盈利的企业的盈利总额和去年同期比增长了1．15倍。情况已经证明，国企的改革道路是正确的，调整和改革成效已经显露。

　　他重申，中国政府有信心在3年内使大中型国企走出困境。

　　他说，本世纪末到现在，还有3年又3个月多一点，这就是所谓“用3年时间”。具体说，让国有大中企业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加大国企“兼并”和“破产”的力度。
　　劳动部长李怕勇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会对中国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造成一定的压力，人贝流动和职工下岗是难以避免的。

　　其它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更快发展，又必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有了这些来自官方的言论，我们的确可以相信李鹏总理在十五大小组讨论会上说的一句话。他说，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1997年秋季的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和零点调查公司联合作了一次调查。调查者利用快速电话系统，在北京、上海、广州3个城市访问了205位企业经理。在所有被访问的经理层人员中，国有、非国有、三资企业经理，各占三分之一。注册资金在100万元、101万元一1000万元，以及1001万元以上的企业，各占三分之一。

　　有一个问题是直接涉及“国有制”的：除了有关国计民生领域的国有企业外．其它国有企业的资产使用何种组织形式较为有效？205位企业经理中，63。9％的人选择“股份制”；40％的人认为要“采取多种组织形式”；14．696的人推崇“国有民营”也即租赁和承包：12．7％的人主张出售、出让给私人。

　　主张国有独资经营的人，只占5．9％。

　　调查者的结论是：十五大提出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以及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造的思路，在这3个城市的企业经营者中被广泛地认同。

　　另外一个结论虽然没有讲出来，但也不言而喻。这就是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在十二大上说的一句话：用一切方法反对”左”
　　的思想，仍是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当然，在1997年从夏到秋的日子里，大多数省市区并没有公开地指责谁。但是他们的言论之倾向，却明摆着已经同“左”的思潮分道扬镳。
　　从8月4日开始，山东的《大众日报》以（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为题，连续报道全省各个领域取得的进展。

　　从8月底开始、深圳的（深圳商报）连续刊发评论员文章呼吁在改革开放中敢闯敢试。
　　从9月开始，广州的（粤港信息日报）连续刊发文章呼吁“让思想冲破牢笼”。
　　四川省省委书记谢世杰说，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同等重要。
　　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富民兴川的战略目标。要像抓国有大中型企业那样抓好民营企业，把发展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安徽省省长回良玉说，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

　　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应成为安徽省企业制度创新的主流形势。推行股份经济在全国的大势己不是星星之火，也不是方兴未丈，而是如火如荼，将成燎原之势。现在是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有出路。
　　江西省长舒圣佑说，“不求其纯，但求其佳”，“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而束缚自己”。

　　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摈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消除出售国有资产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
　　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说，辽宁将选择一批大企业实行委托租赁经营，由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大财团大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

　　只要有益于合作，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
　　浙江省丽水地区行署秘书长贾荣方说，贫困地区更应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在这个“让思想冲破牢笼”的季节里，建筑行业里的一个老板，迈出了藏身20年的“掩蔽所”，公开在合肥注册成立了广厦股份合作制公司。他叫沈文涛，存此念头已有多年，但始终害怕别人指责他的企业的性质，所以多年来不断更换牌子，不是挂靠在这个“集体”就是挂靠在那个“集体”。

　　现在，他说：“我决定跨出这一步。”

　　新思想与新理论于光远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是，自从90年代开始之后，他便很少公开阐述他的经济理论。

　　现在，他又开始写文章了。

　　于光远的新文章题为《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初稿》。“辞典”初稿写于1997年6月18日，并且在9月3日改毕。
　　不久后发表。他在文章的最后声明，这是“未最后定稿，正等待征求到意见。”

　　这一次，于光远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解释。
　　他说，1982年修改宪法时在公有制前边加上了“社会主义”四个字，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时举手赞成的人包括他本人在内部没有觉悟到这里面的价值，今天应该充分认识这一点。
　　意义何在？于光远说，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公有制。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所以，这种公有制才成为宪法上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他进而解释“社会所有制”的概念：“社会所有制是社会公有制的‘根本性质’。”
　　他说，社会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劳动群众的合作所有制、社会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社区所有制、社会主义的社团所有制、社会主义合作社所有制、社会主义企业所有制。
　　他说，股份制是社会所有制的一个主要形式。股份公司是属于社会所有制混合形式的一种经济组织，他认为，”将来我国社会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之一，是表现在股份公司中的股份制这种社会所有制的混合形式。”
　　于光远的“辞典”对所有这些所有制形式一一加以解释。但是，他却不认为经济现实中存在着全民所有制的形式。他说，全民所有制”是人为地构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概念”。他还坚决不能同意将全民所有制同国家所有制视为同一个东西。并且说，“这个问题到了必须下决心纠正的时候了。”
　　于光远提出了“混合形式’’和“过渡形式”的概念，“从绝对意义上说，在现实生活中一切社会所有制形式都是社会所有制的混合形式”。不少社会所有制的形式是“不稳定的，它会比较快地变成其它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于光远为什么要用“辞典”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所有制的问题？也许这位经济学家惊讶地发现，很多人其实连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也还没有搞清楚，便大义凛然地投身于姓“公”

　　姓“私“的争论。有如他在“辞典”中所说：“至今在我国还有一些人不顾大局，对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持相反意见，企图用姓‘公’姓‘私’的抽象的对立，来代替三十‘有利于’的原则，把‘公有，强调到很不适应的地位。”

　　他说，“只有把不论公有、私有都视作神圣财产，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存在，才能进步”。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必然向社会财产转化，在这里，“只存在社会化而不存在私有化。”

　　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思想理论界，继1978年、1992年之后，在1997年夏秋时节出现了第三十最活跃的时期。

　　活跃起来的理论家，不仅仅是于光远一个人。

　　还有王旺，他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他在谈到国有企业的困难时说，“我认为，现在最迫切的是解决所有制问题”。他还说，“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不是所谓公有制，也不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是劳动者成为所有者”。要让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同时成为所有者。
　　这正是厉有力曾经论述过并且遭到严厉批判的观点。
　　还有高尚全，他是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副会长，他说，“只能用‘三十有利于’的标准衡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还有董辅扔，他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就像八宝饭。八宝饭里的糯米是主要成分，没有糯米不是八宝饭，但糯米本身并不是八室饭。八宝饭里还有红枣、莲子等其他成分，这些东西本身也不等于八宝饭。但没有这些东西单有糯米，那只是糯米饭。只有把糯米和红枣、莲子等组合在一起并以糯米为主导才是八宝饭。所以“如果只有公有制经济，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会形成市场经济，从而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绝非权宜之计。如果将来生产力发展了，就不免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那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区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区分不清楚。我认为，真要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的话，关键就是看能不能把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结合起来。”

　　还有刘国光，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特邀顾问。他说：“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还有吴敬琏，此人素有“吴市场”之称。他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不能有所突破，不但国有经济有可能站不住脚，整个民族工业在大工业、大商贸、大金融的领域中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改革的最大的政治思想障碍在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所下的定义，即：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支配地位十计划经济，仍然在于部和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任何降低都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的削弱。
　　吴敬琏说，社会主义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和在国家控制下的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论断，是由斯大林在20年代末期苏联党内的严酷斗争环境中强行作出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但是它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仍被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夭经地义。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数十年追求“一大二公“的错误方针，显然就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提出的。正因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过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吴敬琏列举出不少事实，证明增加国有制的比重，并不能自然地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他说，苏东国家在政权易手时，国有经济的比重都高于我国。以苏东阵营经济最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为例，1989年11月政权易手，当时只有1．2％的劳动力2％的注册资本和可以忽略不计的国民生产总值属于私营部门，国有经济的比重不可谓不高，但政权仍旧丢失了。罗马尼亚是苏东阵营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也远远高于我国，在政权易手两年之后的1992年，人均GNP771美元，其中只有25％是私有部门创造的。所以，吴敬涟说，”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他说：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

　　只要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无论国有经济成分是多是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
　　邓小午在批评苏联模式的时候曾经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看来吴敬玻接过了邓小平的思想并且加以充分发挥，他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干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思想。”
　　还有晓亮。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经济理论界，晓亮尚未具有于光远、王汪、高尚全、刘国光和吴敬琏等人那样的名声，但是，他的理论显然更加大胆和不留余地。
　　他的研究成果名为《理论的突破与改革的突破》，发表在1997年11月20日出版的（财经问题研究）上。

　　晓亮的基本出发点是，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不进行所有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不起来的。

　　他由此提出了所有制理论上需要重新认识的10个问题：

　　一、破除国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恢复马克恩的社会所有制概念。

　　二、敢于承认国有企业的种种问题都同所有制有关，才能下决心从深层次上找原因，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三、在国有经济改革问题上；要突破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了，国有资产出卖了，会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失去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
　　四、产权制度改革是解决国有企业深层次问题的改革，只能前进，不能退缩，退缩是没有出路的。

　　五、股份制是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发展的伟大创造，是企业资产组织的高级形式。他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大胆采用。六、破除非公有经济发展了会使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的观点。

　　促使多种经济成分协调健康发展，既是改革的需要，又是发展的依托。

　　七、突破国有高于集体，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低级形式，集体要向全民过渡的传统观念，确立集体经济的独立地位。

　　八、资产同职工个人相联系，真正实行“民有。民管、民享”的合作制，是社会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更符合或接近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概念。
　　九、对民营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看法。从改革和发展的观点来看，民营经济，民族工业，民间的积极性等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十、在整个所有制改革或企业改革中，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制度的创新和建设上，放在按照规律办事的法制建设上，而不是放在人治上。

　　在对这10个问题详加论述之后，晓亮谈到一个全新的概念：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税收。这个概念本由经济学家张曙光最先提出。现在，晓亮进一步解释说：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应是税收。只要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国家掌握的税源越来越大，税收越来越多，国家办的事情就可能越来越多，国家的实力就越强，国家的经济基础就越雄厚。相反，即使国有制或公有制办了很多，但是如果办得不好，老是微利或亏损，还要国家补贴，经济基础也不能认为是巩固的。

　　所有这些论述在1997年下半年一起涌出，成为中国经济理论舞台上的主旋律。从表面上看，这些阐述还不能说是系统的和成熟的，其中也还带着某些仓促上阵的味道。但是，有一个局面已经不能置疑：所有制从此不再是一个理论的禁区。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也可以发表任何意见，包括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过的话和没有说过的话。
　　思想的解放正在带来理论的解放。 上一页 cnlu.net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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