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进入到非市场经济领域的产业部门。我在上面说过，在非市场经济领域，适用于市场经济领域的经济规律大多不起作用或不直接起作用。
我们说经济，大抵是要以较少的投入换取更多的产出。我们将看到，非市场经济领域的产业也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虽然可能没有在某一具体产业部门中直接体现出来，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它是可以以较少的投入换得更多的产出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它就不能被称为产业部门，因而也不能存在于经济领域。
与市场经济领域相对照，非市场经济领域的重要特点是它所具有为公众服务的公共性质。这是与追逐私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领域的根本不同点。一 第四产业是社会的公共产业
非市场经济领域是以产业标准划分的，非市场经济领域的产业形式就是具有公共性质的第四产业。
1、公共产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
当世界经济发展到世纪之交的时代，当世界经济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时，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公共产业已经在经济中占了一个可以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之为发达国家，就在于它不但有强大的市场产业，而且还具有最大规模和比重的公共产业。如果我们除了不能取消的基础设施等硬件外，将其起作用的第四产业的软件机制如社会保障制度等加以废除，其经济必然又回到三十年代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之中，整个经济必将无可挽回地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因此，与马克思时代不同，以公共消费为特征的公共产业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根本基础。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的产业其生产目的是谋求个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消费进而公共产业必然被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所忽视，那么，在社会主义中具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某种形式的市场产业的生产者，是否就不存在公共产业被忽视的机制基础呢？
现实的回答是否定的。无论是在过去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第四产业一般都是被忽视的，不但被生产者忽视，而且被社会主义国家中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所忽视。
由于第四产业的非市场性或公益性，以利己动机为动力的市场机制，在这一非市场领域往往处于失效的境地，这是一。第二，第四产业作为公共性产业，又是现代市场经济最基础的产业群，于是，第四产业作为政府的公共选择存在。
马克思的时代，第四产业远不是一个产业，政府受重商主义的影响，还是小政府，政府干预经济以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想法连影子都没有；邮政还只是刚刚起步，电讯产业还不存在；蒸气机还是主要的动力形式，爱迪生刚刚在苦苦酝酿他的电灯发明；铁路运输在运输业中只占很小的份额，主要运输形式还是以水路运输为主；整个时代还处在资本家残酷榨取剩余价值的血汗工厂阶段，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存在现代的公用事业的任何概念；农业和农村产业被当时的现代工业剥夺，大量农民破产成为无产者涌入城市；同时，现代的第三产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也还不存在或者说不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在现在看来仍处于很低的阶段，以致于看上去可以容纳所有的剩余劳动力而创造一个富足的新社会，只需要把新的生产方式机械的扩展开来使之普遍化就可以了。以生产必要的种类很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为其主要特征的经济使得调节整个经济的各种比例和制定统一计划看上去有着很大的把握，因而全国按照一个统一的计划进行生产以实现新的社会构想似乎并没有什么不现实的成份。
为那时的生产水平和生产规模所决定，公益事业对生产的影响不是很大的。而社会生产发展到今天，真正的现代化经济决不可能在短缺的公共产业的基础上正常运行和正常发展。教育对人力资本的作用；基础设施对大规模的生产的作用；福利设施对社会经济环境的作用和对现代劳动力再生产的作用；公共秩序产业的作用；我国的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作用和市场作用。这些，都是现代经济正常发展所必要的。
可以说，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第四产业的领域在不断扩大，重要性在不断加强。
2、第四产业是政府调节的经济基础
当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时，他是作出了一个首创。从这个比例关系中引伸出来的一系列经济平衡关系，接下来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理论基础。
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即公用部门与非公用部门的比例关系，或者进而是说第四产业与三个产业的比例关系，或曰市场产业与非市场产业的关系，马克思没有着重指出。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中，这一比例关系乃是最重要的比例关系，直是挂在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须臾也离不得的。
这是因为，价值规律通过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配置资源，从而形成各部类、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均衡，整个的都是“看不见的手”自动发挥调节作用的过程。
然而，这个“看不见的手”恰恰在第四产业与其它产业的比例关系的形成上无能为力。道理很简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手”，而是社会上每个人为追逐私利，追逐利润的动机所驱使，从而促使社会资源的配置从利润低的部门向利润高的部门转移，最终在经济的不断运行中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率，从而实现社会生产内在比例的协调。而第四产业中都是利润很低或没有利润的产品或劳务，或者是容易被垄断而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产业。所以，即使在一国经济中，第四产业的产品和劳务严重短缺，“看不见的手”也不能自动地把必要的资源配置到第四产业。因为这支“看不见的手”实乃是一支自私自利的手，在为社会为公众这样无利可图的领域，它是不肯插“手”涉足的。这样，第四产业和其它产业之间的合理的比例关系在市场经济规律自发作用的基础上就无从实现。
作为利润低或没有利润的第四产业，并不能就说是不重要的产业。也许恰恰是因为其对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太重要了，才会弄得无利可图。总之，没有第四产业或第四产业办得太少、太差，整个经济就不可能正常运行，差不多的有利可图的产业或部门都可能会因为第四产业的短缺被搞得无利可图。这样，对现代经济来说，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产业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鱼和熊掌必须兼得，即便是古圣人的话也顾不得了，不能放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
然而，第四产业实际上有很大的利益，很大的利润。但这是对整个社会，对大多数人而言。它所产生的效益不能直接落实到某一经营者或生产者，也不能用通行于市场经济领域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而是全社会、大多数成员都能受益的产业，因此就只能由全社会、大多数人的代表机构──政府来办。于是，政府就有了兴办和管理第四产业以使全社会、大多数人受益，以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进行的职能。
在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中，也许不该有什么全民经济、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政府也许不该办企业，也许不该直接控制经济，但是它必须兴办和管理第四产业。同时它还必须办好和管好第四产业。办好和管理好第四产业是政府的本份，本份的事没有做好而去做其它的事，这叫做不务正业。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当包产到户的政策在农村取得很好的效果的时候，人们开始酝酿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一句“把包字请进城”概括了当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后来这个“包”字直被引进了在现在看来是属于第四产业的领域，如学校、机关等部门。包是承包的意思，目的就是要赚钱。当盈利的动机一旦进入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的产业，弊病就出来了。随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包”字，也就完成了它的冲破陈旧观念的历史使命，被新的改革形式所取代了。
同时，第四产业本身又是政府调节和管理经济的基础。政府调节和管理经济，又不能对市场经济横加干预，那么拿什么去调节和管理经济呢？有第四产业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大致就可以无往而不利了。
二 非市场经济领域的规则
说规则而不说规律，这是因为，这里的规律是市场经济规律的间接作用。即经济规律强制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表现形式，往往不是直接的和经济的。
说不是经济的，是说经济规律的作用在这里往往表现为政治性的和社会性的后果。
经济规律的调整经济，往往是以政治性的和社会性的形式进行调整的结果。
说它只是规则，是因为在这个经济领域，某种规律的作用往往只是通过领导个人的或机构意志表现出来，因而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
尽管如此，非市场经济领域的规则还是存在的。它是社会的意志机构根据客观规律的要求作出的经济决策的准则。今试表述如下：
政府在以法律和行政手段维护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前提下，使用恰当的非市场经济手段调整和引导市场经济从而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保持社会的基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的平等和和谐。
三 有限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是讲究政府干预的。西方国家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政府干预的调节经济的各种政措实施至今，效果是很明显的。最大的成效可以说就是作为一种危机性质的经济波动基本消失了。
然而凯恩斯主义存在着它的局限性。
第一、其赤字财政以创造需求的理论，只适合于生产能力大量过剩，社会存在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的经济社会，一般说来不适合短缺型经济。当然对处于短缺状况的一国经济而言，并非绝对不适合。如果国外存在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资源，其国内具备迅速吸引国外资金的经济机制和社会条件的话，也可以谨慎地进行扩大总需求的管理。
第二、凯恩斯的理论只对几个经济总量进行掌握和控制，追求的只是一个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关系，完全不涉及各个部门各个产业之间及其内部的平衡关系。这是很片面的。他的理论前提仍在市场经济机制能够自发的配置资源这个基础上。然而，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机制本身都不可能自发的向第四产业配置资源。于是，如果不分析各个产业之间及其内部的均衡关系，他的创造总需求的政策主张就只有在社会生产全面均衡过剩时这样一个大前提条件下才是正确的。
第三、这就有了一个新的命题，有效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将过剩的生产力转移到短缺的生产部门。这里说的过剩的生产力，不是社会生产能力的全面均衡过剩。事实上，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现代经济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均衡过剩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一个社会生产力全面均衡过剩的国家里，成为达到饱合程度的经济，不管怎样管理总需求，恐怕也不能有快速的增长。
第四、历史证明，一些实施凯恩斯政策取得成效的国家，其扩大总需求的资金取向，大抵都是历史性短缺的第四产业的生产部门。盲目扩大总需求的，伴随而来的，或者是通货膨胀，或者是更剧烈的经济波动。
第五、政府的扩大总需求的投资取向如果是第四产业，因为是私人或社会集团所不愿或不能投资的领域，一般说来不存在所谓挤出效应。如果是其它产业，因为是私人或曰市场投资领域，就极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
第六、凯恩斯通过“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的心理规律，来说明在一般情况下总是有效需求不足。一般说来，三个心理规律是有的，但不是全部。
以中国经济而言，它有着很高的储蓄率。我们假设为30％，一般地说，这30％的货币实际上是不能存起来的，而是要通过银行再投入生产过程，创造产品和劳务。如果银行就此把这些货币放进银箱不动，真正的存起来。结果就是这个社会只有70％的有购买能力的需求，30％的生产力就得闲置起来。于是，产品过剩和失业的问题也就出来了。但是，银行没有那么傻，它把钱借给需要的人，并索取有利可图的利息。这样，凯恩斯就把问题解决了。借钱的人最终把30％的钱都花出去了，总需求和总供给也就平衡了。政府的任务就是通过财政金融手段保证把这30％花出。但凯恩斯认为银行家那里不是问题，他对银行家是放心的，银行家总是要把钱贷出去的。问题出在一是因为“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作用而使没有人去向银行家贷款，二是私人把货币放在手边不用。这样，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就萎缩，导致萧条和失业。
然而，如果我们把经济的运行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人们把这30％存入银行，是要把消费推迟，即要在当前退出消费，而在年老退休或在其它情况需要用钱的时候又把它投入消费。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时段，既有年轻人存钱退出消费也有老年人取钱加入消费的情况，一般能达到某种平衡。所以，一个时段的储蓄率或存款余额就是人们实实在在要退出当前消费的凭据。这时借钱的人，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生活消费，而是为了投资消费以钱生钱，因为借钱用于生活消费最终是无法还钱的。
初初一看，借钱用于投资需求，也能达到凯恩斯管理总需求的目的，在一定条件下，也确实能够达到管理总需求的目的。问题是，存入银行的30％储蓄实际是要退出消费的，而这30％储蓄在投资者手里用于投资需求，最终还是可能要生产出消费品和劳务来。这样不是消费品和劳务的供给又大于有购买力的需求，生产又过剩了吗。这时，客观上有两个办法可以在一段时间解决问题。一是这个30％储蓄就在投资领域内循环，使生产资料的生产不断地自身膨胀，以实现所谓“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二是出口以扩大市场需求，因而能够扩大总需求。实际上西方国家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就是通过拓展世界市场来扩大总需求的。但出口总是要进口的，最终同样面临两大部类的选择。
相当大一部份社会发展资金在生产资料领域里循环膨胀，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为此，专门总结出了“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的规律”作为理论依据。这样，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分配资源，将大量的资源投入生产资料生产领域，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投资需求自我循环的总需求。这个总需求是与总供给相平衡了，经济减少了波动，因而在一段时间里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个平衡中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各自的构成却未必就是经济发展内在所需要的构成。这样发展到一定程度，高速度就必然不能持续下去，而在这具有相当的产业规模的经济条件下，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因为大量的资源用于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中去了。而这时，再回过头来生产消费资料，其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的构成，就必须面临一个大的转变。这远不仅是资金的转移，大量已经形成的生产投资资料的生产能力，必须完全废弃或重新改造。实际上即是说，以前的高速度中相当多的百分比要作废，经济实际上仍然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前苏联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个问题。在几十年中以高速度发展起来的有着相当大规模的国营经济，一夜之间要搞市场经济了，其经济基础的产业构成却与市场经济要求的构成相差很大，或者说，与社会总需求内在所要求的产业构成相差很大。一国的产业结构是物质性的，这种情况下要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只能在国家的控制下逐步的进行。基本原则就是要在转变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利用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使其在不形成大的损失的前提下逐步转化。这和德国战后的币制改革完全两样。人们往往把战后德国的币制改革当作自由市场成功的典范事例，然而当时的德国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而且德国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观念就是市场经济的，没有要转变的问题。而前苏联人面临的是几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观念和几十年中形成的物质产业基础都需要转变的局面，那里是可以一夜之间就转得过来的呢？
无庸讳言，中国经济在八十年代面临的也是政府周期性的制造投资需求的局面。中央放开一个口子，各地蜂涌而上，都是搞基建项目的。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经济增长速度一时似乎很高。但一段时间后物资全面紧张，高速度再难以为继，被迫进行调整，大批基建项目下马。几年一平均下来，增长速度也就是10％上下，由于投资结构不合理及经济波动造成的浪费（大批在建的项目占用资源与建成项目不为社会需要造成的低效率的企业和闲置的生产能力），实际增长速度应该是低于10％。这与1993──1996年的10％上下的增长率是不可比的。
所以，正确的方法是，扩大总需求以求得总量平衡的管理最终只能落在产业的平衡上，通常是第四产业与其它产业的平衡上。这时的货币的管理只能是辅助的手段。
因为它并不能自动造成经济总量的真正均衡。
在中国这样的高储蓄率的国家，只有第四产业提供的大部份产品和劳务是不会过剩的，因为这方面的欠帐太多了。因此现在，我国在这方面的欠帐是一笔财富。政府投资的取向，货币供应管理的取向，都可以指向第四产业，在不必担心大的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四 有效的经济增长和无效的经济增长
人们用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量化的经济指标。但经济增长率并不是一个能绝对说明一国经济之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的指标，它仍然有相反的两个方面：无效的经济增长和有效的经济增长。
不能满足社会真正需要因而不符合经济发展内在所要求的产业构成关系的经济增长是无效的增长。
比如，前苏联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指导下搞出来的经济增长就是无效增长，这反映在90年代初当他们回头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其在高经济增长率下形成的产业基础，由于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一大批已经形成工业生产能力处于不得不被淘汰、被废弃的境地。于是，生产全面下降，通货膨胀高居不下，经济降到了谷底。当然，这个谷底的形成也有其它主客观原因，但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去年份的实际增长率形成的经济的真实水平。
我国在经济过热时候上的多数项目所形成的高增长率也是无效增长。
政府决策造成的重复建设和低水平建设同样也都是无效增长。因为由此而形成的大量生产能力的闲置和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带给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
同样，市场产业的无序竞争造成的生产过剩也是无效增长。因为它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当然，在一定限度内，市场领域的无效增长往往是有效增长的前奏和前提，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种无效增长造成的竞争局面，往往是新的技术进步的推动力，只要它没有发展到危机程度。这是它和政府决策造成的经济无效增长的区别。
有效的经济增长是符合社会需要的生产的增长。符合社会需要的生产增长是能够保持经济发展内在所需要的比例关系不但在经济总量上而且在产业构成上的形成平衡的一种增长态势。
追求有效的经济增长，应当是我国经济管理的一个长期的政策方向。在今后十年到二十年间，我们把第四产业的事办好了，我们的经济就会有一个快速的和有效的增长时期。五 第四产业的运作
第四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群。它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同时又与市场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则上，它主要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企业、事业所构成的产业群，因而它的运行与其它产业群有着若干共同之处。然而，第四产业最重要的是它与其它产业的不同点：
1第四产业对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
2经济正常运行对第四产业的依赖性。
3政府对第四产业的强有力的控制。
上述前两个特点，前面已经有所说明，本章着重说明第三个特点，即政府对第四产业的控制及其控制形式。
政府对第四产业的控制是由来以久的。资本主义自罗斯福总统始，政府通过“新政”对属于第四产业的部门就进行了强有力的控制。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更是把所有的产业都改造成了第四产业。但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早期社会主义的，都很难说是自觉地通过对第四产业的掌握和运用，达到促使社会经济按照其内在所要求的比例均衡迅速发展的目的。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干预这种形式掌握和运用第四产业，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但同样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社会主义就总的方面来说，是教训多于经验。但自觉运用第四产业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则是社会主义的本份。
对第四产业的掌握和运用，有它的普遍特点。但在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性，这特点，表现在政治制度上，也表现在经济机制上，甚至表现的思想观念上。因而，对第四产业的运用也有自己的特点。
第四产业外延和内涵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即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府管理的第四产业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要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无疑，第四产业的外延和内涵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的。
下面我将逐一的讨论第四产业的各个部门构成。
1、公共秩序产业
用于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设施和服务。这一类产业包括国防、司法、治安、消防等。
国防是国家的防务力量。当今世界上，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是世界并未真正太平。
中国近百余年的近代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就要受人欺侮。所以国防是非常必要的。
就构成国防的主要实力基础而言，相当大的成份属于制造业范畴，然而它显然不是属于市场经济领域的第二产业，因为国防产业没有任何直接的经济效益可言。然而，以外敌用武力进入国土进行经济掠夺造成的破坏与和平进行经济建设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相比，它的效益大得简直不能计算的。所以它是国家用以维护独立和统一的暴力手段。在很多经济学者的产业划分中，它是不属于产业范畴的。
然而，国防是属于第四产业的一个部门。它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安全服务，就同保安公司为企业提供安全服务一个道理。在国外，它所形成的威慑力量对整个国家以及国民在世界上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在国内，它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强大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不可能在四分五裂的国家进行，现代的商业活动也不可能在分裂和割据中顺利进行。
国防本身不是生产性的产业，它消耗的资源也是国民经济其它产业需要的。因而国防建设应强调精兵和高技术的特点，在保证强大的国防力量的同时，尽可能保证其它产业部门的资源需要。但国防开支的不同构成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起着不同的作用。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调整国防开支的量和构成可以起着调节经济的作用。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二战时期美国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其经济在战时有了巨大的增长；朝鲜战争时间，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由于军供需求，也进入一个繁荣时期。越南战争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一段时间的繁荣。战争是不可取的，侵略战争尤其不可取，然而，如凯恩斯所指出的，其通过战争扩大总需求造成经济迅速增长的事实，却是不可不知道的。
从历史上看，很多现在普遍和广泛使用的民用技术，都是从战争中，从军事应用和军事科研上来的。国家尤其是大的国家，在国防需要上所能集中的科研技术力量的规模和实力，是任何民间企业或私人企业所不能企及的。因此，国家投资用于军事目的的研究和开发，终究要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一个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当然，这需要一个好的机制，一个能有效地促进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转化的机制。这里既需要有政府的积极性，又需要有军工企业和民间企业的积极性。
作为管理总需求的需要，可以考虑在军费开支里，增加战士津贴的比重。考虑到中国大多数军人都是从农村来的情况，可以将增加的军人津贴转为军属津贴发给其家属。一则使军人家属的生活过得体面一些；二则也是管理总需求的需要。因为我国的基本资料的生产，除了粮食生产外，生产能力总的说来是过剩的，虽然这种过剩相对于几亿人的低生活水平来说是完全不正常的。居住在农村的军属，拿了这些钱，也无非就是增加些日用品的消费，买个洗衣机看个电视什么的，或者整一下老屋打点家具，这都是应该的。但我国的日用品及家电行业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就此得到对路的市场需求，这样制造的有购买力的需求与供给相对应不但从总量上而且在构成是都是一致的。
这里体现着这样一个原则，我们的社会资源理所当然的应该生产足够的基本资料，而基本资料的富足理所当然的要惠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这当然是用纳税人的钱作了一个转移支付，从直接关系来说，要增加企业或个人的赋税负担。但从更深刻的经济关系来说，如果不作这样的转移支付，有关的企业和个人将面临一个萎缩的市场，产品没有销路，何来效益，何来税收。结果是，没有得到转移支付的军属生活照旧，然而有关的企业和个人日子并不好过，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然而，有了这个转移支付，也许三方都好过，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同时，把这里面的关系搞清楚，大家都高兴，岂不甚好。
司法部门，作为第四产业的一个部门，这是马克思没有说过的。马克思也许不会赞同将司法部门归入产业范畴，因为这是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然而，在现代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以及法人与自然人之间关系，绝大部分是经济关系，有的甚至如马克思所说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这就需要法律来规范这种经济关系，使违背市场机制正常运行所要求的社会经济行为的个人和社会团体依法受到惩罚，使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所获得的劳动成果得到法律保护。而司法部门，就是社会选定的“法律之手”。
通过这支“法律之手”，使那支“看不见的手”能够正常的发挥其引导市场的作用，使“政府之手”能够合理合法的调节经济，从而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
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要尽快的建立起完备的法律体系，着力培养人们的法制观念。不能想象，在一个不知道什么行为是犯罪，什么行为不是犯罪的，因而人们不知道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的社会环境里，经济能够得到正常的发展。
无疑，司法部门向社会提供的服务并收取费用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司法服务显然与第三产业提供的任何服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在于，一是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二是由于其本身的特殊地位，容易被滥用甚或成为个人敛钱的工具，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而，国家对司法部门向社会提供的这种服务，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管理和监督，而不能等视为一般的服务业，听任经济效益原则支配司法服务。
治安和消防。维持社会治安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提供治安服务的是公安局的人民警察。与此同时，作为企业形式存在的还有保安公司之类。总的说来，良好的治安服务是经济社会不可缺少的。但政府要管理和规范其行为，要注意不使其成为官员们贪赃枉法的保护伞，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成为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至于消防，则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要手段。它的服务与否的不确定性质，使它不适合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经营。不可能面对一场火灾，先把价格谈判好了再救火一如某些人要先付款后再下水救人一样。
2、基础公共产业
第四产业中还有一大类部门，具有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似的共性。可以象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同样经营，除了其本身具有的社会效益外，还多半可以直接获得经济效益。这一类产业部门包括如象道路、桥梁、港口、铁运、航空、公共交通、电力、燃气、市政设施、邮电通讯等，一定意义上还有住宅。
基础公共产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物质条件。如果说住宅是一个家庭的不动产，那么基础公共产业就是一国的不动产。所以，基础公共产业是国家财富的基础。说它是基础，就是说即使你其它的产业再发达，如果面临的是基础产业的短缺，你的生产效率也不可能发挥出来。一国或一地的其它的产品甚至产业，如果短缺，如果生产不足，可以迅速通过进口或其它途径解决，不至于造成对经济发展大的限制。但基础公共产业的短缺，则不是可以迅速进口的，其建造周期也往往很长，其投资也往往很大，不是短期和轻易可以解决的。
这中间，运输、电力、燃气和邮电通讯，虽然属于公共产业，但它和第三产业一样，使用者都是需要付费的。道路和桥梁，也有部分付费的，如高速公路的通行费，一些桥梁也收取过桥费。这些部门的产业虽然也可以象市场中的其它产业一样经营，但由于它们本身的特殊性，完全由市场提供就会产生弊病。一是易于被垄断，成为暴利的根源，给人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不便，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二是如果让其开放参与市场竞争，就会造成重复建设，对整个社会来说，造成浪费；三是政府对其中如铁路运输和航空等的控制与否，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
勿庸置疑，上述各部门都是国家必须负责的。从投资到管理都必须负责。即使其中一些部门引进民间资金和国外资金，政府也必须通过健全的法规规范之或直接管理之。这些产业，一般地说，并不绝对排斥私人和社会集团的经营者或经营方式。也不排斥政府和市场共同投资、共同经营，或政府投资建成后交由市场经济主体经营。当然，政府必须对其价格、服务范围和水平作出明确的规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要把第四产业作为政府经营的产业来办，通过严格的规范和有效的管理，着力追求服务于全社会的社会效益，为社会产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性效益，屏弃官商作风，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努力实现自身的良好运营。
这一类基础公共产业的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因为现代生产如果缺乏这一类公共产业，简直就无法运行。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就必须持续不断地对这类短缺的产业部门进行大规模的投入。
然而，这一类公共产业的投资也是巨大的。它的投资规模要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水平。
同样，对这一类公共产业的投入在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国家扩大总需求以管理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持续不断地对道路、桥梁、港口、铁运、航空、公共交通、电力、燃气、市政设施、邮电通讯等进行大规模投入将把投资需求从总量到构成都引向一个正确的方向，从而使我国经济具有合理的产业结构。而我们的过于沉重的产业构成，向这种投资需求方向的转变是可以花最小的代价的。
3、住宅产业
住宅，作为商品，更准确地说，作为耐用消费品，它具有不同于其它商品和消费品的性质。因而，住宅建设作为一种产业，它在第四产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第一，住宅的使用期限长。如果没有战争破坏或自然灾害及人为的毁坏，它的使用期之长可以超过人的自然寿命。
第二，住宅内含的价值比一般的消费品价值要高出许多。它与人们的平均年收入相比，正常情况下大致是20倍至30倍之间。
第三，住宅是人们的基本生活必需品，除了吃饭和穿衣以外最少不了的就是住房了。人们可以没有汽车，可以不去旅游观光，也可以没有电视机一应家电产品，但不能没有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子。
第四，尽管住房对人们有着如此的重要性，然而人的出生并不自然带着住房，而且到了人们要成家需要住房的时候，也未必就挣了足够的钱可以买到必需的住房。按人们的平均收入计算，他需要积攒20至30年时间。他不可能等那么久。
第五，现代社会的生产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每年都有能力生产出大量足够人们居住的住房。住宅的生产者需要尽快找到买主，否则就要发生生产过剩这样的事，那支“看不见的手”就要引导他退出住宅生产领域。20至30年的时间太长，作为生产者，他也不可能等那么久。
第六，于是就有了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政府直接向市民提供住宅，一个是银行先行贷款给个人购买住房，然后个人在20至30年的时间中用他的收入分期偿还银行的贷款。
上述六条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问题在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现实发展阶段，政府对住宅产业应该采取何种政策以及其政策取向是否存在充分的现实可能性。
有句话人们常说，所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里人们对基本资料的需求，即“吃、穿、住”三件大事都概括进去了。因此中国的古人总结出来一条道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见吃、穿、住等基本资料对人们从而对经济对社会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应该说，住宅产业是市场机制能够处理好的一个产业。但它之在中国这块土壤里生长初期，需要政府这根拐杖扶助。
前面我们谈到过30％的储蓄率，并且说过社会用这个30％的储蓄率作再投资的时候，必须根据人们通过这个储蓄率表达的消费意向作出正确的产业构成的投资取向。事实上，人们通过储蓄表达的推迟当前消费而着眼于未来消费的目的指向，除了养老和应付意外之外，相当大部分的比例是指向住宅的。市场经济越是不发达越是如此。象在中国农村，老俩口拼死拼活攒了钱把房子修起以后，再挣的钱除了还帐便是花费在儿女身上，这时的积蓄就是膝下的儿女了。我们这位可敬的老贫下中农完成了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剩下的总需求管理的政策取向就是“积谷防饥，养儿防老”了。可见，当前中国农村的储蓄的大部分目的都是指向住房消费的。而城市居民储蓄动机则要复杂得多。除了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效益比较好能够提供住房的企业职工外，考虑到经济改革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某些不确定因素，城市储蓄的相当大一部分的目的指向恐怕也是住房。所以，政府在总需求的管理中，投资或引导投资住宅产业乃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取向。
过去十几年中，我国发生过数次经济过热，究其原因，都是基本建设战线太长，上的基建项目过多。经济增长曲线呈大的波浪式变动。经济过热时年增长率可达百分之十七、八，而压缩时，年增长率可低至百分之六、七。平均下来年增长率虽在10％左右，但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增长形式的真实的经济含义，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要把住宅产业作为第四产业，以及政府在进行总需求管理时为什么应该把住宅业作为重要的政策取向。
可以说，过去的高增长率是靠高投入维持的。这种高投入毫无疑问是政府在唱主角。中央政府一块，地方政府一块，然后中央各部委又是条条贯彻下去。政出多门，资金也出自多门。一个政策下来，国民经济要搞上去，大家就蜂涌而上。这也重点，那也重点，你也重点，我也重点。大家都是重点，也就没有重点。过热之后总是压缩，结果一些项目上去了，一些项目下来了。下来的项目叫停建或缓建，已经投进去的自然是浪费了。上去了的项目就是形成了生产能力的产业，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上去了经济效益好的，这类产业大抵是有所谓适销对路的产品，因而是符合市场需求的产业。
一种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即不亏损，国有资产尚能保值，但已不能增值。在折旧年限内可以收回投资。
一种是虽亏损但用折旧费尚可填补其亏损。国有资产已是增值无望，但工人的工资尚可维持。
还有一种是严重亏损或根本就无法投产形成生产能力的。我国很多建成的项目从一开始就是重复建设，建成以后，立即面临供大于求的局面，只能生产积压产品。产品销不出去，投资的回收便无从谈起，甚至连工资也发不出。一些建设项目技术落后或根本就不过关，这与投资决策者的决策水平有关，结果是根本就不能投产形成生产能力。还有一种是所谓胡子工程，由于资金存在缺口，停停开开，长期不能建成。
前两种情况自然是好的，至少还可以维持吧。最后一种情况不仅是投资的浪费，还是政府的包袱，为了维持，不得不继续投入资金，至少得管工人的饭吧。客观的讲，停建的项目和建成后效益不好的项目在其投入期都起到了扩大有效需求的作用，这也是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当然，如果话要说得让人记忆深刻的话，可以说如果政府出钱收购同样数量的建设资料往海里倒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即扩大总需求的作用。然而，如果这些浪费掉的投入如果是进入住宅建设的产业领域呢。在中国现在的住房制度下，可以肯定会积压，但作为耐用消费品，它可以放置十年二十年而不丧失其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固然，作为经营房地产的开发商由于产品积压而资金周转不灵。然而，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不管市场情况如何，毕竟有一大批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存放在那里，它的价值随着市场情况的好转而最终将得到市场的承认。而且，生产和经营这些投资产品的企业和经营者，毕竟没有因萧条时期的经济低谷而陷入困境，也没有眼望着压满库房的建材和其它物资为不得不停产发愁。
问题不在于此。一个社会，它有能力生产出确实具有使用价值且为人们迫切需要的产品，在现有的机制里却只能成为过剩的积压产品，我们确实不能认为这个社会具有完善的分配制度，也不可能具有合理地配置资源的机制。不管是由于市场机制没有形成的原因还是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政府都必须分别情况，出面干预此事，以求得问题的最终解决。
为了更好的分析类似这种住宅供应过剩的经济现象的内涵。我们假设是一个完整的不存在对外贸易的市场经济。那么，它的社会总产品就以两种形态即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存在，价值形态的社会总产品是以货币的形式存在，在市场里运行而得到实现。实物形态的社会总产品以产品和劳务的形式存在，在交换中得以实现。经济学在银行有一个规则，贷款额应该等于储蓄额。这是对的，但是表述不完整。贷款在总量上等于储蓄，这只是一般地实现了均衡，即在货币形态上无差别的实现了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作为扩大总需求的手段金融政策中的贷款不仅要求其在总量上与储蓄变动相一致，而且要求其在构成上与储蓄的意愿相一致。总的说来，就是市场上有购买能力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加上贷款创造出来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但在总量上而且还要在构成上等于形成社会总产品的商品和劳务的总供给。
简单的说，如果社会总产品中含有住宅产品的供给，而贷款中就应该有用于购买住宅的份额。
这又是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做到的难事。仅靠中央银行利率变动而调动出来的需求扩大，并不能准确的进行对总需求构成的管理。更何况中国还有那么多残留的计划经济因素在经济运行中起这样那样的作用。在西方国家，住宅贷款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变型的过程中，在中国工薪阶层目前的收入构成里，住宅消费的成份所占比重非常小，因而可以说，在三万多亿人民币储蓄余额中，具有住宅消费开支指向的金额，并不占很大的比重。人们在观望等待。
人们收入中住宅消费比重过低，并不是人们不需要住宅，而是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国家将住宅消费作为福利分配的制度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革。这样的情况一旦带到市场机制中，直接的后果就是居民的有实际购买能力的消费需求低下在住宅产业市场上直接表现出来了。
问题还在于，中国的银行虽然大多改为商业银行，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从属于政府。而政府和银行长期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思想观念就是，为了加速经济的发展，贷款取向就应该是效益好的生产性投入，而消费性贷款，则一般是不予考虑的。
而且居民购房贷款偿还期长达20年以上，不管是否市场经济中人，能否收回的考虑总是在情理之中的。
综上所述，住宅产业是第四产业中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住宅作为耐用消费品具有特殊的性质，这种特殊的性质使它在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中，金融市场甚至有可能从构成上引导住宅的需求，但处于正在转轨变型的中国经济中，政府必须在住宅需求的管理上发挥重大作用，这包括安排住宅消费贷款和改革住宅分配制度两个方面。
恐怕对住宅贷款最大的顾虑就是能否收回以及由于经济运行中物价和利率的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第一，比较成千亿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的项目造成的无偿还能力和呆帐而言，住宅贷款应该是最可靠的贷款。因为住宅贷款者的抵押品是长期具有保值和增值能力的住宅，由于不能还款银行没收的抵押品很容易进入市场变现。这比贷款给一个重复建设的项目要可靠得多。试想银行把一个胡子工程的全部资产接收过来，能变现收回贷款吗？退一万步说，如果上千亿的住宅贷款也同样收不回来，其对经济的影响肯定要比无实际效用的项目造成的呆帐要好得多，良性得多。
第二，经济运行中的物价和利率带来的不确定性根源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如果我们的住宅贷款制度是按照管理总需求的目的和要求而形成的，那么，它本身就又能减少和抚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从而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物价和利率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这里要求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不是“顶风行事”、逆流而上的事后管理。
而是建立在对经济运行规律全面认识和掌握基础上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先期管理。
根源深于运用住宅贷款政策作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工具的深层次因素是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在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住宅是作为福利来分配的。这种状况在现在从实际分配形式到思想观念都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只有从根本上改革这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住房分配制度，才有可能让市场机制自行发挥配置住房资源的作用。而改革的目的就是达到住房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必须以其内在的价值为依据。特殊情况固然有，但那是纯粹民政部门职责范围的事。
4、福利事业
第四产业所包括的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福利水平的设施和服务以及收入保障事业这一类产业部门。是一些传统的社会公益事业。由于历史的原因，主要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所决定，以及追求直接的经济增长而选择的投资经济效益好的生产部门的政策取向，这些部门被长期忽视。
截止整个八十年代，这些忽视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直到那个时候，中国还只能算是一个短缺的经济社会，为财富资源的短缺所决定，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必然要有所选择，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但进入九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过去的以短缺为其基本特征的经济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除了第四产业以外，其它产业部门都程度不同的出现过生产或生产能力相对于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的过剩现象，需要进行扩大总需求的管理。而通过对第四产业的扩大投入而进行的总需求管理，长期被忽视而严重短缺的社会福利事业和设施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公共福利产业的产出与其它部门的产出形式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它产出的实际上是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它不可能通过贸易或交换的形式得到迅速的填补。你不能说，本省的教育似乎有些供应不足，赶紧从外省调运或者干脆用外汇从国外进口一点教育回来。如果是这样，那就不用办什么教育，多搞些利润高的什么龟鳖精蒙过缺心眼的洋鬼子，换些教育回来就是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只能老老实实的投资建校舍，配备合格的师资，然后经过十余年教育培养，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劳动力来。
人们常常惊叹我国民工潮的波澜壮阔，然而，这实际上是我国过去教育事业发展的结果。年轻人在书本上得知了外部世界，知道有北京天安门，有长城、长江、黄河，知道有深圳、上海、香港，大抵还知道有富得流油的资本主义。也许我们的教育并没有教给他们多少实际有用的东西，但只要一能认字，二向往外面的世界，我们的农村就有希望。他们外出打工，也许挣了一些钱，也许没有挣到什么钱，然而他们开了眼界，他们学到了在任何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通过外出得到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别的比较会成为一种最大的动力，推动落后的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深圳搞得好，张家港搞的好，某个企业搞得好，人们都要去参观一下，取点经，成千万的农村人口，自费去各地去参观学习，有什么不好呢？看一看那些教育落后地区的村民吧，可怕的倒不是贫困，而是由于没有受过教育的无知而产生的对贫困生活的满足。这种满足使他们麻木，从而不可能有摆脱贫困的愿望和行动。
教育的产出形式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其它公共福利部门如文化、医疗、卫生、体育产出的也是以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为目的的服务，同样也要经过长期的积累，而不能通过调拨或进口迅速得到发展。所以从现在就得一步一步的化大力量去发展这些事业。
以现在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对社会福利事业和设施的投入的主体当然不只限于政府，政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和规范措施，引导的民间投入也应当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在确定总体投入规模的同时，政府在这方面的直接投入则更应该关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平衡。
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我国有条件逐步建立起一个解决由于年老、病残等特殊原因丧失生活来源的公共养老金事业。这个公共养老金事业所惠及的领域，不应该只限于城市居民，而应该包括广大农村。如果我们把生产足够的基本资料作为我们的国策，那全国性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的逐步建立就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那些由于某种原因生活陷于贫困，无力依靠自己力量维持生活的人，由政府负责给予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
而失业保障制度在城市应该和公共服务业及职业培训结合起来。在乡村，宜和国土整治及乡村基本设施建设结合起来。
5、国土整治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国土资源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有限的资源，同时又是国民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基础资源。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人均国土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则更显其国土资源开发问题的突出性。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在较好的处理经济发展总体平衡、地区平衡和产业平衡的前提条件下开发和利用国土资源，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政府必须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规，对国土开发工作进行干预。
国土资源的开发应该有一个总体的构想，在分期执行的进程中使之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若干重要目标。国土整治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一、综合利用土地、水和其它自然资源；
二、防止水、旱及各种自然灾害；
三、城市及农村的合理规模和分布；
四、产业尤其是第四产业中各种重要的公共设施的合理布局。
国土整治要注意防止城市和产业的过分集中和注意缩小地区差别，通过有效地利用我国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合理的在各地区分配资金、劳动和技术等资源，实现建立在各地区之间和内部以及各产业之间和内部的平衡发展基础上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的国民经济持续和快速的发展。把快速增长的经济成果普及到全国。
结合上述要求，在中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国土整治要和管理总需求的目标结合起来。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产业的合理布局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合理规模和分布问题，要在全国一盘棋的总体考虑下认真加以统筹规划。尤其是各种重要的公共设施的布局问题，更要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全面统筹规划。
二、关于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和防灾减灾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劳动力丰富的国情，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在广大的农村落后地区和山区，着重广泛地推行和安排劳动密集型的项目。
三、即是说，相当大一部分国土整治项目，要与农村丰富的劳动力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基本资料总需求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农村问题，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所谓农村问题，在中国，集中反映出来的，就是贫穷和落后的问题。而这贫穷与落后，植根于有九亿人口的中国农民板块上，益显出其缠绵难解。这里说九亿农民，实际上是不准确的，这主要是中国的户藉制度造成的，它把户口在农村的都统计为农民。这是不对的，实际上中国以农业为生的人口可能在六、七亿左右。当然，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这个问题，首先是历史造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从国民党政府手中继承下来的就是一个全面崩溃的经济。全国解放以后，为了迅速增强国力，实现工业化，通过赋税、统购统销、剪刀差的办法，从农民那里拿走了很多。
这一过程大致相当于资本主义初期的原始积累。应该说，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个原始积累，我们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毛泽东就说，我们欠了农民一笔账。当然，没有打欠条，而且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为止，国家也没有这个偿还能力。
但这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国家普遍受惠的，我们都应该认这个帐。在经济发展到许多市场产业的供给都过剩的时候，我们则应该着手还这个帐。
最近，国家加大了扶贫投入，这是非常正确的。在现代经济社会里，国家不会因为扶贫而变穷，而是相反，会因为大力扶贫而变得更加富裕繁荣。这是经济辩证法的真理。
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方面，引进资金直接进入农业当然最好。但最现实的抉择是政府财政支出直接投入农村，计划的其它方面的资金空缺则争取由外资填补。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大致可分为水利建设，耕地改良和开发，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把农村基础建设事业作为第四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由政府来加以管理和调控，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的国情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人口多，底子薄。
这个人口多，多就多在农村，底子薄，薄也薄在农村。在中国农村中居住的人口有9亿，其中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应该有4个亿左右。其中经商和务工的劳动人口估计有1亿多一点（当然是低水平的农村经商，即以经商收入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小商小贩），而在中国农业这样的生产技术水平下，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人口有1亿人足够了。因此，有近2亿居住在农村的劳动人口是剩余劳动力，但不得已仍挤在农村务农，从而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生产手段极端落后，城乡差别巨大。
毛泽东曾经把农村比作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不幸的是，这仍然是大部份农村尤其是内地农村的现实写照。20世纪现代经济在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带的迅速发展，似乎并没有给中国农村带来更大的变化，耕牛翻耕和人力收种仍然是大多数农村的主要生产手段，一家一户的生产仍然是大多数农村的生产组织形式。人们往往把这种状况的存续归结为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下。这是不公平的。原因在于：
第一，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劳动力应该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如果是这种状况，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有权自由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如果是这样，如果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真能成为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任何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都将被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拉下来一大截，或者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任何好处都将被涌入城市的大批无业游民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所抵消，经济将得不到迅速和健康的发展，从而也不可能有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而很可能是上述劳动力市场的恶性竞争与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存在的局面。为了避免上述局面的出现，国家采取了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措施。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村劳动力迁移和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剥夺了农村劳动力的职业选择自由，从而违背了经济自由的原则。因此，城市居民迅速增长的收入水平并不是十分理直气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的干预，几亿农村劳动力作出重大牺牲的结果。
第二，这样我国本来有限的农业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由于众多的劳动人口的长期滞留农村而显得更加突出。长期处于有限的产出和低的生活水平带来的只能是贫穷、落后甚至是愚昧。这往往使得农村人口有着更高的增长率，因为人们要“养儿防老”。
第三，政府投资方向的长期错位使得上述问题更加严重。中国是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吃饭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现代中国要是发生大规模的粮食短缺的情况，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然而，先是优先发展工业的指导方针，后是在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帜下，对农村经济的重大投入始终被忽视，被置于次要的位置，而把大量的资金用去搞直接经济效益好的产业而实质是重复和低水平建设而最终浪费掉了。
中国经济存在有着如此拥挤的劳动人口的农村经济这样一个大板块，就使中国经济具有与它国不同的经济特点，中国的市场机制的实现形式也必然具有与他国不同的特点。因而中国的经济运行也必然有着与他国经济运行不同的特点，从而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必然具有与它国不同的特点，进而中国的政府通过第四产业管理和调控经济使之正常运行和发展也必然有着与他国不同的特点。
农村今天的状况的存在，固然有它的历史原因，然而也是和人们对中国农村经济相对于国民经济全局真正地位和影响认识不清分不开的。人们更多地把中国的农村经济相当绝对地看作是一个包袱，一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而很少看到中国农村经济存在对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的和积极的作用。
无疑，中国农村经济对国民经济全局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且是可以有很大的积极的影响的。
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远非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而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尚处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中。而且这种情况还可能持续好多年。所以，不能企望单纯用市场机制的方法来导向农业，因为其它产业由于其生产手段、技术条件和产品形式的原因，还由于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原因，在市场竞争中相比较而具有更大的优势。放任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先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农业生产萎缩然后才会有发展，这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必然过程。
然而中国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它经受不起这样的波动过程。因而必须将它作为第四产业的一个重要生产部门来管理。即国家持续的大幅度的增大对农村的投入，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籍以：一、求得农业生产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农业产出的稳定性；二、农村人口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以此作为管理总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保证我国基本资料生产和分配逐渐建立起来一个合理的和完善的机制。
那么，是不是就不存在第一产业了呢？这也不尽然，仍然存在第一产业，第一产业的农业部门仍然是市场经济范畴的生产部门。第一产业的生产、消费和交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由政府直接管理和调控的第四产业在农村中的部分，主要不是传统农业产出，而是主要农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当然要增加农业产出，但这增加的产出首先是农民的，从而也是社会的。
而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不仅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没有资金从事非常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地方政府也同样没有这个资金能力进行非常必要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地方政府有一点资金就盯住二、三产业，而不顾当地的和市场的具体情况，结果搞些低水平和重复建设的产业，有一点钱也打水漂了。
总之，农村的水利设施，包括水库、灌溉系统、提灌设施；农田建设；交通建设，包括公路和乡村道路；文教建设，主要是学校等设施建设；还有植树造林和植被保护等等。都应该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有计划进行农村公共投资的重点。不要再搞什么摊派工，义务工等让农民无偿付出的事。虽然也是好事，也有好的社会效果，但其调节经济的社会效果并没有发挥出来。
让农民义务投劳投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虽然古有秦始皇征发劳役与此类似，但中国共产党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让农民高高兴兴的干，这主要是所干的工程不是长城和阿房宫，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老百姓是实实在在有好处的工程。在八十年代及以前，这种征发劳役搞利民工程的事是有道理的，在大多数场合也许是唯一的，但在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这种无偿征发劳役的事在多数场合不能说是政府唯一的选择，而且末必总是有道理的，一定意义上也许是有害的。
我曾经说过中国有两个大海，一个现代化大生产的大海，一个农民小生产的大海，两个海的差别总起来说就是城乡差别。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立志要消灭城乡差别的，问题似乎是需要相当的物质基础。就是说，除了要掌握一个消灭城乡差别的时机，也许还有一个消灭城乡差别的方法问题。古人说，因贫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任何农村，单纯靠发展农业是不能致富的。
大部分已经脱贫致富的农村的经历大致如此。现在大抵两条路，两个法子。一是农民进城务工，一是乡镇企业。两条路都在走，两个法子都在实施，而且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无疑，这两条路还应该继续走下去。但进入九十年代，第三条道路，第三个法子开始展现在人们面前。
第三条道路、第三个方法就是在农村发展第四产业，国家当老板，雇佣农民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虽然国家末必就有必要对所有的企业的生产资料拥有直接的所有权，但是土地资源只能是国家拥有所有权是没有疑问的。在这基础上人们只能对土地拥有使用权，农民耕种土地从而对土地拥有的权利，自然人和法人通过转让、交换和购置的所获得的，都只能是土地的使用权。
这和人们通过支付房租获得房屋的使用权没有两样。所以国家出资投入农村搞第四产业，或曰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正是政府代表国家以所有者的身份，管理自己的资产和使自己的资产增值的合理的经济行为。那种认为农村耕地改造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只能是农民自己的事，所以农民理应无偿投工投劳的观点，无疑是不正确的。正如人们租赁房屋，房屋的维修工作自然是房主的，他当然可以委托房客维修，但他应该为此付给房客报酬则是没有疑问的。同样，对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对其所拥有的资产进行维护和更新改造，都是所有者的事而不是雇员的事，所需资金无疑应该由所有者提供，而不管这所有者是姓“社”还是姓“资”。雇员当然应为此付出自己的劳动，然而，他同样也应该获得与自己所付出劳动的相当的报酬。由此看来，这是通行于市场经济的法则。我们要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没有理由说这条法则不适用于农村。请反对这条法则适用于农村的人试试动员城里的工薪阶层为他的企业或单位的资产维护经常的无偿的提供劳动吧。恐怕他将会遇上的，不仅仅是法律上的障碍。
那么也许会有一个国家有没有必要拿出那么多资金来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国家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对这笔钱的用途似乎应该更有权利。但这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中国有十二亿人口，吃饭的问题是第一大问题。“天有不测之风云”，自然灾害总是周期性的发生的，一旦粮食歉收30％，那会怎么样呢？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上饥荒远没有绝迹，远的如非洲早已是饿殍遍野，近的如朝鲜，也要把裤带紧了又紧。中国历史上更不乏粮荒至“米觚万钱”，民至“易子而食”的记载。就是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40岁以上的中国人也是记忆犹新的。
总之，如果我们不搞好我们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提高我们农业生产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只一味去搞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许真有一天，中国会拿着大把票子去换粮食而不可得，只好用龟鳖丸什么的充饥，那时饿饭的决不只是农民。
中国十多亿人，到时候世界上没有谁能救得了这个急的。可见，农业生产决不只是农民的事，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理所当然的是全社会的事，国家理应在这方面投入足够大的财力。搞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倘若最后还要弄出大的灾荒来，怎么也说不过去。
政府在农村地区搞第四产业，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在内地农村贫困地区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一则改善其农业生产条件，二则让当地农民得到务工收入，对其贫困生活不失为一种补助；二是有计划的建立规模性的粮食生产基地，这也可以在贫困地区招募农村劳动力。另外结合国土整治，如植被保护，水土流失治理，也可以大量使用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象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甚至可以组织几十万上百万的民工常年植树种草，并设专门管理队伍。同时，对于农民自筹资金资金搞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给予一定的补贴，也是可以非常必要的。
那么，我们现在必须搞清楚的是，以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有没有支持这样规模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土整治的资金能力。这个规模如果假定每年投入1000万农村劳动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多不是常年的，故实际使用的劳力应在2000万人次以上，影响所及的农村人口当在5000万以上），按每人需资金3000元计，加上管理费和生产工具和物资，年约需资金500个亿。这个数字由于规模的扩大和物价变动，5年后也许会超过1000亿。即5年下来，国家累计投资将会接近4000亿。目前需要投资的重点项目很多，很多地方资金吃紧，国家是否有这个财力？
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这样来看。首先我们撇开经济运动的货币形式不谈，用马克思的话说，抽象掉经济运动的货币形式。这样，我们将要考察的就是经济运动的物质形式，即经济学家说的资源的配置问题。通过大规模的投入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就是每年将（还是用上面的假设）500亿以上的资源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按照经济学者的说法，因为用于经济的资源具有稀缺性，所以如果用在农村了，其它方面其它产业就少了，问题就在于，如何配置才是最有效率的。
有一个答案是现成的，即如果在市场的范围内，按照市场机制的标准来衡量，国家对农村如此大规模的投入显然是最无效率的。因为国家未必能收回投资。通过这样的资源配置增加的农业产出和社会效益也不是直观的，很难具体衡量。但是代表国家的人民政府不应该仅仅站在狭隘的市场立场看问题，而应该以整个社会利益为出发点来看问题。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再来分析这500亿资源的物质构成。这其中将有近400亿以上是人工工资，其余大部份，无非一，较为简单的劳动工具，如锹、钢纤、铁锤、手推车、锄头、竹筐之类；二，运输工具；三，水泥砂石之类材料；四，植树的树苗、草种之类。这里基本上不存在与其它产业争资源的问题。
再来看付给这些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将造成的对资源需求构成的情况。由于这些工资的领取者是相对贫困的，因此可以认为他们的消费倾向还处在相当高的阶段，因而大部份收入将用于生活消费。他们会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平时馋了隔三岔五能打个牙祭，一年下来能让全家人过年穿一、二身新衣服，能有钱买洗衣粉、肥皂、香皂之类日用品。或者攒点钱买个电视、办点家具，修修房子什么的，城里商店里的家用电器好多，有钱当然想买。当然，他们也可能把钱先投入生产，办农具、买化肥农药，或者发展副业，养猪、喂鸡、养鱼什么的，当然最终还是要用于家庭消费。
我相信，他们不会用这个钱去买进口货，也不会去高消费。
无疑，上述对资源的需求构成，都集中在基本资料生产部门。按我国目前的产业状况来看，除了吃的以外，都存在着不同的生产过剩状况，就是说，现有的生产能力大于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因此，通过投资农村第四产业，将达到两个目的：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在构成上管理总需求。
既然有着这方面的劳动力资源构成和必要的物质构成，而所谓缺乏资金的现象，就只是资金运动与资源运动相脱节在认识上的一种反映。我们有必要纠正的，就是资金运动与资源运动的脱节，而能纠正这种脱节的手段就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而开发农村第四产业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和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从而扩大粮食、肉蛋、蔬菜、水果的供给。由于农村基础设施的逐步健全，增加的产出除了应付由于开发农村第四产业产生的需求以外应该尚有余裕。特别是低产部份的农田，由于其产量低，增产的余地就更大，因而，投资的边际效率正处在高水平阶段。
一个富裕的社会必须生产出足够的基本资料，象我国目前的家电行业，日用品生产行业，从表面上看似乎有很大部份的生产能力没有能够发挥而处于闲置状态，其实就全社会的真正需求而言，还远远不够。试想如果乡下的农民达到目前城市的收入水平，大多数人都家用电器齐备，每人要有两三件羊毛衫，家具整齐，居室宽敞明亮，使用现代化的农机器具，恐怕是好多企业开足马力也忙不过来。
总的说来，在农村发展第四产业的含义是把我国过剩的劳动力资源转移到短缺的国土资源上，通过着重在于改善土地等自然资源的质以弥补量的不足。使一亩地有两亩的产出，就等于耕地增加了一倍。使城乡具有更优雅宜人的环境，也是一种产出。
同时又将我国现阶段制造业相对过剩的基本资料生产能力引导向基本资料短缺的农村，成为管理总需求的有力手段。
这也可以说是将不能储蓄的劳动力资源物化到象国土资源之类的可储蓄产业，或者同时又是将市场产业中不能储蓄的基本资料物化到可储蓄产业中去，成为国家根本财富的源泉。中国古代社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资源？除了自然资源外，无非是人力和简单的工具而已。然而造出来的可储蓄的产业，如都江堰、万里长城、大运河，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效益，其价值难以计量。
六 立足农村建立基本资料的保障体制
首先，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建立起一个基本资料的保障体制，这个制度应该既保证全体社会成员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又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而能否建立起这样一个基本资料的保障体系，关键在于农村。之所以说关键在农村，这是因为：
一、基本资料中的日用品生产和住宅的生产都是现代工业基础上的产业，迅速扩充生产能力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不存在问题。而作为基本资料的农副产品，则是由我国技术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第一产业提供的。而农业生产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迅速增加产量。特别是考虑到自然灾害的因素和我国农业经济抗灾能力的现状，更是令人忧心忡忡。而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资料保障制度，农业生产能力的稳步扩大和稳定性的不断增强，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在现有农村经济运行体制下，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基本资料的生产和供给要有一个具有有效购买力的市场需求，这个有购买能力的市场需求要求不但在总量上而且在构成上都必须与计划中不断增长的基本资料的供给相适应。换言之，基本资料的供给不仅是为三亿城市居民而且还是为九亿农村人口提供的，我们必须使九亿农村人口具有与之相适应购买能力。而使这九亿人的群体具有相应的购买能力，可以说在我国现行的农村经济机制的框架里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三、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基本资料的供给，没有九亿农村人口迅速形成的购买能力造成的有效需求，是不可能达到完善的基本资料保障制度所需要的生产水平和能力的。面对萎缩的农村市场，任何经济形态的生产者都不可能有迅速扩充基本生产资料生产的动力，因为生产过剩造成的萧条（不管是对个别生产者还是对整个经济而言）是谁都不愿意体验的。我们不能考虑通过扩大出口和城市消费来扩充我国的基本资料的生产，以待农村有效需求的产生。因为基本资料的构成和水平都与出口和城市消费不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肯定根本不会有农村有效需求的迅速产生。
如何使农村居民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其收入有一个迅速的大的增长，便是基本资料保障制度能否建立和正常运行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能否长期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的关键。为此，我们应该把农村经济的相当大一个领域作为第四产业来进行管理：
一、水利建设。大的水利项目如三峡工程，是国家管理总需求的重要投资方向，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好的第四产业。只要条件可能，象西线南水北调工程，都应该迅速上马。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个优越性就是国土面积大，国家发展第四产业不愁找不到用武之地。其它各地的水利建设，在内地经济落后地区，要特别注意安排劳动密集型的项目，好好组织劳动力的调配，使农村人口有一个增加收入的机会。而如果采取农民投义务工或摊派工而不是付现金报酬的办法，就失去了管理总需求的意义。结果是农民继续穷，工商销售不畅，日子也不会好过。实在财政困难，也应该采取保险积累的办法，即付给农民一定数量的现金报酬之外的不足部份，记作劳动保险金，农民日后凭以取得养老金。我不相信，十年二十年后，我国的经济还会拿不出这笔钱。这就是所谓以工带赈，但要有计划大规模的搞。一要通过水利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要通过水利建设真正达到有计划的管理总需求的目的。
二、农田改造、耕地开发和保护。这方面国家要拿出钱来投入，使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利用。这方面的投入，除了政府补贴的形式以外，还可以是生产贷款的形式。这样，就可以在增产粮食的同时，也达到管理总需求的目的。事实上，作为粮食生产的农业，在任何先进国家都是作为重要产业来保护和管理的。
三、农村基础的生产和生活设施。象自来水、供电、学校，医疗卫生、文化娱乐设施等就属于这一类。这一类要有计划的予以安排，使农村人口能够感受到现代生活的气息。要尽可能的改变农村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应该使电视差转台象以前搞农村广播网一样，复盖整个农村地区。
四、尽最大可能利用农村劳动力，对国土进行综合整治。如各地的荒山治理、绿化工程、自然环境改造工程，都应该有计划的迅速付诸实施。这类项目生产手段投入不多，不存在与其它产业争资源的问题，所需要的，就是农村劳动力用以换回基本资料的凭证。
应该让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可做。为此，我们不应该全盘照搬西方的失业救济金制度和福利制度，师其意可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我们有必要逐步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基本资料的保障制度。这个基本资料的保障制度的着眼点不应该只放在城市的失业人群和贫困人群。在中国的乡村，有太多的人口，太多的劳动力，他们由于生产手段的落后和生产资料的贫乏，实际上是处于半失业的贫困状态，我们的基本资料的保障制度一定要考虑到他们。其实，越是贫困的地方，需要投资的地方也就越多，投资的边际效率也就越呈递增态势。所以，应该把农村的水利建设、农田改造、道路建设、山林培育、教育设施的建设等列入政府的重点投资方向，由政府为主统一规划实施。要之，这些项目的投入不必过度追求机械化，以组织当地村民为主，投入简单的生产工机具即可。目的在于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使贫困的村民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按照村民的工作投入付给恰当的能调动工作积极性的报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沿袭过去征集农民义务工投入的办法则是毫无意义的。
政府使贫困村民通过自己的劳动投入得到这样的劳动报酬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呢？
首先，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这件事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其次，政府通过这样的投入使社会的分配得到了最适当的调整，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基本公平以及安定，使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真正实实在在的体现；再其次，通过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投入，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将保持在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内在所要求的均衡上；最后，政府通过这样的投入获得的社会效益或者是外部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它将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非常良好的稳定作用。
那么，贫困的村民通过这样的基本资料保障制度获得的劳动报酬将会派些什么用场呢？首先，他们需要让自己吃得饱一些，吃得好一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社会现在应该而且有可能不让一部分人过饿着肚子的生活；其次，他们会让自己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在好多农村家庭，甚至会把受教育的需要摆在第一位；再其次，他们会让自己穿得暖一点，穿得好一点。他们需要购买一些现代工业文明生产的日用品，他们需要有一台彩电，他们也需要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而这些需要，正是我国有大量闲置生产力的工业部门，这种需求的开发，将使这些工业部门面临极其光明的市场前景。再其次，他们会想办法把自己的住房搞一下，搞得舒适一点。
想象一下这种情景吧，成亿的农村家庭在十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中陆续建造住房造成的巨大的市场需求吧。当然，他们也许会先把钱存起来，或者要购置农机具什么的，使得农业生产水平和产出都有一个大的提高。
实际上，在美欧日等西方国家，从二战以后，就一直投入大笔资金对农业进行补贴。
还值得一提的是盛行西方的福利主义，无论其现在怎样成了西方国家政府的沉重的财政负担，它毕竟使劳动者有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有效的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的有效需求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缓解，其结果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毕竟，劳动者生活好过了，资本家有钱赚，没有要命的经济危机了，对大家都是好事一件。
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当到了它的基本资料的供给出现买方市场的时候，就有了建立这样的基本资料保障制度的条件了。这在城镇也是一样。城市的市容的整治、环境的美化和保护，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救助，待业人员的培训，都是基本资料保障制度的投入方向。
现在正是建立完善的基本资料生产和保障制度的最佳时机。这是因为，我国的经济从九十年代起，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过渡，开始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目前市场经济领域内的产业，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过剩的状况，都有大量的闲置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出来。表现为买方市场的形成、市场竞争激烈、产品积压、销售不畅、商品存货增加。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村生产手段落后，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农村居民没有足够的购买能力购买极其需要的基本资料。一方面是卖不动，一方面是买不起。这是一对矛盾。而农村居民缺乏有效的购买力这一事实，已经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而通过发展农村第四产业以提高农村居民的有效购买力并从而真正有效的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不容延缓的了。而只有大规模的发展农村第四产业，我们才有可能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基本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不能说扩大城市规模和发展乡镇企业没有一定的效果，但那是有限的。目前的情况是城市里也有相当多的剩余劳动力，而面临现代经济中的大企业体制，缺乏资金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要发展乡镇企业，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住脚，谈何容易。而且其即使搞起企业，也只能是在市场机制的产业领域，在现在我国的产业构成的情况下，很可能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浪费资源。东南沿海乡镇企业的崛起，地理优势和时机因素非常重要，不是可以普遍照搬的。
如果我们现在不通过发展农村第四产业促进基本资料生产的发展，并籍此建立起一个基本资料的保障制度。那我们就只能使我们的产业构成趋向于非基本消费资料，在基本资料生产萎缩的情况下提高非基本消费资料的供给量。高消费的发展资料说起来很激动人心，用起来也很舒服。然而其实质就是画蛋和雕柴的功夫，很难确切的评价其重要与否。这姑且不论，就其产品出路而言，不外扩大城市消费和扩大出口两条道路。你不能对农民说，你为什么不享用用雕柴煮出来的彩蛋呢，因为他可能即使白水鸡蛋也只有半个。你也不可能给农民兄弟提供画蛋和雕柴的服务，因为他为了偿付你的服务，可能连仅有的半个白水鸡蛋也得给你。
假如现在扩大城市消费和扩大出口两条路都走通了。经济以10％的速度递增，经济规模比现在翻了两番，超过了美国，走在了世界前列。而这主要是由4亿城市人口办到的。现在我们有了经济实力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许我们忘记农民兄弟。是的，是我们为他们作点什么的时候了。
是啊，我们能为他们作点什么呢？如果我们还坚持市场机制的原则，我们就没有什么事可作。因为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农民兄弟还是没有钱来购买我们的商品。也许我们就只能再来一出“陈州放粮”，开仓济贫。即走西方各国政府的老路，向低收入和贫困线以下的劳动者发放救济金。
我们不能无偿的向农民发钱，也不能无偿的向城市失业人群发钱，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如果人们如果不工作也能获得一笔过得去的收入，人们将会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和上进心，而且作为福利政策，一旦实施即不容易取消。但如果人们如果是通过参加农村第四产业的开发而付出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至少不会使其它的人丧失工作积极性。国家在人民普遍富裕或必要时可以轻易的缩小或取消农村第四产业的规模，而且在农村第四产业工作的人一旦富裕起来，或者觉得不满意，可以很容易的退出来另谋发展。人们不至于担心象失业救济金制度那样养出一群懒汉。
凯恩斯主义那里有一个充分就业的指标，中国有十二亿人，其中在农村的人口占了九亿，应不应该有这个指标呢？说起农村的就业，人们好象就理不直，气不壮，但是，我们应该把充分就业作为一个目标来争取。只要我们有这个目标，通过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充分就业实际上是基本资料保障制度的一个目标和手段。中国的十二亿人口这个具体国情决定，即使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三十年以后达到美国的两倍，按照同样的劳动生产率计算，也只需要4亿人口。其余八亿人口都可以说是多余的。按照世界上通行的市场的分配机制，也是很难达到一个基本资料较为合理的分配水平的。因为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八亿人不必参加经济活动，然而倘若不参加经济活动其生活来源就没有着落。或者那八亿人按照市场的分配机制都去参与生产，然而这样，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就只能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不能说让这八亿人去作那雕柴和画蛋的工作，因为实际上雕柴和画蛋的工作都包括在四亿人的工作里了。或者一如既往的，一部分人或行业或地区维持较高的生产率从而较高的生活水平，就是我们的城市；一部分人或行业或地区维持较低的生产率从而较低的生活水平，就是我们的农村。或者我们必须以全新的思路另辟解决问题的道路。建立和完善基本资料保障制度或者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条道路。
作为一个目标，基本资料保障制度要达到通过政府经营的第四产业的发展，使全社会的劳动者都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使之成为人们自由发展的基础的目的。
能达到这个目标的第四产业，在城市，就是公共服务业，在农村，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的公共服务业，诸如维护城市公共卫生，美化城市，维持城市秩序等都是。至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不再重复了。要之，作为一个重要条件，在这种产业中，劳动力资源是该行业资源构成的主要部分，或者说是绝大部分。高技术高价值的物质资源只占很小的比重。从而不存在与市场产业和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争资源的情况，因而即使是国家通过举债和赤字预算进行此类额外的大规模建设，也不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通过基本资料保障制度得到收入的劳动者，应该是首先需要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低收阶层。从而使通过政府在这里的投入，能够对市场产业的基本资料生产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从而对民间企业产生良好的挤入效应，促进经济的快速的和有效的增长。
这样的基本资料保障制度，与农民进城和乡镇企业加在一起，是三管齐下。在它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应该能在经济快速和有效增长的同时，达到较为普遍的就业水平和较为普遍的富裕生活水平。
上述说的是政府资金，实际上，银行贷款在建立和完善基本资料保障制度时，贷款指向非市场产业与市场产业，其经济效果也是有区别的。尤其是在我国，银行贷款受政府影响很大，在所谓资金短缺的借口下，农业或农村贷款差不多是非常困难的。其实不是资金短缺，而是观念上和认识上的问题。
说是观念上和认识上的问题，只要我们真正搞清楚了资金的运动实际上是资源的运动这一事实，因而不单是考察无差别的货币形式即资金的运动，而是还要考察资源的运动主要是资源构成的运动和变动，我们就会发现，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的所需的资源的构成是不尽相同的。前者需要化肥、种子、农药，还有农具、农机，以及山上开出来的石头、土窑烧出来的砖瓦石灰作建材，当然也要水泥钢材木材三材，不过量很小；后者要的是机器、设备，大量的三材，大型的施工机具等。而在我们国家计委的盘子里，只有那么多的资金。似乎资金给了前者，后者就少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会因为保证了第一产业的资金需要，就使得二、三产业的建设规模相应缩小。把第一产业正常运行所需资金全部压在基本建设战线的后果就是，基本建设物资供应紧张价格上涨的事实，除了制造经济混乱外，并不能导致基本建设规模的实际扩大，因为你不能直接将农用资源用于基本建设。
但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的基本建设所需要的资源短缺，表现出资金紧张，我们把它认做全局性的资金紧张。基本建设的资金短缺被人为的扩大到全局而使农业生产得不到资金支持，造成的后果则是第一产业由于资金短缺，农用物资销售不畅、产品积压，正常的生产和消费不能进行，由于基建规模盲目扩大造成的物价上涨使得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农村购买力下降又进一步加剧了二、三产业的过剩局面，造成大量生产能力闲置，企业经济效益下降。
所以，政府还应注意组织和引导相当规模的信贷资金投向第一产业，这是建立基本资料保障制度的必要条件，也是管理总需求以造成经济的有效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我们的政府也许不能直接去纠正市场收入之分配不均，但我们的政府必须纠正市场分配造成的绝对贫困现象。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试进而言之，任何社会成员的绝对贫困同样不是社会主义。而纠正的办法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资料保障制度。建立基本资料保障制度应该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计划安排能够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基本消费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生产能力；政府对社会的需求必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有多少基本消费品是通过市场途径进行分配的，又有多少基本消费品需要通过政府政策和资金引导进行分配。在什么条件下，后一种分配形式可能向前一种分配形式转变。怎样促成该种转变。
二，首先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形成能较为普遍地分配基本消费品的产业；这应该是就业问题的根本性的解决途径。然而，鉴于中国有太多的劳动人口，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只能部分的和逐步通过这种途径解决问题。也许会有一天，我们的全部基本消费品的分配，都是用市场产业的分配渠道完成的。那时我们就可以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建立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形成的产业达到分配基本消费需求品目的；这主要是对农村的贫困人口的。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不能过分注重经济核算，追求直接的经济回报。而是要从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整个社会的安定大局考虑问题，追求经济平稳运行带来的宏观效益的回报。这有点象对自然灾害的预防所得到的回报。社会主义国家，有人食不果腹、衣不庇体、居室不避风雨，国何以言强，民何以言富。
四，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保障失去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转移支付是救济性质的。失业救济金也是救济性质的，二者不应该混为一谈。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政府给予的经济救助的保障应该是无偿的，这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应该是一样的。而对于城市的失业人员。失业救助应该与职业培训和某些公共服务事业结合起来。或者竟是需要偿还的贷款性质的。当然，可以是低息或者是无息的。
七 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中国在封建主义的清朝时代，奉行的是闭关锁国、关门自大的国策。延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建立，由于当时西方世界的封锁，以及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观念上的差异性，直到七十年代末，经济和社会实际都是封闭的。总的说来，封闭是与现代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
由于意识形态的认同，中国按照当时苏联的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因而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所以必须按照经济发展自身要求的规律加以改造和调整。同时由于中国直到八十年代中，三十多年时间里发展起来的现代产业基础，是在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内构建起来的。需要加以改造和调整的不仅仅是所有制关系，而且还有在长期僵化的经济体制下形成产业结构乃至思想观念和社会基础，这并不是短期内就可以改变的。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进行了十多年的改革，现在还只能说是刚刚走上轨道。所以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改革就是要调整旧的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所以中国的改革不是要建立一种固有的从观念出发的什么样的经济模式，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的顺利发展。所以凡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手段就采用，凡是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手段就加以改革或不采用；在今天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下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就今天采用，在今天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下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就不采用；今天采用了的经济机制和手段在明天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下不能再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就予以改革；而今天没有采用的经济机制和手段到了明天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又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就明天予以采用。
所以，改革开放不是目的，建立市场机制也不是目的。二者都是服务于发展生产力的手段。
八 经济建设中心
发展社会生产力，归结起来，就是搞经济建设。改革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它应该是建设性的经济。或者说，它不应该是重复建设和低水平的经济；它也不应该是盲目的，背离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的比例关系的经济；更不是这“热”那“热”撑起的周期性起伏的波浪式经济；它应该是有效的，符合经济发展内在要求比例的，具有平稳发展态势的经济。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必须服务于和服从于这样的经济建设中心，而不能背离甚至损害这样的经济建设中心。
经济建设也不只是市场经济建设这样一个方面，它包含市场经济建设和非市场经济建设两个方面。从产业分类来说，它包含市场经济成份的三大产业和非市场经济成份的第四产业两大部分。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有限，政府的手段和能力也有限，因此必须抓住经济建设的主要方面，抓住经济建设的牛鼻子。
不把问题放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下来考察，我们不能说明那个方面或那个部分是经济建设的主要方面，因为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在中国目前处于转轨时期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可能简单的找出几个量化的宏观经济指标，建立几个经济模型，用几根曲线就可以把经济建设的走向和规模描绘出来。然后看住几个重要的指标就行了。世界上没有如此单纯的经济，处于转轨变型时期的中国经济，更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或非市场经济几个字就可以概括得了的，我们也许只能说是过渡性的现代经济。
然而如果把时间限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范围，比如说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的中国的经济建设，那我们可以比较明确的说明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建设性质、规模和走向，从而说明我们如何在市场机制和政府手段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从而保证中国的经济在十年至二十年间会有一个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和一个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而更重要的是一个较为有效的经济增长。
简单的说，从现在起直到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这样一个阶段里，中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性内容是：以第四产业的建设为纲，带动其它三个产业的发展，从而保证中国经济有一个具有较高的和有效的增长速度和均衡、平稳的发展。中国以后的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就必须围绕这样一个经济建设中心来进行。
第四产业的建设，其中主要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业，说它是经济建设的纲，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今后稳定增长和持续繁荣的根本源泉。
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来引导经济，就可以使我国基础产业部门和其它工业部门面临一个持续旺盛的需求，从而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并将正确的引导中国的基础产业结构趋向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从而使中国经济步入一个较有效的和更为实在的增长轨道。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所包括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桥梁、发电站、输电网、邮电通讯、市政设施、水利设施等，过去和现在都是我国的经济实力的基础所在，对重大基础设施持续的大规模投入将长期带动直接相关的基础产业部门以及其它相关的产业群的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快速有效增长的最基本的动力。
第二产业是市场的工业部门，对于这个产业群，我国的决策机关主要是地方政府机关过去和现在对它倾注了太多的热情。热情本身不是坏事，太多了则要坏事。这里随便引用一段经济日报1997年1月22日的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注意产业趋同现象》，文章中写道：
“从本报对全国汽车工业布局散乱无序的报道看，各地盲目重复建设，产业趋同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实际上，不仅是汽车、自行车，而且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石油加工、化学纤维等产品，全国都有20－30个省市当成主要产品在生产，多数规模不大，技术档次几乎处于同一水平。这种分散和落后的生产布局，使各地形不成经济特色，既削弱了地区经济的互补性，又造成了过度的盲目竞争和资源的严重浪费，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产业重复和趋同的现象还在发展。据悉，在各省市最近制定的发展计划中，将汽车作为支柱产业的有22个，几乎都是整车厂；将电子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24个，发展重点又都是通讯设备、计算机、电子声像设备等；将化工作为支柱产业的有23个，大多以石化为重点。这样搞下去，很可能形成新一轮规模更大，投资更多的重复建设，经济结构中的问题将会愈演愈烈，难以收拾。”
如果文章中描述的现象存在并持续发展的话，我国经济即使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个速度中也将有相当程度的无效增长。而且这种经济中的无政府状态必将造成和加剧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在周期性波动的谷底，否定掉无效增长的部份。
而第三产业整个的就是画蛋和雕柴的产业。在一个只用少数人就可以生产出全社会所需要的物质产品的经济社会中，它的存在和迅速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第三产业就越发展。一个人能生产出四个人所需要的资料，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他的收入就是自己所能消费的物质资料的四倍。他当然可以在装饰豪华的高级餐厅消费一些800元一斤的鳖和鳖蛋，从而提供鳖和鳖蛋的生产者，藉此又换得了必须的物质资料，这也是市场机制下的形成的有力的分配手段。但现阶段如果人们拿了我国第三产业在经济构成中的低比重来比较西方国家第三产业在经济构成中的高比例，由此得出结论我国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话，那是不正确的。这并非说第三产业不必要或不重要，而是第三产业的兴起和迅速发展，根源于高收入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个根源，片面去发展它是发展不起来的。而且，这整个的就是那支“看不见的手”的事。大致是不劳“政府之手”的大驾的。
正确的办法就是，政府逐步从市场的产业部门中退出。第四产业中用武之地宽阔得很，在中国，任你资金雄厚的政府，拳打脚踢十年也不会闹出什么重复建设来。
这样，政府一则通过兴建和管理第四产业来引导市场的产业部门群；二则通过中央银行对金融业的总量调控来调控民间产业群。
政府通过对第四产业的直接管理，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有力的带动经济增长。我们也许有必要设一个第四产业部，下设公共事业局，公共服务局，基础设施局，农村公共产业局，也许还要住房管理局等。以设计和规划第四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局也许应该增加一个新的职能，即如何才能把市场经济领域的国有资产转移到第四产业的领域里去。为此，我们也许需要将很多国有企业脱手，转让给民间拥有和经营。我们还应该有选择地鼓励民间资金和外资进入第四产业领域，使之有一个迅速的发展。
在传统的产业部门，政府逐步从其中撤步，不再直接下场踢球，而是专心致志的吹哨子，当执法裁判。我们也许不需要有化工部、纺织部或建设部，但我们应该有“市场之手”部，描述、规划和协调市场机制领域内产业的发展。当然，这只是形象言之，现有的部委，只要职能能够转换过来，也是可以的。
在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里，金融业是极其关键的产业部门，金融业必须商业化，在中央银行的总量调控下按照经济规律运作，使市场机制范畴的产业群趋向均衡。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重点要放在第四产业的发展上，要逐步直到完全的从追逐利润的市场运营中退步出来。中央政府应将各地发展第四产业的指标量化，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
九 政府资金使用方向的经济影响
政府手里掌握的资金除了行政开支、国防开支以外，还掌握着几乎全部社会发展基金。这个社会发展基金的使用方向对经济有着重大影响。
现在考察政府手中的社会发展基金投向第四产业对经济的一般影响。
首先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通过投资第四产业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是总的影响。首先完全取消了财政资金对民间产业的挤出效应，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对民间产业产生良好的引导作用。即由于政府退出市场经济领域的产业，而使得有民间企业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政府在整个第四产业创造的有效需求，造成的市场扩大，为市场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政府不但不与民争利，而且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民间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既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以私营企业为市场主体的经济能够运行，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以民间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由于没了政府这个角，市场经济这出戏就会唱不下去。
在中国现代经济以计划经济的形式发展的时期，由于处于短缺经济的时代，生产什么东西都不愁没人要，所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那时的政府只要有资金，投入到什么行业都能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说是十拿九稳也不为过。但老皇历是翻不得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卖方市场逐渐变成了买方市场，短缺型经济变成了过剩型经济。这时政府在市场领域的投资并想要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十拿未必能有五稳。拿不稳，没拿稳，这在我国有一个专门术语，叫“交学费”。然而政府未必有这个权利，放着十拿九稳的事不做，拿纳税人的钱去交学费。在过剩型经济中，什么是十拿九稳的事呢？这不好说，但在中国，在十几年内，经营第四产业无疑就是十拿九稳的事。
太史公是个历史学家，但他对经济管理也是很有见地的，他认为政府管理经济的境界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因之”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讲究的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政府无为而治。这是在当今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的经济模式。“利导之”、“教诲之”和“整齐之”都是现代经济中普遍使用的管理方法，“利导”讲的是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在现代经济的运用，“教诲”讲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整齐”则是法律对经济运行的规范作用。“与之争”，就是指的国家直接介入市场领域的产业部门，与民间企业同样争利于市，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参与市场竞争。这种情况，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挤出效应”，就是说的政府投资于市场领域，将民间投资挤出了市场。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无疑是下策。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无疑有一个地方利益的问题。由此生出一个名词，叫做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利益当然是地方政府要考虑的，只是不要主义就对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指向以第四产业中的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是不是就会使其经济发展缓慢呢？
如果地方的财政支出用于搞企业，可以分两个时间段来考察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首先是建设时期，一般的说，基建项目的投资支出可以起到扩大总需求的作用。如果是技术密集型的项目，其中购买设备的资金所占的比重与技术的密集程度成正比。即如果项目的技术密集程度越高，该项目中用于购买设备的支出所占的比重就越大。由于技术先进的设备多为进口或东部沿海地区所生产，这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小的行政区划单位是不利的。比如对一个以农业为其主要产业的县来说，一个1000万的基建项目搞下来，本地企业除了挣一些土建人工费，卖些砖砂石外，可能施工和材料、设备采购和安装的钱，都给外地挣了去，没有起到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再看项目建成后的投产经营时期。经营情况无非是盈利、持平和亏损三种情况。亏损将使地方财政背上一个大包袱，这是不待言的了。地方政府盲目上项目，结果造成巨额财政赤字，政府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连发工资也困难的情况并不少见。持平，意味着地方能够得到税收，可能有一、二百人能够得到工资，折旧是是为了保持该企业的生产能力，在这里不考虑。如果得到的税收又投资新项目，如此循环不已，当地真正得到实惠的，也就是每个项目建成后领工资的几百人而已。盈利是最好的结果，但在现代经济中，竞争已经是全球性的，因而规模经济就是效益经济，如果不持续不断的投入，在竞争中败北也不是不可能的。
现在再看这1000万投向农村搞基础设施的情况。无疑，1000万的大部份将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所得。要在外地购买的设备和材料不多。因此，至少有一万人在他的不高的年收入上增加七、八百元的收入。对于年收入不上2000元的农民而言，七、八百元显然不是一个小数目。1000万的至少80％要在当地花费，很多消费就是当地的劳务和产品，循环几个来回后才会流出境外购买商品和劳务。这中间至少也有不下一、二百人在经商中得到过得去的收入，足以维持过得去的生活。政府当然也能得到税收，以维持它的行政开支。这是1000万元扩大总需求所起的作用。然后，总不能说花费1000万元建成的农业设施不会起到增产的作用吧。这增产的农产品恰逢其会，面临的是增收的有效购买力，地方财政和农民无疑都有实惠可得。
两个投资方向相比，按受惠的人次计算，地方投资某个企业项目也许要20年才能达到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受惠人次。人们说德政、仁政，说了几千年。对地方政府而言，怎样才是惠及当地父老乡亲的德政、仁政，难道不可以自己动脑筋去想一想吗。
如果政府在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时出于节约资金的考虑广泛发动农民义务投工，这实际上是用家庭妇女的方法管理经济。
这在一国经济的相当多的生产部门存在着大量闲置生产能力的时候，则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一，通过义务投工的搞农村基础设施工程而不付给农民的报酬，这实际上是对农民劳动付出的否定。二，农民通过义务投工造成的农产品产出的增加，并不等于对农民义务投入的劳动付出的价值的货币承认。与一般的认为恰恰相反，在存在着过剩生产能力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农产品产出的增加，仍然要作出对农民劳动付出的否定。这是因为，农民通过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无偿投入所获得的农产品产出的增加而导致的社会总供给的扩大，并没有不但在总量上而且在构成上相一致的总需求的扩大与之相适应。即农产品产出增加了，农民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并没有扩大。因此，在一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谷贱伤农”，农民的收入将不可能成比例的增加，所谓增产不增收。作为消费者，农民不只是消费农产品，他还要消费其它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然而他并不能换回比以前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实际上，由于剪刀差的扩大，他可能需要拿出更多的农产品去换回其它生活必需品。当然，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看上去，他可以消费比以前更多的农产品。但作为生产者，他生产的并不是一般的农产品，而是某一种或某几种特定的农产品，他也需要到市场上去换其它的农产品。由于现金的短缺，实际上将阻碍这种交换，使得他对农产品的消费也不能扩大。三，这种农业产出的增加造成的收入下降而形成的剪刀差会使其它的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的过剩状况更加严重。
于是，先是政府否定了农民的劳动付出，然后又是市场否定了农民劳动付出造成的产量增加。然后回过头来，农民劳动付出的被否定，又将导致其它产业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被否定。
然而，这环环相扣的三个否定，我们只要把第一个否定换作肯定，接下来的二个否定也会相应转换成为肯定。即农民的劳动付出得到相应的劳动报酬，增加的农业产出的价值得到市场承认，其它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也得到了实际的实现。
同时，第四产业中的福利设施和服务的提供，也是政府管理总需求以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政府应该使其与相应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起来，并引导相应的物质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发展。
这样，政府通过对第四产业的持续投入，不但为民间和外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硬件环境，而且为民间和外资企业创造了一个有着极其广大的市场需求和机会的市场环境。对企业而言，这样的市场环境比什么优惠政策都更有吸引力。而外资企业，如果它在国内雇佣工人，使用国内原料，同时使国内的商业工人得到工资企业得到利润，即使它使用的商标牌子是老外的，并使国内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它和国内企业的竞争优胜者也没有两样，用不着叫狼来了。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用以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应该是事后管理，“顶风行事”的工具，而应该是在基于对经济构成的深刻分析基础上的事先管理，即《黄帝内经》中说的“治未病”。
2、自动财政稳定器
西方经济学界有自动财政稳定器的说法，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中国的条件下，也应该有一些不同的内涵。
税收。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由于国际资本的流动性，一国的总税收水平不是可以任意调整的，在确定本国的税收水平时，它必须考虑其它国家的税收水平，以避免资本因税负过高而流出。
另外，在调整产业结构时，有针对性的增减税也是一种调节手段。特别是对市场产业更不失为一种有力手段。
政府转移支出。转移支出是无偿的，我国特别是在农村，不应该普遍采取这种办法。
其它方面，着重要指出的是转移支付的不同指向造成的总需求的构成应该是有不同的内容。
3、财政赤字
进行总需求管理不可避免的要产生财政赤字。财政赤字是好事还是坏事，初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财政赤字可以是管理不善的产物。当然，管理不善有可能是出于好心办了坏事。象几次经济过热，各地搞出来的大量的重复建设，都是这种情况。
当然，财政赤字还有可能是出于管理经济的要求，如象出于事先管理的要求对第四产业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就是这种情况。
一国经济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有限，而造成对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的产业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短缺时，而这种短缺甚至成为经济的发展的重大限制因素，形成所谓“瓶颈产业”时。政府通过赤字财政向短缺的产业部门的大规模投入，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双重的促进作用。即一方面通过这种投入扩大了总需求，带动了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而当一国的经济中存在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而这些生产能力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又是为其社会成员所真正需要的，仅仅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有购买能力的需求而不能购买和消费时，这就是总需求和总供给在货币环节的脱节，是市场机制出了毛病。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把供需两方面的脱节衔接起来。这时政府的负债是具有莫大的社会效益的。市场不愿借钱投资的干的事由政府出面借钱来干，这就是赤字。
当然，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扩大了的总需求应该与总供给的潜在供给能力基本适应，即不但是总量上相适应而且在构成上也相适应。在某些重要的方面需求可以在一定限度超过潜在供给能力，以引导该方面的迅速发展，但不能背离太过。
对总需求管理的对象第四产业来说，有的资源要求是其独有的，在其规模上容易确定。相当一部分资源要求是与市场产业交叉的，可能即在非市场产业加大投入创造需求时，市场产业也作出反映扩大生产能力，同时的投资需要共同指向某些资源，造成资源局部短缺，发展成为通货膨胀而影响全局。这里存在着若干不能确定的变量，如乘数效应，资源进出口状况、民间投资意愿等。很难说就用什么公式确切的计算出来。因此也许只能使用经验的办法，即在确定的产业投入方向逐步加大投入，并密切观察相关的经济指标，如产销变动、价格变动、库存变动等。这样逐步地调节到一个均衡的状态。这种办法的好处就是可以适应动态的经济过程，特别是转轨变型时期的经济。
上述条件下产生的赤字预算就其性质来说，应该是良性的。首先，它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其次，它不会由于生产过剩而造成经济波动，因而保存了由于经济波动将损失的生产力，从而使经济在保存完好的生产能力基础上持续发展，而不是在经济低谷的毁坏了的生产力基础上发展。
财政政策作为管理总需求的手段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在不变动需求总量的前提下进行调整产业构成的管理，市场机制下的货币政策管理是不能直接达到这样的效果的。
如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真能达到促进经济快速有效增长的目的，财政赤字产生的国债应当不是问题。极端地说，如果政府在市场领域的产业握有的所有权完全转换成了第四产业的产权，国债总额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0％，而同时经济在十多年内以接近10％的速度有效增长，且达到了普遍的繁荣。这不好吗？
如此庞大的国债并非是把钱扔在海里了，它所形成的第四产业仍然具有等于国债的全部价值，而且社会的全体成员都不同程度的享受着第四产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4、货币政策管理
货币政策作为经济管理手段，是在市场机制的前提下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它是以一国有健全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体制为前提的。它要求有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独立的商业银行和完善的金融市场。
不能等待条件完全具备再进行货币政策的管理，目前政府很大程度上在金融领域握有的决策权，并非不能直接用于进行总需求的管理，以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运用这种管理手段的一个目的是要放弃这种管理手段，最终让市场机制在市场产业的资源配置方面起主要作用。
应该说，对于调整利率的几个百分点就能调整经济的境界，我还真是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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