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网书库→军事天地→军事小说→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洛伊宁格尔）

第六章　中国与国际社会

内容提要：世界冷战格局终结以后，下一个危险源在哪里？对人类命运构成威胁的国家具有的四个条件。只有中国同时具备这四项条件，但它是世界安全体系的敌国吗？判断一个国家的现状并把握它的走向的方法。对中国的前途做出理性分析。一随着苏联帝国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的相继瓦解，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全球冷战格局终于结束了。以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８．１９”未遂政变被粉碎为标志，世界翻过了历史的另一页。冷战就像一场恶梦，梦醒之后人们才突然意识倒它的可怕。人类几乎是在自我毁灭的悬崖上蒙着双眼走了那么长的一段途程，而且是一路高歌，昂首阔步、彼此撕扯而对足下的深渊浑然无觉。只是到了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寻找自己的足迹时才被惊出一身冷汗，人类竟是凭借着无数个偶然巧合、仰赖一个又一个奇迹才是自己幸免于难的吗？我们在惊叹人类自身的生命力顽强神奇的同时，也对造物主的恶意幽默惶悚不已，它究竟还要几次再造人类，让他们在震骇中庆祝自己的再生呢？万一这个家伙玩失了手呢？侥幸不死之后是更大的惶恐，历尽劫波之后人类已全然没有了兄弟之情，彼此之间再也不存在信任。惊魂未定的我们在频繁后顾的同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驻足前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旅途上，它的前方是一片坦途呢还是早已布下另一个致死的泥潭？或许，我们只能在安全岛上喘息片刻，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更大的诱惑、奸诈和风险？人类已经走上了另一次坠毁的边缘？人类已经不再信人，也不再自信，每一步前行的脚步没有踏空，都使人疑惧丛生，深信自己已经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正在一步步地走进既设的圈套中。问题是，下一次毁灭到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希冀神灵的庇护和侥幸再一次降临吗？我们不得不环顾自己的周围，心事重重，疑神疑鬼，在这许多的同行者当中，谁是那个伪装成信徒的犹大，他将在我们面临深渊时狠狠地踏上一脚，使我们飘然坠落，再也无法生还？谁是那个害群之马？野心勃勃，倔犟粗蛮，为了自己的私利和某种虚幻的理念而胡踢乱咬，扭住我们撕打，从而使人类同归于尽、集体自杀？世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集体安全的基本概念就是尽早发现这个潜在的命运死敌，在它最终有力量做出危害性举动之前把它扼杀掉。可疑者的名单是长长的一列，如果我们认定联合国安理会是公正的，它没有屈服于强权者的意志（事实上，美国人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联合国的事例比比皆是，且这种局面以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或者说，几乎已构成了联合国的历史。）那么这份名单上已开列出下列国家的名字。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古巴、北朝鲜、塞尔维亚、红色高棉……。潜在的名单是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赤贫国家。这个名单远不是公正的，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反映了强者的意愿和好恶，联合国的“大多数”通常屈从于强者和富者。如果有上列各国组成“安理会”，那么开列出的名单上的第一个国名将是美国。问题在于，强者和大多数是否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如果我们放弃虚伪的自尊，理智地理解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认为强国和富国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合理性、政治上的先进性因而才富强的，这种榜样性不正是光明和未来的代表吗？人类各民族不都是企望着富足和强盛吗？事实并非如此，强国往往是世界性危机的起源。特别是当一个强国处于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时，它所表现出的惰性、自私、愚昧、疯狂以及企图拉住世界前行脚步的阴暗心理和无理行为，正式世界最黑暗最反动的力量的根源，战争往往由此而起。说到这里我们将提及苏联帝国的最后一位君主戈尔巴乔夫先生。人类将永远赞颂他，为他祝福。当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强盛的军事帝国行将崩溃的时刻，他为自己选择了屈辱，但是为世界选择了和平。同样，弱国或贫困国家也不必然具有理性。伴随贫困的往往是孤独、极端、虚妄和铤而走险的思维方式。国家贫弱，不正是政治落后、经济不合理造成的吗？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去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经对全球安全构成了威胁呢？这个标准又按照哪些可供参照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去制订呢？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处在不间断的变化中。变化的结果和方向不仅影响本民族的命运，而且会极大的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因为一个国家的变化或者是引起别国变化的原因，或者是别国变化的结果。因此，国家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往往呈现出潮流性状态。本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上同时出现了德、日、意三个法西斯政权；战后及整个五六十年代，在全球几乎同时出现了近四十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到了八十年代末期，这些政权纷纷易帜，又相继刮起以改革为名的资本主义政权、产权改造之风。任何一个国家的微小变化都可以找到国际潮流的影响，这说明国家或政权的脆弱性或可塑性，说明独立发展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幻想。这一特点也使我们对世界的未来及安全前景有了乐观的理由。但是，国家变化的这一特征也同时说明了所谓变化的虚假性，它是不稳定的、由利益取向决定的。特别适当这种变化的直接推动者是国家的当权者时，变化的方向就不必然表现为前进性。当非洲的干旱国家宣布其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你很难判断这个民族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而红色高棉占领柬埔寨时，那个民族实际上有整整两年时间陷于原始的宗教性野蛮之中。从来的统治者都是改革家，或者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即使是复古也往往在改革的旗号下进行。但是，从来的这些权威改革家推动的改革都是盲目的，某些重大灾难甚至正是由这些改革引发的。毛泽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他领导的中国的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在１９６６年，当他一相情愿地企图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进行彻底改造，推动中国社会进行更理想的改革更新时，他使他深爱着的民族蒙受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劫难，从而使这个伟人的形象受到了大大的贬损。改革会引发灾难，除了因为它是受国际潮流左右，带有盲目性，以及是当权者推动带有主观色彩这两个原因以外，更可怕的原因是它的群众性。一般群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这部分群众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因为有着强烈的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愿望，所以是社会变化的天然拥护者。因此，这种由大多数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主体对社会变化有两个基本要求或倾向：一是要求社会变化合乎理想；一是急功近利，急于看到成果。一旦上述两个要求没有达到时，统治者与下层社会成员的改革同盟即有动摇瓦解的风险。所以，统治者往往为取媚于社会而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改革口号，这些假想目标进一步刺激民众的理想狂热，因因相循，使国家和社会的改革更新发生恶变。哲理，我们得出了促使国家和社会发生健康性变革的三个限制性条件：不是单纯性受国际潮流影响的，而是发自本民族社会内部的一种经济、政治要求；不是出自于统治者的雄才大略和善良愿望，而是来自于社会主体；不是迎合社会大众的强烈呼声和愿望，而是社会优秀品级成员按照他们对理想的理解对社会进行切实的改造。在这三个条件中，我们排除了外部因素对变化的激化影响，也排除了内部组成因素中贵族与贫民阶层对变化的主导作用，仅留下了“社会优秀品级成员”这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并将民族与社会更新变化的大任与希望寄托在这一阶层成员的身上。这并不等于说外部的与内部的其他因素对社会改革变化毫无影响，事实上，因为所排除的两个因素在社会变化的进程中往往显示出强大的力量，足以左右任何变革。但是，由于对这两个因素加以克服、限制和利用，可以在策略和技术范围内加以解决，我们有理由不予考虑。这里，我们留下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优秀品级？三我们的地球是这样狭小。目前，拥挤在这个小小的星体上的人口已达５５亿，据最保守的估算，再过３０年（２０２５年）人类的总人口将达到或超过１００亿。所有的民族，我们未来的１００亿地球居民都有生存的欲望和权利。他们要吃要穿，而且要求富足，要求发展，甚至他们还要求奢侈的虚荣心和自尊感，要求自己过得比别人更好从而支配别人，这个基本的动机就迫使各个种族以至于整个人类疯狂滥用和肆意开掘这个星球所能提供的有限资源，并且毫无顾忌地随意污染者人类自身的生存空间。而据最乐观的预测，人类最终能够突破地球的限制在其他星球上开辟自己新的生存基地，至少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不懈地奋斗３００年！３００年后，地球上有多少人口了呢？前景黑暗得令人不寒而+B！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自己将活不到那一天。一方面是人口数量和人的欲望的无止境的膨胀，另一方面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资源日益枯竭。而人类赖以摆脱危机的唯一文明方法，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却相对缓慢。于是，这样两种作用力相背的力量就以极大的张力背离而去，撕扯着人类社会整体，像一根绷得过紧的皮条，最终会因达到极限而被扯碎。人类社会整体被扯碎，这意味着什么？自相残杀因而由于热核武器的使用而同归于尽？上帝既然缔造了人类，将不会再让它毁灭。或者如大多数人所相信的在冥冥之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造物主，他们在创造人的初始以及人类不断更新进步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高举着那把捍卫人类生存的利器。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这一法则强调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竞争，它更注重的是适应。只有那些与世界相适应的个体、群体、种族或国家才当然具有生存发展的权力。而落后或不适应者，只有改变自己以求适应的权力，无权要求其他！世界发展到今天，国家的独立和完整边界仍被尊重和承认，但是整个世界作为一个信息不断流动的大系统，其内部的阻隔和分界早已被冲得摇摇欲坠。因此，落后的民族国家在开放的世界系统中完全无法保持其自身，它们将被无情地改造、同化、消灭或者废除，从而为人类整体的生存和优化做出令人痛惜然而是必要的牺牲。上述观点是本世纪初叶生物学派思想家们得出的一致结论。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虽然偏颇但却接近真理的结论由于希特勒先生的荒谬鼓吹和血腥实践而变得臭不可闻。然而战后者５０年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从未放弃过同化别的种族的政策，而落后的贫困国家从自身的悲惨处境中也悟出了同样的道理，或者已经看到了更加悲惨的未来，从而发出了改造自己挽救民族的呼吁。这或许就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世界性改革洪流最本质的原因。作为一种报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段时期内，有两种思潮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和确认。首先是马克思先生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二战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各国共产党人及其领袖，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种学说作了善意的改造，从而使它成为一种伊甸园式的辉煌理想，并且由这种理想出发产生出深及社会结构各个领域的一整套治国安民措施。领袖和子民们都深信沿着这条健康的发展道路走下去，即可以达到光明灿烂的理想天国——共产主义。问题在于，无论各国的共产主义理论与方法存在着多大的冲突和歧解，它们的基本实践却是相同的，即在思想方法上鼓励克己，在经济制度上实行抑富扶贫。共产主义思潮曾经在世界上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它不仅被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所认同，而且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现在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在竞选期间被老一代政治家们攻击为共产主义的朝圣者，因为他在年轻时曾热衷过参加某类政治活动。无论如何，共产主义学说确曾获得过重要的胜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整个世界对共产主义的热情突然急剧降温了，当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而停止活动以后，共产主义几乎成了恶魔的同义语。绝大多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几乎同时宣布废弃执行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资本主义方式的改造。但是这并不说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的失败。马克思先生的学说在更准确的意义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理论，它极其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事实上，就在共产主义在东方示微的同时，马克思学说在西方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热潮，几乎全部的金融经济理论都在马克思先生论述的基础上得以更新、改造。抑富助贫也成为一种成功的资本主义模式，克林顿先生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支柱即为向富翁们增税！这一现象又说明了什么？另一种思潮即民族生存权力和民族平等权力的泛滥。战后，特别是本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作为旧的世界秩序的终结以及对延续几百年的殖民统治的清算，民族国家独立的浪潮几乎席卷了全世界。近几年，国际政治地理的变化无不与民族问题相关，只是由于国际地界早已划分完毕，因此民族独立和自决的斗争方式才以国内政治斗争的方式进行，但其激烈程度并无稍减。不仅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相继分解，而且分解后的国家又面临进一步的分裂风险。民族问题在西方工业国中也有强烈的表现。从国际政治或全球经济运行的角度分析，荡这个世界最终按照单纯民族的标准划分成数百个甚至上千个独立国家时究竟是一种灾难呢还是一种福祉？作为一种人类固有的原始情感，民族情绪应该被看成天之信条得到充分尊重并进而成为国际生活的一个准则呢还是应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忽略、削弱、批判？目前，民族问题至少已经出现了下述麻烦，使国际大家庭根本无法按照一个公正的标准或统一的尺度发表相应的意见，使其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对民族自身造成损害倒在其次，这种状况的延续最终将使世界出现更加混乱的局面，并最终削弱公正或国际公理。民族问题与历史问题纠缠在一起时，任何处理办法或解决方案都是不公正的。在历史上，南非无疑是黑非洲人民的土地，但白色人种至少已经在这里进行过二百年的开发治理，谁更应该成为土地的主人？阿拉伯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的归属问题如果按照单纯历史的标准去评断，则更是一本烂账。历史是漫长的，土地曾几次易主，究竟应该按照哪一段历史去仲裁？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始终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单一民族国家的建立正因为与这个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因而才引起了诸多争端，使问题极端复杂化。其次，荡民族利益或民族生存地域与政治地理边界发生冲突时，基于同样的原因也呈现出是非不清的混乱局面。再次，当古老的民族情绪被具有现代色彩的民权意识所认同时，历史公正甚至是人类自身都将受到最严重的损害。因为在人类的情感发展过程中，除了原始情绪根深蒂固地深埋在人的情感基因之中以外，情感发展还呈现出对这种原始情绪是而背离时而回归这样一种曲线式前进的样式。每一个周期都应是人类更远离原始的自己。鼓吹民权思想无可厚非，但这种鼓吹应具有历史进步性而非鼓吹倒退。最后，因为国际政治对抗中对民族意识这个工具的反复使用，使它自身不仅得到强化而且发生了多种形态的裂变。特别是当这些变异了的分枝被嫁接到一株株濒死的老树的枝干上时，远缘的和近缘的各种遗传因子共同作用使它开放出强异的花朵，鲜艳、灿烂又邪恶万端。例如，当民族解放的理想、热情与伊斯兰远古经典和习俗传说相结合时，就产生出其式汹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它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迅速冲决一些国家政府用权力和暴力筑就的堤坝，漫卷而去，它最终会吞没掉什么这是极为令人担忧的。此外，民族仇恨心理、民族狂妄心理以及民族被虐心理，都极容易寻找到自己寄宿或寄生的适宜的枝干。民族意识已经给这个世界造成了难以排解的矛盾和麻烦，它总是和战争相联系，这是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事实。但是，民族意识的根基在于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定势。作为战后（或者说全部人类文明时）的一种重要支配性力量，它必须得到承认、尊重，而且它势必要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支配整个人类。战后的全球政治运作和力量演变，实际上始终是由上述三种重要思潮之间的相互对抗和相互联合的运动构成的，这是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进步性的根源，也为世界各个组成部分最终能够相互理解提供了可能性。我们无法判断这三中思潮中哪一个更合理更具进步性，因为随着时间地点的迁移，它们都在一身扮演着英雄和败类、进步与倒退、维护者与捣乱者这样两种角色。但是，当这三种思想潮流渗入一个特定国家或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并且以法律条文或社会倾向的形式被表现出来时，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就使得被考察对象具有了鲜明的特征，而且客观地显示出它在人类整体前进的过程中和民族进步的旅途上所处的阶段性位置。我们因此不仅有可能对一个国家的现状做出理性判断，而且能够准确地预测到它的未来走向。这是用第三只眼睛观察世界的为以有效的宏观手段（它的基础是微观的技术分析报告和数量统计报告），因为它的前提是排除偏见并且不设理论上的任何标准。四在战后，东西方在严酷斗争和对立的过程中，几乎同时接受了马克思先生的学说，并分别进行了伟大的社会实践。这不仅间接地说明了冷战和对抗与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具有联系，而且鲜明地表现出人类对真理性认识的趋同倾向和服从本能。这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却因为各国均把马克思先生的学说改造成土产货品而被差别所掩盖了。差别不是尘土，不能因为要显示思想的光辉而将它抹去。实际上，一种思想只有能够变异成土产时才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和真理性。大多数国家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它们的政治领袖和理论权威试图恢复思想的纯正性，并用正统的所谓思想指导自己的实践。在这时，思想变得苍白而且荒谬。东方阵营是以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形式去实践马克思先生的理想的。在这些国家中，马克思学说与本民族历史传统、民族文化沿习、国际地位、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价值观念相结合，甚至还与其政治领袖的个人性格、兴趣相结合，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专政国家，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也正由于各国在嫁接马克思先生的思想时它们所采用的母本之间存在着千差万别，所以开放出的花朵也就面目全非，各放异彩。因此，这些表兄弟之间更多地表现出衣帽服饰的近似而并不能真正形成由血缘亲近感维系的完整体系。在每个独立个体的身上都无可掩饰地保留着它们的历史继承性。前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几乎就是沙皇俄国传统的新版本；中国的封闭、孤独、骄傲以及宗法观念和体制，甚至在官场内部权力斗争的样式和手法上，都能清晰地影像出满清王朝时代的印记。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国家在宣布自己改变颜色以后，仍未能成为平等的大家庭的成员，或者根本没有改变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传统角色，既受东方大国的压迫，不得不表示臣服和驯顺，又时时刻刻地表现出自己的反抗、背叛以及难以泯灭的仇俄心理。朝鲜（这里指朝鲜人民共和国——译者注）同样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是崇高的民族尊严感使它保持了胡桃般的坚硬；另一方面它又随时调整自己的立场以求得邻近大国的保护，对此而心安理得毫无难堪之感。在历史上，东亚这个半岛国家与其邻居的关系模式可以上溯到公元六世纪的中国盛唐时代。无可否认的是，在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及共产党专制政权建立以后，东方各国和各民族在战后的四十几年里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进步，特别是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足够的权威，能够方便地集中有限的人才、财力资源进行某个重要产业领域的集中开拓和发展，从而取得在通常情况下看来是奇迹的成就。例如，前苏联在于战争有关的一切工业生产部门都取得了足以与西方先进工业大国一决高下的成绩，令人望而生畏、刮目相看。中国在航天技术、核武器制造技术和少数工业项目上业已取得了与它贫困国力不相当的长足发展。问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我们很难判断一个国家在对其政权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以后，究竟对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是因为各国对外宣布的统计数字（特别是年度增长速度）由于浮夸而丧失了可信性（如把罗马尼亚在１９８６年以前的４０年的增长速度相加，其现今的国民生产规模应已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二是不具有可比性，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回过头去重新走上另一条发展道路，其结果究竟如何只能是一种臆测，即使借助现代化的电脑模型计算手段，也因其可变因素的复杂性而难以令人信服。但是，如果不进行对发展速度的测算则无法比较选择的得失，而测算的唯一可信方法仍必须通过大致比较的手段。淡然，这种比较的方法仍有其危险性和不合理性，因为作为比较物的两个对象都有着难以排除的特定因素在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这些因素中的主要成分是政治性的，我们则可以大胆排除。因为在我们进行的比较研究中是假设在政治真空中进行的经济发展速度，其目的就是检测出政治变量对检测对象的非自然力影响。如果我们以上海和香港这两个远东大都会城市作为比较对象，以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８９年作为两个观测点，我们即不仅可能对其在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做出宏观的判断，而且可以具体计算出政治变量的是技术良性影响。二、质量问题。考察经济建设的质量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综合效益的评估，二是社会人文指标的评估。任何一项经济（或工业技术的）成绩都会引起民族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连锁反应，而只有当这种影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的显著改善时，才可称为重要的经济建设成就。由于反映经济效益评估的一些专业性极强的概念、公式和数字为一般读者所不熟悉，我们这里将尽可能避免作这种技术上的说明和演示，仅从动机和效果的一般情况做出考评。动机即发展工业项目时的出发点，一般地说，某项工业、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是人为的或主观的决定因素越少则该计划的质量标准越高。例如，由于是政治立国，前苏联在发展其国内某个工业或经济项目时，其基本着眼点并不是国内生产或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是为着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甚至仅仅是为着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说明政治选择的正确而全力以赴制造的虚饰。当经济成绩或工业项目被当成工具使用时，因而影响了它的质量水平。结果之工业建设成绩的综合影响，它的考核标准不在它是否瞬目而在它是否实惠。当一项工业成绩与民族经济的整体水平脱节时，往往造成巨大的浪费。另一个灾难性结果是盲目的成就感堵塞了民族更新进步的道路。当１９５８年苏联领先于美国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后，它的人民也就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丧失了对国家政策的批判性检讨的能力。与经济建设成就相比较，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各国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却显得十分不平衡。一方面是在政权强有力的支持下，教育、卫生、艺术、哲学和科学文化诸方面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却由于经济上的不成功使这些发展难以为继，当政府财力捉襟见肘，除了继续给这些方面以道义支持外而不能再予以财力支持时，已取得的发展立即呈萎缩或下滑趋势，倒退到它们各自在社会政治经济水平支持下应有的位置。以中国近期发生的事为例。中国在实行改革政策前已经基本建立起全民初级教育普及制度和城乡合作医疗网络，这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极了不起的成绩。但在实行改革政策以后，国家的财力开始分散，合作医疗网络迅速崩溃，城市职工公款医疗的体制也即将解体。农村儿童失学大面积发生。为维持学校费用而向农民集资已招来并不富裕的农民的埋怨，如不维持学校则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危机，实际上，政府已处于两难境地。这些国家的政治建设由于进入了一个误区同样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政治领袖甚至普通选民都有一个误解，认为自己的国家在步入社会主义轨道以后政治建设的速度和达到的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物质生产的进度，并且这种超越必然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更强劲势头。这是对马克思先生的学说的最荒谬的解释和滥用。马克思先生在其著述中曾反复表述过自己的见解，即社会改造和民族在政治上的进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成就。为了不是他的后代信徒发生歧解，这位哲学博士甚至冒着被政敌攻击的危险而武断地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社会的文化、精神、政治发展的指标受制于经济发展的指标，即精神发展与物质发展阶段相适应。世界各国的思想家们始终对这一问题感到迷惑不解。先师的教导如此明白无误，不容置疑，为什么各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却无一例外地走上了另一条歧路呢？中苏长期对立，向来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在以发展精神文明为手段和借口毫不痛惜地扼杀根本没有得到充分发育的社会物质生产能力，挂出政治第一这面旗帜的时候却如此一致？进入８０年代后期，在改革的反思中，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卫士们在勇敢地承认自己犯下的过失的同时，都对当时之所以走上歧路罗列出一些客观实在的理由，这些理由表明了犯错误的苦衷和不可避免性。其主要理由是国际“帝国主义分子” 的威胁、侵略和颠覆阴谋，外部的压力造成了内部的失误。这个理由是成立的，因为美国及西方各国在５０年代初期（朝鲜战争时期）也先后出现过一段短暂的“黑暗”时期，其理由也是共产主义威胁的陈词滥调。问题在于，西方为什么能够迅速克服它的错误，没有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东方就一直拖延下去了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古老的命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东西对抗，全球冷战或者是几乎要毁灭人类自身的热核大战的危及都已经过去了，西方并非无可指责，东方亦不仅仅是扮演了受害者。如果整个人类由这些危机中提取有益的教训，那么我们付出的代价就会全额收回补偿，因为它将指引我们顺利地毫发无损地渡过接踵而来的其他危机。如果我们自己就是上帝，我们也将对马克思先生的学说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因为它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诸如前苏联和中国这样一些国家对马克思学说独立地做出的选择，并且怀着钦佩与崇敬的心情看待他们在实践这一学说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决心和牺牲精神。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这种可歌可泣的努力并没有换取相等的成果，甚至把他们自己拽入了一个可怕的误区，但是问题不在于学说本身，甚至也不主要在于当权者对学说做出了不正确的或者是荒谬的解释，全部问题都应归结于命运，而命运就是各个民族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它们各自的历史以及客观环境所形成的条件。因而任何选择都不是依照理念去决定的。中国大陆与台湾隔绝了４０年，两部分中国又分别由敌对的两个政党执政，但是假以时日，再过４０年，我们将会惊讶地发现这两部分中国的发展轨迹竟是如此相近似，甚至每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特征都相继在两地上演。这就是历史和传统的魔力所在。相比较而言，马克思学说的引进对于中国的民族精神的更新改造以及国家政治结构的重组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执政党在国民中强化进行马克思学说的思想教育，长达４０年，这一阶段“教育”在民族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决不会以空白的形式出现，当这个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以后，国民的思想意识不会立即退回到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执政初始时期的水平上。作为一座桥梁，马克思先生的学说将为中国民族的前进起着历史的与现实的作用，因为在４０年代中，它已渗入了整整两代人的血液中，称为国民性的一部分。五上帝并没有完全剥夺穷困者生存的机会，它交给了他们一件翻身的武器：后起优势因素。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一种荒谬、悲惨然而又令人迷惑不解的场面：当穷兄弟们挽起臂膀试图以集体对抗、共同抵制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悲惨性处境时，常常显得软弱无力，一无所得，甚至适得其反地使自己的国家的发展进程逆转或断裂；而一旦这个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敞开自己的国门热情迎入国际资本时，（此种行为和政策在６０、７０年代被普遍理解为经济入侵和丧失主权），并在引入资本方面义无反顾地同自己昔日的穷伙伴进行针锋相对的竞争，虽然自己宝贵的血液会令人痛惜地流失，但是以牺牲部分利益换取了本国资源的开发、工业体系的建立、管理人才的长成以及国民观念意识的更新，从而完成了国家经济的起步。以南韩为例，这个半岛小国再经过近３０年的努力以后，已经从欠发达国家成长为新兴工业国，它不仅开始用同样的方式向更贫穷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资本扩张和非平等合作，而且在某些重要产品领域早已具备同日、美等强国开展竞争的能力。（由专家预测，到９０年代后期南韩将成为日本汽车工业的劲敌，而日本早已从美国手中夺取了相当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资本掠夺一旦由殖民方式变化为资本扩张方式，这种掠夺方式就明显地具有了两利性质。资源分布不合理以及财富的方式不公正是几千年来世界各民族发展的不均衡不同步所形成的一种必然结果，因而成为当今世界各个角落的普遍现实。而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途径是在承受痛苦和牺牲的同时充分利用落后国度固有的后起优势因素。后起优势指低消费水平形成的低劳动成本、低劳动成本形成的商品出口优势，以及由前两者共同构成的优越的投资条件。一旦这种优势因素在政治上得以确认和国民情感上的认同，从而认真地在国际商战中成为致胜的砝码时，可以认定该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我们常常惊叹中国人的智慧，它有一句充满哲理而耐人寻味的格言准确地揭示出世界的这种变化趋势：水往低处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形成了经济地貌上的洼陷区，像水受物理力的支配由高向低流一样，资本和技术（包括管理技术）受利润的吸引汇向这个低洼区，并最终有可能填平它。资本输入具有两利性质，指的就是这种交流的客观结果。实际上在资本侵略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出野蛮、破坏、干预，甚至会引发政治的动荡和社会道德体系的瓦解。但是越来越多的跨国际团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利润是建立在对方利益的基础上的，同盟或伙伴关系的意识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战略理念上，而且已经成为谈判的基础和获利的技巧，所以合作气氛已经开始向轻松的方向转化。然而由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的利益需求和企望，是一种不平等交易，是委曲求全不得已而为之的发展策略。而拥有资本的一方为了获得更为有利的投资生利条件，必然对合作伙伴提出超经济的要求，并对这块获利土壤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造。因此，毒化合作气氛的基本因素永远也不会消失；合作伙伴间将开展经济、文化、道德、政治多方面的冲突和斗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对外开放和引入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的问题上将处于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实行有利于外资的政策当然会加强国家在吸引投资的竞争中的地位，加快开发步伐，但这意味着对国家原有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剧烈冲击，几乎没有适当的缓冲空间和时间。除了刺激国民情感，忍受巨额利益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摧毁本民族脆弱的工业基础以外，更重要的是与落后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国家政治结构和利益集团在经济重建的过程中将受到最大程度的损害。必须指出，当经济重建和改造工程结束以后，伴随资本和技术涌入国门的管理意识和政治观念将被国民所接受，从而形成与新经济相联系的一支反叛的政治力量。反叛者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改造或直接夺取立法权和司法权。现代化进程和民族更新改造进程都是痛苦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进程开始以后必然发生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阵痛。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决定了冲突的形式上的差异，或流血或和平，或渐进或突变，但因为关乎巨大利益，冲突的激烈程度则是相同的。有意思的是，在改革的国际潮流冲击下，各个民族国家的国门首先是由当政者亲手打开的。但它们在引入希望的同时也在开门揖盗，向自己宣战。中国的改革领导者常轻松地说，国门打开了，飞进几个苍蝇有什么可怕的呢？问题恐怕绝非如此简单，中国的更多问题将在以后陆续出现。加强国家控制，限制现代管理意识的传播与扩散，堵塞这种管理意识像政治权力浸染的道路，或者保留政治权利对经济改造和外国资本的命运的最终判决权，这一切是否可行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两个：如果政治权力与经济更新发生冲突，意味着投资风险的加大和资本生殖环境的恶化，从而削弱本国在吸引资本上的竞争力。如果政治权力与经济更新进程能够吻合，甚至能够成为一种保护力量，那么这种愉快的合作关系也只是阶段性的。南韩的全斗焕将军和台湾的蒋经国将军在他们的生前或身后都发生了权力交割。能否把这两位独裁的将军评价为英雄，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是，一方面是他们在运用政治权力完成了民族工业的改造方面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是权力交割后人民对他们的独裁专制行为的批评和审判，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中国的改革之父邓小平先生无疑是本世纪最明智的政治家，是本民族最智慧的指路者。它的一句名言准确低阐明了削弱资本竞争能力和放慢技术引进速度后国家必然面临的悲惨处境。他说：“落后了就要挨打“。他的其他同僚们甚至讲出过更具刺激性的语言：落后将被开除球籍！意思是将有被从地球上消灭的危险。能讲出这样语言的人无疑是清醒的。以中国论，如果在目前进行的一轮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竞争中失利，而它的真正宿敌俄国和印度这两个庞然大物肥壮起来以后，那么他的处境和命运将是可想而知的。伟大的中央之国像一块肥肉，处在虎狼的包围之中，（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及正在崛起的东南亚各国），它将无一日可以安枕。正因为进退两难甚至进退都会失据，所以在经济体制变革、国门开放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政治体制的改造过程中将始终伴随着痛苦和冲突。任何一次政治的失误，不同集团利益关系的失衡，或者一个足以刺激国民情感的微小事件的发生，都会引起激烈的内部冲突。在两个利益集团得以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冲突会演化为内乱或战争。危险源即在这里。六本世纪曾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在第二次大战后世界却维持了近５０年的和平。据各国政治家的一致推断，这种和平局面还会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维持下去。和平的出现不是核威慑的结果，它只是表明，以争夺殖民地为主要内容的旧的战争条件已经逐步消失，而以保护环境（生存、发展、投资等方面的环境）为基本内容的新的战争条件尚未完全生成。在这半个世纪中，局部战争却此起彼伏，无一日宁静。除了单纯的国内党派或部族战争以外，反有第二国参与的战争或是旧战争的残余，或是带有明显的新战争条件的色彩。以美国为例，越南战争的目的是阻遏苏联势力在南亚的扩张，阻止东南亚各国在被输出“革命”的影响下发生多米诺效应。这场战争不具有任何经济色彩。而布什总统领导的巴拿马军事干预行动和海湾战争，其经济意义则是首要的。特别是后一场战争，如果任由萨达姆将军吞并科威特并威胁到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国家，从而掌握住世界可供输出的石油的大部分份额时，全球的经济秩序和投资环境将会发生灾变，因此绝大多数国家主张对此进行坚决的干预和制止。这场战争表明了新的战争观念和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经济活动的正常环境。当然，受到环境恶变的影响而受到最大损失的首先是美、日和西欧这些经济大国。如果旧式战争被人们冠以“肮脏战争”的恶名的话，那么新式战争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义性或公正性。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是因为在做出决定时人们根本不愿意或无暇分神去考虑伊拉克方面的辩解，不去考虑科威特与伊拉克的分离是否公正。人们注意的只是这一事件对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即公正（或公理）的现实性、限制性、片面性，是至关重要的。它与强权无关，因而又具有公理的属性，但它将在许多情况下与人们观念上的公正标准发生冲突，当人们按照自己认定的公正去行事时，常常背离国际社会的公理或公正准则，这种背离如果严重地损害了既定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长环境，那么接下去的只能是制裁和战争。近年来联合国已经成功地扮演了国际事务仲裁人的角色，虽然在仲裁时往往沾染上浓烈的强国意志的色彩，但至少在形式上获得了大家庭多数成员的支持。对此，中国人常常以弃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保留性意见和不得不屈从的令人敬佩的克制。外交姿态的灵活性表明中国对自己实力认识的客观性，还反映出对国际公正的理解与联合国的其他成员特别是美国人之间存在着重要距离。中国是个大国，它的任何举措都会产生国际性影响；中国有是个发展不足、有着深厚传统色彩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它必将在观念领域与国际社会发生多方面冲突，观念上的冲突又产生重要的国际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上许多政治家和战略理论制定者将中国视作潜在的或现实的危险源的原因。消除这个危险远的唯一可行办法是支持中国人取得经济体制改革（在后一阶段将包括政治体制）的成功，顺利地实现转轨和软着陆，并从此走上平稳的自然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中国的幸事，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幸运。中国的社会稳定是有条件的，只有当大部分公众都得到可见的明显好处时，社会才处于驯顺和稳定的状态。而当社会的下层民众的极端性情绪被社会上层政治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时，而且这种合力将使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产生断裂或逆转时，就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危机。如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它虽然以青年知识分子强迫共产党交出执政权的形式出现，但它真正的原因却是市民阶层对社会进程产生的阶段性不适和恐惧。青年知识分子是飘散在社会上空的云雾，他们不代表谁，只是反映社会的情绪并从混乱中希图达到自己的一些意义不明的目标，如言论自由、自由派报纸等。在这一事件中，坚持社会进程的力量恰恰是执政的共产党（准确地说是共产党中的一部分），遗憾的是，西方绝大多数政治家却没有看清云雾下的真实。目前的中国，中间阶层即商品财富的真正代表“优秀品级”尚未发育成熟，上下两层社会势力之间没有形成坚固的隔离带，一旦社会进程发生重大挫折或某一事件诱发了下层的恐惧和愤怒情绪，将会发生真正的麻烦。中国的情况较之俄国更险恶，因为后者在社会的经济、文化、国民教育程度和政治规则等各方面的发展上远比前者优越，且没有庞大的人口之累，所以危机发生概率要小得多。中国经过近１０年的改革进程，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不平衡是普遍的。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中央控制与地方分权倾向、社会原则与经济刺激手段，获利者与一般民众，矛盾错综复杂重重叠叠，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数量巨大、低教育程度、未充分就业、经济生活窘困得高密度人群中。可以说，中央政府的任何一项举措都是部分失误，危机随时都会发生，风险将伴随始终。中国的社会改革进程已经起步，这一进程已无法逆转。一旦这个过程断裂，整个世界都将卷入一场灾难。所以，世界要帮助中国，中国也要帮助世界。本书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结构、公众文化心里以及社会经济运转的秩序、特征和支撑点等各方面进行分析，目的是使我们不仅能了解今天的中国，而且能清晰地辨清明天的中国的大致轮廓。我们将再回到那个老问题上去，世界的下一个危险源在哪里？对世界环境构成威胁的国家将具备哪些条件？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先生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美国海外用兵六原则。第一、除非特定的交战或时机被认为是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极关重要，否则，美国不应在海外把部队投入战斗；第二、只应在具有取胜的明确意图的情况下才投入作战；第三、实施作战应具有明确规定的政治和军事目的；第四、必须不断地进行重新估计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第五、这应得到美国人民及其选出的在国会的代表的支持；第六、这应是最后一着。 “六原则”以限制性条款的形式出现，表明了美国军事力量使用上的收缩、慎重、有效和克制的倾向。在前苏联解体以后，尽管世界上局部争端此起彼伏，但美国人并未充当假想中的全球安全宪兵的角色。但是美国人并未立地成佛。海外用兵虽然是“最后一着”，但仍是政治和外交的一种自然延伸的手段。六原则的第一条即对美国“国家利益极关重要”是启动工作程序的按钮，一旦触及它，其余原则则完全可以从程序上或技术上得到解决。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半岛两个敌对政权之间爆发了战事，杜鲁门总统迅速做出了出动海空军进行军事干涉的决定。当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先生得到美国国会的正式通知时，他留了眼泪。他说：“感谢上帝，这次不会重犯上回的错误了。”舒曼先生想到了二次大战前英法两国没有及时制止希特勒这段历史。朝鲜战争也成为了历史，但是人们关于灾难或潜在灾难的概念并没有改变。这一概念在今天包含下列含义：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由非逻辑的经济政策导致的财政破产、非民主化的政治结构和决策方式、不理想的人权状况，以及由上述因素引发的国内国际的动乱或战争，而当这一切与大规模战争手段如热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相联系时，国际干预将不可避免。于是，我们必须了解中国！上一页 cnlu.net 下一页